►薛定諤 圖片來源：wikipedia

作者按：

任何人一生都會經歷不同的情感困惑。包括科學家在內的敏感的知識分子，對此可能感受更加深刻。情感問題也許是最複雜、最難以把握和破解的人生難題。作為20世紀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薛定諤的情感生活令人唏噓。分析、理解薛定諤的情感世界，並由此展開思索可以發現：情感困惑是無法消除的表象，它是其背後幾對難以和解的矛盾激烈衝突的必然結果。這些矛盾是：情慾常在，但愛情保鮮期短暫；人生漫長，但擇偶期短暫；創造源於自我意識，社會法則總對自我有所剋制；社會穩定需要規則，社會進步需要挑戰規則。這些認識對於任何人更加理性處理自己情感問題都有所幫助。

撰文 | 厚宇德（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史教授）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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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諤的情感世界

中學時的薛定諤是維也納劇院的常客，有時他一週光顧兩次；欣賞之餘，他還撰寫《戲劇隨筆》。戲劇是薛定諤少有的終生愛好之一，對於他情感特徵的形成，至少有一定的影響。傳記作者沃爾特·穆爾在描繪薛定諤情感路線圖時，將薛定諤讀大學前的情感生活徹底清零，斷定他的第一次羅曼史發生在21歲讀大學期間。薛定諤這次戀愛熱烈而短暫，除了女孩的名字是愛拉外，再沒留下什麼。沃爾特·穆爾對薛定諤早年情感經歷的爬梳比較細緻，但有些斷語，還是有失草率之嫌且存在明顯的自相矛盾。如說薛定諤與愛拉的交往是薛定諤第一次浪漫史，可是書中也說，1915年身處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的薛定諤，曾用多篇日記動情地記錄再現中學時戀愛情景的夢境，而女主角是勒特。由此看來薛定諤讀大學之前的情感絕非白紙一張。([1]頁60-62)

薛定諤情感經歷的活躍期似乎開始於他結束學生生涯之後。他成為了維也納大學無薪講師，與父母親朋友的女兒、比他小8歲的弗利切·克勞斯相愛並私定終身。但女孩父母認為：“讓一個正在研究神秘數學的窮無神論者做女婿簡直無法想象。”([1]頁44)二人最後被迫解除非正式婚約。但弗利切真愛薛定諤，在薛定諤70歲生日時她曾送長詩一首，詩中有云：“當公雞高鳴晨曲，恍惚間，我彷彿覺得我們的童年剛剛離去。年少的嬉戲快樂，真真宛如昨夕。”([1]頁46)沃爾特·穆爾斷定：“在與弗利切解除婚約後的許多年中，艾爾文沒有再愛上跟自己社會地位相仿或高於自己的女子。” ([1]頁44)縱觀其後薛定諤的情感生活，確乎他再未與身份高貴的女性發生感情糾葛，而總是對那些他有機會接近、並在身份上可以俯視的女性傾注他的熱情。

在弗利切之後薛定諤與一位名為伊蘭尼·德雷克斯的女孩墜入愛河，但又是一場無果而終的浪漫。薛定諤工作之始，在弗裡茨·克爾勞施領導之下。薛定諤認識了克爾勞施家的小保姆安妮·波特爾，這是位1896年出生的農村女孩。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薛定諤已經追求或交往過多位女孩，仍處於藕斷絲連狀態的也大有人在。但只有這位農村出身的安妮·波特爾來軍隊看望過薛定諤。之後二人成為戀人，於1919年訂婚並最終邁入婚姻殿堂。

