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朝以來，科舉一直是歷朝歷代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而學校是培養科舉人才的主要場所。科舉的興盛既是地方文化實力的重要表徵，也是教育繁榮的外在體現。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延續了1300年。莆田，自梁陳間鄭氏開莆來學以來，文教昌明，俊秀如林，名宦輩出，“科名之盛，甲於閩中”。根據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相關數據顯示，中國有“十大進士之鄉”（數量排名依次為：蘇州、福州、杭州、吉州、常州、紹興、寧波、興化、撫州、徽州），如今莆田所在地區（歷史上的興化）歷代進士總數2482人，數量位列第8。
此外，按縣域進士總數算，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進士縣”只有 18 個，其中考取進士最多的五個縣為莆田、閩縣、鄞縣、吳縣和錢塘，興化府所轄的莆田縣考取的進士達1800多人，居全國之最，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進士第一縣”。此外，莆田縣還是“中國第二狀元縣”（第一為安徽休寧縣，有狀元19人），曾有狀元17人，榜眼5人，探花5人，登宰輔者10人。
興化莘莘學子，不僅創造了科舉史上的罕見現象，而且留下了許多廣為流傳的科甲佳話，諸如“魁亞佔雙標”“一科兩狀元”“四異同科，七名聯第”“父子一榜，昆季同年”“相樞同朝”等等，不愧為“中國進士之鄉”。莆田這方充滿神奇色彩的土地，因此被譽為“文獻名邦，海濱鄒魯”。
開莆來學 文明肇始
莆田的文化歷史，可追溯到南朝梁陳時期，至今1500多年。士人談及莆田文化時說：“莆邑之稱為‘文獻名邦’，實肇於陳代之鄭露。”據明《興化府志》記載：鄭露祖籍河南滎陽，先輩過江入閩。其遠祖鄭昭曾途經莆田，“愛其風土”，將祖墓遷到莆田南山。南朝梁陳時期（502—589 年），莆田郡人不知儒學，鄭露、鄭莊、鄭淑三兄弟從永泰遷徙而來，在鳳凰山麓、南湖之畔、祖墓之側建起莆田歷史上第一家書堂——湖山書堂，讀書授徒，首開莆陽文風。南宋理學家朱熹由此褒獎鄭露“倡學功高澤且宏”。明代史學家黃仲昭也在《舉人、進士題名碑》中評價說：“郡人業儒自露始。”鄭氏三兄弟“開莆來學”，為莆田帶來了濃厚的重教興學風氣，從而奠定了莆田文化繁榮發達的堅實基礎。
宋代是莆田重教興學蔚然成風的時期。自北宋鹹平初年，莆田就形成了相當完善的官辦學校、民間書堂、家塾義莊“三位一體”的教育體系，成為當時全國為數不多的重要教育中心之一，從而營造出莆田“文獻名邦”一道亮麗的文化風景線。
朱紫蟬聯 名宦輩出
莆田地區（歷史上的興化）曾有“比屋業儒、尚學仕進”的傳統，民間流傳著“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的動人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莆田濃厚的向學氛圍。官方和民間對地方教育的重視，造就了莆田在中國科舉歷史上的一個獨特現象。莆田地區（歷史上的興化）歷代進士總數2482人（含特奏名、諸科、舍選等進士），其中莆田縣1800多人、仙遊縣500多人、興化縣100多人；歷代狀元21人，其中正奏文狀元9人、正奏武狀元2人、特奏狀元8人、釋褐狀元2人；歷代榜眼7人；歷代探花5人；歷代宰輔（含贈予）17人。
其中，正奏文狀元9人，分別為：徐寅、黃仁穎、徐鐸、黃公度、鄭僑、吳叔告、陳文龍、林環、柯潛；正奏武狀元2人，分別為黃仁渢、薛奕；特奏狀元8人，分別為劉景暘、鄭測、林洵美、方鎬、陳從龍、王聲叔、彭彝甫、林濟孫；釋褐狀元2人，分別為林自、謝侯善；榜眼7人 ，分別為：陳睦、方萬若、蔡佃、李宗師、陳俊卿、黃艾、李喬；探花5人，分別為：翁承贊、黃暘、林文、李仁杰、戴大賓。宰輔17人，分別為：翁承贊、潘承佑、陳洪進、留居道、陳靖、蔡京、蔡卞、蔡攸、葉顒、陳俊卿、龔茂良、鄭僑、黃鏞、陳文龍、周如磐、黃鳴俊、朱繼祚。
學術昌明 著述如林
正由於有如此壯觀的科舉成就，莆田湧現出如黃滔、徐寅、蔡襄、鄭樵、林光朝、劉克莊、黃仲昭、鄭紀、柯維騏、林兆恩等一大批在福建、全國甚至世界上有影響的大家。尤為可觀的是，莆仙人著書立說，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強勁勢頭：唐末25部，宋朝高達2632部，元朝雖有些下降（為 60 部），但到明朝又升至 944 部，至清朝也仍有470 部之多。
單就清朝乾隆時修撰的《四庫全書》，莆仙人的著作就有43 部 831 卷被收入其中，還有 37 部 345 卷被當作存目收錄。在如此眾多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煌煌鉅著和傳世佳作，其中北宋蔡襄所著的《茶錄》《荔枝譜》等園藝名著，已被翻譯為英、法文流傳國外；南宋鄭樵著述的《通志》200 卷，是莆田自古以來影響最大和最為久遠的一部百科全書式鉅著，與杜佑的《通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南宋著名文學家劉克莊所著的《後村先生大全集》，也是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鉅著。
捨生取義 代不乏人
莆田先賢不僅立言，立德於後世者也不乏其人。唐著名詩人徐寅以“臣寧無官，賦不可改”的凜然氣節在唐代文壇傳為美談；南宋狀元陳文龍是一個高唱“未聞烈士樹降旗”堅持抗元到底的英雄，林則徐稱讚他與文天祥“隆名並峙”；明代御史林潤，彈劾王公、宰相黨羽，不畏權貴，大義凜然；明禮部尚書林堯俞好學束脩，雅負物望，魏忠賢矯詔命他題匾，他大書“畏天堂”三字，屢忤魏忠賢等；明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林蘭友一日三次上疏彈劾同鄉同窗同僚，轟動朝野，人稱“鐵面御史”；明末清初的南京禮部尚書朱繼祚堅持抗清，至死不屈，以身殉職，留下悲壯的一頁，可與史可法相提並論；清末御史江春霖，對腐敗當局嫉惡如仇，強烈抨擊奸臣權貴，聲震朝野。這些仁人志士用他們的高風亮節為莆田“文獻名邦”營造出一道絢麗的道德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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