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無情人有情，但是即使在充滿溫情的社會下，“一罩難求”的現象一時難以緩解。
- 面對當下口罩等抗疫防護產品越來越稀缺時，有的人堅稱口罩不能提價，國家有難，商人不能失去“理智”；有的人說口罩已經稀缺，疫情下人工等成本無形中上漲，適當提價也是合理的；更有的人說口罩應當高價，做好統籌分配，讓口罩流動到急需的人那裡。
疫情中，口罩要不要漲價？不一而足，眾口難調，各有各的道理！
可是，口罩終究是商品，即使疫情肆虐，仍然是一種市場行為，我們就用經濟學中“帕累托最優”原理來看看，提價是不是“發國難財”呢？
一、帕累托最優是實現效用最大化
我們都喜歡用經濟學的原理來解析市場行為。可是，我們一定要記住，所有經濟學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社會效用最大化，這就是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原理。
那麼，這個理論中包含了兩層的外在含義：
1、只有競爭均衡才是真正的帕累托最優，必須要放在市場上公平競爭；
2、在適當的凸性假設條件下，要合理地對財富進行定額分配，那麼帕累托最優的配置就是競爭均衡。
在市場經濟中，如果能夠滿足帕累托最優的這兩個前提條件，自由市場下，政府的干預手段肯定是越少越好的。
然而，絕大數的情況下，總是會不斷的出現“發國難財”的情形，這裡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不符合帕累托最優的重要假設條件：完全市場競爭。
也就是說，產品的價值並不是供需關係的最真實反應，而是一種被扭曲的價格。在這種情形下，單靠市場調節的手段也是無法彌補的，也是無法達成社會效用最優化。
為何要這麼說呢？我們來舉最簡單的例子，比如壟斷行業、嚴重信息不對稱的行業，還有部分供貨商有特殊渠道的行業，這就會讓完全市場競爭在無形中變得“失靈”了。
這次疫情中，口罩其實已經也是出現了市場失靈了！
二、疫情中，口罩市場“失靈”的解析
我們回到這次的疫情中，看看口罩這個產品，各種價格無奇不有，即使有錢都難買到，可以說口罩這種最重要的防護產品已經完全“失靈”了，我們需要具體解析下。
1、疫情突發，市場作用跟不上。
我們都知道，這個疫情屬於短時間、一次性的突發事件，來得夠快，而價格對市場調節的作用顯然是屬於滯後的，變成一般只能指導下一期的供需關係才有價值。
疫情是瞬息萬變的，口罩正是在萬分火急的時候，它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等待市場發揮作用。
2、口罩產品，具有非常強的外部效應。
口罩作為防疫品，如果你買到戴上，對別人就是能受到很好的保護；而當別人都佩戴上口罩，你也是會從中受益的。
當下的疫情，政府三申五令的強制措施，要求我們出門上街都必須佩戴口罩，一方面是保護自己，也是在保護別人的。
這就是說，不只是說你需要佩戴口罩，更重要的是社會需要你必須佩戴上口罩才好。
這就是一種“外部效應”，意思是說，當一個消費者或一個企業的生產可能會直接受到經濟中其它個體行動的影響時，這個外部性就會不知不覺的產生了。
這個含義中特別提到的“直接”，其實就是已經排除掉即使價格調整也無法產生任何效應，說白了就是金錢也是無法衡量的效應。
我們可以再舉例一些具有外部性的商品，比如一些企業或工廠必須要排汙，如果它是非法排汙，甚至是合理排汙，個人都會因為它的排汙多少受到侵害的，不是嗎？
當商品具有外部效應時，即使你付出價格也並不一定就能得到效用，競爭均衡也不是帕累托最優的，市場也不能達到最優配置的。
3、本次疫情還有特殊性，低收入人群佩戴口罩社會福利更高
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放任口罩無限的漲價，那麼，從事一些低端崗位，甚至是服務業的超市收銀員、街道清潔工、外賣配送員等等，有可能會因為價格過高，他們會買不起，或者根本不願意買。
可怕的是，這些人群的工作性質又會決定了必須要大量的接觸流動人口，而且也是最需要佩戴口罩的群體，不是嗎？
按照口罩外部性的特點，如果都能讓這部分人帶上口罩，不僅是保護他們，而且還是保護需要和他們接觸的任何人，包括你我，甚至那些高價也會去買口罩的人。
如果急需口罩的人反而買不到，而那些坐在辦公室裡或在家辦公又享受高收入的人群才能買到，那就是一種嚴重的資源錯配，這就是經濟學中最需要避免的現象。
三、口罩“市場失靈”，如何解決更好
在面對疫情中口罩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種“外部化”的特殊性，儘量做到內部化。因此，小編提出一些供探討的解決辦法。
1、徵稅與補貼，雙向出擊
當出現負面的“外部性”時，通常的解決辦法就是徵稅。道理很簡單，那些汙染性的企業，肯定會有負的影響，那麼就要徵收“環保稅”。
如果是出現正面的“外部性”時，口罩其實就是一種正的“外部性”，那一般就是可以做一些補貼政策。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群必須佩戴口罩，而且還能給社會直接帶來的福利的，那麼就可以多給他們補貼一些錢，這就是一種正向積極的調節方法。