這對年輕夫妻性格不合、沒有共同的興趣愛好：“他們在很多方面很不匹配，安妮幾乎沒受過正規的教育，對知識也沒什麼興趣。她鋼琴彈得不錯，並有一副好歌喉，但艾爾文對此卻毫不動心，而且他從不許她有一架鋼琴。安妮體貼周到，善良開朗，是個有點像男孩兒似的頑皮姑娘。當她再大一些，長相明顯地男性化了。……安妮最明顯的特點是對艾爾文本人、他的相貌、性格、才華都崇拜得五體投地。” ([1]頁89)婚後妻子不能生育並對其他男人明顯有興趣的事實，讓薛定諤耿耿於懷：“在一起四年了，他們沒有孩子，性愛空前的不和諧。在蘇黎世他們這個特別的圈子裡，性解放很是盛行……婚外情不僅可被寬恕，而且人人嚮往，甚至會使別人因為嫉妒而心生渴望。安妮覺得赫爾曼·外爾（Hermann Weyl，1885-1955.此人即在20世紀數學與理論物理界都大名鼎鼎，深刻揭示過對稱內涵的大數學家外爾，本文作者注）是她願意全身心投入的情人……艾爾文和安妮曾考慮過離婚的可能性，但安妮不同意。出了臥室，他們還是一對和諧的夫妻；她實在是個出色的主婦和可靠的妻子。這樣，雖然雙方各自都自由尋找性夥伴，但仍繼續維繫著這個婚姻。” ([1]頁119)顯然，妻子的不捨心理以及薛定諤在持家上對安妮的習慣性依賴，成為他們婚姻得以延續的決定性因素。

轉眼到了1925年夏季，安妮把富人容格（據傳安妮母親是容格傢俬生女）家族的一對14歲孿生姊妹（伊蒂、維蒂）介紹給薛定諤，請他為她們輔導數學。不久薛定諤開始寫情書與詩歌追求伊蒂，伊蒂17歲時成為薛定諤的情人。

1925年年末薛定諤不知不覺踏入事業巔峰期，這一鉅變仍缺不了女神的眷顧。薛定諤寫信邀請在維也納的一位女友到阿洛薩過聖誕節。現在已經無法確定這位神秘女友姓何名誰，但可以肯定這位伴侶極大地激活了薛定諤的創造力：“艾爾文才智激增，極具戲劇性。他進入了長達12個月之久的活躍創造期，這在科學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1]頁131)在此期間他建立了他的曠世科學傑作——波動力學。

1927年聲名鵲起的薛定諤到柏林大學做教授。那一時期，“柏林是歐洲最放蕩的城市。” ([1]頁167)這樣的氛圍一定有助於薛定諤的荷爾蒙分泌，不善於交際的他依然離不開情人。這時他主要的情人仍是少女伊蒂，但伊蒂不足以填滿薛定諤情感世界的空虛：“他的風流韻事總是不乏浪漫情懷……那時他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伊蒂……薛定諤還有其他幾乎不為人知的戀愛故事。”([1]頁168)

1929年底薛定諤認識了同事阿瑟·馬奇新婚的妻子希爾德。希爾德身材苗條頎長，出身於普通家庭，接受的是非正規教育。薛定諤旋即向她展開愛情攻勢，但並未立即如願以償。薛定諤對此毫不灰心，他在日記裡寫道：“從來沒有一個女人在同我睡過之後，會不想同我共度餘生。”([1]頁185)這一念頭萌生的信心使他果然得以令希爾德就範。最終二人騎車旅行並致使希爾德懷孕。1931年安妮的老朋友漢西·拜爾來柏林，與薛定諤一家去滑雪遊玩。薛定諤與漢西·拜爾擦出迅速擦出愛火。因此，這一時期，薛定諤同時擁有伊蒂、希爾德和拜爾等多位情人。

與少女伊蒂交往之初，薛定諤有過娶她的想法。一段時間裡雖然他對伊蒂保持著一往情深的感覺，但逐漸意識到伊蒂不適合做妻子，但這不影響二人繼續交往。1932年夏天安妮不在家，薛定諤迎來伊蒂，二人一起散步、游泳、划船，直至伊蒂懷孕。雖然不想與安妮離婚，但薛定諤竭力勸說伊蒂將孩子生下。薛定諤做此設想僅僅是因為，他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兒女，事實上此時在他心裡分量更重的是希爾德，對伊蒂的愛已經大大褪色。伊蒂失望之餘而墮胎，手術導致她再嫁後終身不育。但伊蒂對薛定諤還是舊情難忘。1934年伊蒂與薛定諤在倫敦曾短暫再次聚首。

1934年5月希爾德在牛津為薛定諤生下了女兒，取名魯思·喬治亞·埃裡克。薛定諤的情感世界達到了他期待的狀態：安妮為妻、希爾德做妾，組成妻妾並存之家。這時雖然希爾德仍是同事的妻子，但是薛定諤卻視其為自己的家人。薛定諤在日記中寫到安妮對待薛定諤這個私生女的態度也耐人尋味：她“愛這個孩子勝若己出”。([1]頁219)後來當這個孩子被帶走離開時，安妮悲痛萬分，竟然企圖自殺。

薛定諤與安妮、伊蒂以及希爾德的關係已經足夠複雜，但這還不是這一時期薛定諤情感網絡的全部。他還曾同有夫之婦畫家、攝影家漢西·博姆墜入愛河，兩人1935年曾結伴度假。1940年薛定諤和安妮應邀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迷上了朋友姐姐的12歲女兒巴巴拉。經朋友嚴肅警告，薛定諤停止了對巴巴拉的追求，但是仍把她列為生命中的單戀對象之一。1944年前後薛定諤同一位叫做希拉的女性熱烈相愛又分手。之後薛定諤通過情人希爾德認識了26歲的凱特，並展開對她的追求，很快二人即結伴前往海濱城市維克洛旅行。正在此時薛定諤得知希拉與他愛情的結晶即將誕生，她也為薛定諤生育一女。希拉後來與丈夫戴維離婚，但她與薛定諤的女兒竟然由戴維撫養。1946年6月凱特又為薛定諤生育一女，取名琳達·瑪麗。這個女孩被帶到薛定諤家，由安妮和僕人照看。這之後薛定諤與1931年結識的漢西·拜爾再續舊情，二人到倫敦相聚。拜爾介紹自己的朋友繪畫陶藝師路西·萊與薛定諤認識，薛定諤與路西·萊隨即雙雙墜入愛河。

這便是《薛定諤傳》中展示的薛定諤令人眼花繚亂情感生活的基本面貌。有理由斷定薛定諤的日記以及書信等資料中的記載，並非其情感生活的全部。他承認：“就這些事而言，沒有男人是完全真誠和可靠的，而且他也不應該這樣。”([1]引言，頁Ⅶ) 因此，薛定諤的情感世界，不會比沃爾特·穆爾的描寫簡單，而很可能更加複雜。

薛定諤不是特例

薛定諤的情感世界可謂花樣翻新，令人訝異。但如果留意一下會發現，即使侷限於科學界，薛定諤的情感生活也並非一枝獨秀的另類，更未必是登峰造極者。

希爾伯特是20世紀數學家的魁首，也是馬克斯·玻恩在哥廷根大學最敬重的老師。希爾伯特50歲生日時，玻恩等眾弟子為這位大師合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的詩句：“他從未吻過瑪爾薇娜，她的丈夫胡塞爾看著呢。”[2]這裡的胡塞爾就是那位創立現象學的著名的哲學家。這一詩句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不是胡塞爾在看著，希爾伯特就會親吻他的妻子瑪爾薇娜。學生以此調侃他們敬愛的老師的一個習慣：“希爾伯特對女人有一個大弱點，他老是按照一種奇特的方式同新歡調情，無論是對女學生或同事的妻子，或者女演員，都是這樣。”[2]