當然，也可以採取間接的方式，給口罩生產商直接補貼，讓口罩生產變得最大化，價格最大化，這都是能夠起到良好效應的。
2、另一種調控：配額
我們經常說，市場調控要“兩手抓”，那麼除了徵稅與補貼之外，還有另一隻手可以做的就是“配額”政策。
在現實的執行過程中，這兩個似乎看起來有類似之處，但是兩種政策執行所產生的效果卻是完全不同的。
現階段，疫情緊急，我們就是需要市場調控和配額的兩個手段齊頭並進，一方面是在於穩定市場的口罩價格，另一方面則是促進口罩生產企業加大馬力生產更多的口罩。
如果能夠做到財政補貼與配額雙管齊下，那就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但是，我們要知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想要制定出一套合適的方案，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走財務補貼其實是有一定難度的，畢竟這需要對相關領域的生產情形、成本以及產品質量等做充分的調研才能出臺的。
但是，行政手段是可以在應急的情況下馬上生效，在這種疫情特別緊張的時刻，應該先以行政手段為主，多做配額，也許才是最理想的。
我們目前看到的口罩市場調控手段就是限價，其實做好配額也是可以多多使用的。
如果只是單純的終端價格限價，其實也是在無形中把盈利的壓力放在零售終端的藥店老闆頭上，這就是需要做各個環節的合理限價，同時做一些適當的補貼，幫助消化成本壓力。
如果能夠做到配額，就是相當於可以防止搶購、囤積居奇等等的惡意行為。比如採購到一批支援災區的口罩，可以規定每人憑著身份證每天只能領取多少個，也可以通過採取政府的完全採購手段，直接按照居民定額分配。比如現在有些城市已經開始執行一些搖號制度，還有杭州採取向市民免費發放口罩等，這都是一種配額的手段。
3、鼓勵個體對外部性進行協調
當然，這是一種經濟學上傳統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放在這種疫情情景中，因為口罩對外部性是屬於正面的，也不能通過協調去改變，畢竟佩戴口罩效應是可以實現“人人被保護”的。
也就是說，疫情下的口罩，做外部性協調是行不通的，不適用的，也是不鼓勵的。
四、重點：政府該不該干涉市場配置？
上述提到的解決方案中，不斷是限價還是做配額，其實都是需要有政府手段的干預。可是，這次對於口罩問題，許多人觀點不一，這裡的聚焦點其實就是在於：在災害環境下，政府應不應當干涉市場的配置？
很多人都提供論據，認為放任自由市場，可市場也並不總能提供有效配置，這就是這次新冠狀病毒的特殊性所在。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要說用計劃就能優於市場，而是計劃手段也要用好的解決方式。
其實早在70年代美蘇爭霸時期，就有一大批制度經濟學家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什麼情形下，計劃更有效。
2019年過世的馬丁.魏茨曼教授的代表作《價格vs數量》就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他認為，即便完全解決了計劃激勵機制問題，也仍然存在市場與計劃兩種機制之間的基本權衡問題。當社會效益函數curvature足夠小（例如隨著商品的數量線性上升），即人的偏好更加靈活、可以在不同產品之間選擇，同時當社會成本函數curvature足夠大時，即產能存在剛性時，價格機制導致較好的結果，因為價格可以將最高效的生產者篩選出來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但是如果是反過來，社會效益函數curvature較大，即人們的偏好更加死板，而社會成本函數的curvature較小時（產能提高並不會帶來成本的加速上升，產能的剛性較弱），定量機制更好，因為數量機制可以在不引致高成本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因此，可以看出，這是個值得爭論的議題，我們無法輕易的去下定論的。
結論：用經濟學帕累托最優原理，要避免利益最大化
口罩要不要漲價，如果用經濟學的思維，還是會有人說市場就是無情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商業的本質，畢竟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如果用計劃手段是不是就是一種道德綁架呢？
其實不然，小編堅持的還是帕累托最優的原理，所有研究和執行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總效用最大化，只要能做到這點，就是最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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