玻恩描寫希爾伯特軼事的言辭使我們相信，看似相對極端而混亂的薛定諤情感生活，在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背景下，並非絕無僅有的異類之舉。愛因斯坦為《愛因斯坦傳》作序時說過這樣的話：“被作者所忽視的，也許是我性格中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於瘋狂的那些方面。這些東西似乎是那個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的大自然為了它自己的取樂而埋藏在人的性格里面的。”[3]愛因斯坦沒有詳細解釋，被傳記作者忽視的他“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於瘋狂的”那些方面，究竟具體所指為何。想來是內容豐富的，其中如果包含愛因斯坦在情愛方面離經叛道之事，並不讓人意外。因為有足夠多愛因斯坦的愛情故事為世人津津樂道。

薛定諤的情愛故事揭開了人生課題的一塊遮羞布。簡單粗暴地斥責薛定諤道德敗壞、缺乏責任感等等意義不大；搞清這類情況出現的根本原因是比較有意義的。生理意義上的愛情保鮮期十分短暫。有科學依據表明，處於熱戀中的大腦會分泌的愛情物質多巴胺，數量不少但在最多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會被揮霍一空。但是另一方面，人不像有些動物，有特定的發情期，人類的性渴望幾乎與生俱存。這一矛盾是包括薛定諤等在內的名人們，一幕又一幕上演情感悲喜劇的根本原因。客觀地講，在漫長的一生中，要求每個人在情感世界必須一諾終生是不現實的。這也是現代社會婚姻自由觀念包括依法可以離婚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的一段話堪稱現代人情感法典的第一準則：“在婚姻關係上，即使是最進步的法律，只要當事人在形式上證明是自願，也就十分滿足了。至於法律幕後的現實生活是怎樣的，這種自願是怎樣造成的，關於這些，法律和法學家都可以置之不問。”[4]恩格斯這段話的核心內容是：在現代人的情感與婚姻事務中，愛情與自願是高於一切的先決條件。薛定諤在情感生活中，有手腕、有心機、有私心而幾乎無視世俗道德觀念，但他仍然走的是情感攻勢，並未違背自願原則。如果認為薛定諤的情感生活是失敗的，那麼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風俗與文化薰陶對他的影響，不可低估。他不是生活在奉“存天理滅人慾”為道德規範的國度，他也不是生活在渺視世間幸福的中世紀，在薛定諤所處的時代，他所隸屬的“這個特別的圈子裡，性解放很是盛行……婚外情不僅可被寬恕，而且人人嚮往，甚至會使別人因為嫉妒而心生渴望。” ([1]頁119)在一個道德標準混亂的時代，個體的墮落算不得新奇。因此薛定諤固然有錯，一定意義上他也是時代文化的受害者。

激情與創造

薛定諤毫不避諱地描寫他的一生，“不考慮與女人們的關係，……會造成巨大的空白……”([1]引言，頁Ⅶ)薛定諤在情慾世界的我行我素，對於他的科學事業意味著什麼？在沃爾特·穆爾看來，情感世界恣意妄為的隨心而動是薛定諤科學創造的重要助推力：“薛定諤是個激情化的人，很有詩人的氣質。正是普朗克、愛因斯坦、玻爾的舊量子論山窮水盡的絕望境地激發了他天才的靈感。看起來，精神上的壓力，特別是由於熱戀而產生的心理壓力也有助於而不是妨礙他科學上的創造性。”([1]引言，頁Ⅶ) 如果薛定諤的人生是一束絢爛而活躍的火花，那麼這束火花燃燒的不僅是他的智慧、學識、才華，更有他的愛情。

在弗洛伊德看來，人類精英在科學與藝術等領域取得成就，是在性本能不能如願以償的情況下，生命力一種折射釋放的結果：“性本能一旦屈從於文化的第一需要，便無力得到完全的滿足。這種能力便是文化的最大成就的源泉，而文化成就則是由於淨化了性本能的組成部分以後才取得的兩種本能——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要求之間不可調和的對立，使人取得更大的成就，雖然事實上他一直處於危險（比如，神經症）的威脅之中。”[5]弗洛伊德的觀點不無道理但有失偏頗。性慾不是人類慾望的全部，人還有求知慾和好奇心，作為社會人還有成為世人之翹楚的慾望等等。把這些慾望一律看做以性慾為決定性變量的函數，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雖然如此，包括科學在內的文化創新活動與人的激情有關是有事實依據的。在文學界，一位詩人的一場愛情可以曇花一現，但是這場愛情孕育的一部詩集或一首膾炙人口的詩作，卻有可能流芳百世。在筆者看來，創造力強勁、性慾旺盛都是生命力強大的標誌。弗洛伊德的觀點只揭示了性慾與創造力之間複雜關係中的一種情形。除了二者之間的這種此消彼長的可能外，二者之間還存在著彼此促進、相輔相成關係。薛定諤創作高峰期有神秘情人相伴就是一個例證。第三種關係是：創造力枯竭造成的心理焦慮，唯一的發洩渠道即是過度的情慾氾濫，薛定諤科學高峰期之後的表現是對這一情形的極好詮釋。

創造不是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專利，政界、軍界、經濟界……創造俯拾皆是、無處不在。另一方面，情感需求也不完全是基本需要有保障後的奢侈品，有人之處便有激情。“文革”期間幹校的生活是艱苦的，但是筆者聽過幹校裡知識分子的真實愛情（包括婚外情）故事。筆者不希望讀者基於本文得出科學家和文學家等都是色情狂的錯誤結論。用心調查，可以發現一個也許不為人喜歡但卻無法否定的事實：在人類社會360行中，諸領域之翹楚，無論政治家、軍事家、商人，還是醫學家等等，大凡心理與生理正常的風雲人物幾乎都伴有風流韻事。這並非是無解的困惑，只因為他（她）們都是生命力極其旺盛而強大的人類。

薛定諤給我們的啟示

領略薛定諤的情感生活的過程，也是感悟、體驗與思索的過程。在正常社會，個別人的行為在道德水平線附近的漲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客觀存在。挑戰規則與底線的人既包括有反社會者，也不乏絕頂天才。往往庸凡之輩才能處處循規蹈矩，而只有敢於藐視既有戒律的超凡脫俗者才有可能成就偉業。世人歌頌偉業的創造者以及他們締造的偉業，卻又慣於對他們超凡脫俗、有違綱常的行為說三道四。這是既有社會規範與天才本性之間無法和解的衝突。社會穩定需要規範，社會進步需要天才，二者缺一不可。

筆者並非刻意替天才鳴不平併為其謀求特權，指出這一矛盾屬於無法抹殺的客觀存在，只為提醒世人以及足擔天降大任的天才，彼此之間都該做些適當的自律，並盡己所能給對方一些理解。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到某種合理的平衡態。作為薛定諤的同代人，玻恩生活拘謹，薛定諤的所作所為也令玻恩震驚，但這不妨礙他與薛定諤成為好友，他對薛定諤的寬容態度值得借鑑：“對我們中產階級人士來說，他的個人生活看起來很奇怪，不過這都無傷大雅。他是個很可愛的性情中人，風趣而有主見，和藹而又慷慨，並有著最完美能幹的大腦。”([1]引言，Ⅸ.) 如果在大尺度時間背景下去審視，人類歷史上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留給後人的往往並不是道德汙點，而多是奇人逸事。如果沒有了司馬相如、沒了唐伯虎等才子們，也沒有了依附於他們身上的卿卿我我的愛情或風流故事，人人清一色全是朱熹、王陽明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衛道士，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會更加絢麗、可愛嗎？

在對某種程度的“越格”的無法避免予以理解之後，還是需要有更多思考。做人要儘量培養更多的興趣愛好。薛定諤作為物理學家，對於生命現象有深入思考，喜歡研讀哲學，但是總體看來他還是一個高雅興趣愛好的缺乏者。如果他對於音樂、繪畫等等有濃厚的興趣愛好，且不說這可能會進一步昇華其精神境界，總能將其投入情慾方面的精力分流一部分出來。

科學家、學者要盡力拓展自己的學術視野。從個人天賦才智上看薛定諤與玻恩很相似，二人作為理論物理學家，都數學功底深厚，都比較精通哲學，都不是實驗的門外漢。薛定諤的研究領域比較寬廣，在量子力學以及生命科學方面都卓有建樹。但是其物理學專業視野的寬展度，遠不及玻恩。玻恩在量子力學、晶格動力學、光學、非線性電磁場、相對論、液體理論等諸多方面，都勤奮耕耘。憑藉薛定諤的能力和精力，他本可以象玻恩那樣進一步廣種博收，但是事實上他卻沒有做到。如果他的科研視野再有所拓展，如同玻恩一樣兢兢業業，也許他就能象玻恩一樣享受簡單而相對恬靜的感情生活。

任何社會人總要對自己有所節制。如果薛定諤對於自己的情慾能有所節制，他的個人生活也許就會更加井然有序。在閱讀薛定諤的傳記時，筆者不止一次想起歌德。薛定諤是有著詩人氣質的職業科學家，而歌德是酷愛研究自然科學的大詩人。二人都是情聖，但比較而言，歌德在某些方面某些時期，能做到有意識地嚴格律己。作為魏瑪宮廷大劇院總監，他身邊可謂佳麗無數，而且這些佳麗中不乏仰慕歌德及其權勢、地位和名望者。但是對此歌德有原則：“我剋制自己，對自己說，‘不能走得更遠了！’我認識到自己的地誒和職責。我站在劇院裡，不是作為一個私人，而是作為一個機構的首腦。對我來說，這個機構的興旺比我個人霎時的快樂更為重要。如果我捲入任何戀愛糾紛，我就象一個羅盤的指針不能指向正確的方向，因為旁邊有另外一種磁力在干擾。”[6]薛定諤在情感世界則表現得更加自我。他讓同事的妻子在不離婚的前提下為自己做妾，這在20世紀20-30年代的西方世界也非家庭生活的常態，薛定諤對此不以為然：“傳統的道德無需多慮，只要當事人接受這種狀況就可以了。”([1]頁203)如果薛定諤能夠象歌德那樣對個人本能的情慾有所節制，他的一生完全可以更加幸福、更加有成就。

當然，如果薛定諤果真做出一些努力和改變，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也許尚未誕生即已夭折。人生就是一種選擇，絕對的中庸與止於至善，是難以把握的度。薛定諤是一位科學大家、思想家，甚至還是一位詩人。在有的人看來，他可以被斥為道德敗壞的流氓、感情騙子、幼女侵害者；在他自己看來，他只是自己精神和情感欲求的忠實僕人。換一個角度，也不妨可以說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一位探索者、實踐者，甚至自我實現者。橫嶺側峰、見仁見智。無論如何，曾存在這樣一個人物，他給某些人制造了不小的情感創傷，但同時他又是人類科學領域不折不扣具有卓越貢獻的大人物之一。

科學傳播，不僅要傳播科學知識，也要讓大眾更多瞭解科學家。介紹科學家不能只介紹他們陽光甚至聖徒的一面，而這是過去和現在多數常見的做法。事實上，不迴避人性弱點地將科學家作為有血有肉的人去介紹，讓人們瞭解實實在在的他們，才更符合科學的基本精神。面向未來，值得學習的經驗與需要警戒的教訓同等重要。

參考文獻

[1]沃爾特·穆爾.薛定諤傳[M].班立勤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17.

[2]玻恩.我的一生[M].陸浩、蔣效動、楊鴻賓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217.

[3]許良英、趙中立、張宣三編譯. 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41.

[4]恩格斯. 國家、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0.

[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論創造力與無意識[M].孫愷祥譯.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186.

[6]愛克曼輯錄. 歌德談話錄[M]. 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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