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代女人外向潑辣，宋代婦女卻內斂柔和。唐代女人喜歡騎著高頭大馬招搖過市，宋代婦女卻只能站在重重幃簾之後，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張望一下。唐代婦女可以和男人一樣，大呼大叫地參加集體體育運動，宋代婦女卻裹起了三寸金蓮，講究起行不動裙，笑不露齒。唐代婦女以豐肥壯碩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態，比如張子野的《菩薩蠻》中所描寫的那樣：“輕怯瘦腰身，紗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凡是唐代的事物，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韋炯墓壁畫中那肥碩的女子和強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雙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飛揚的駿馬，無不體現出唐人強烈的自信和力量。而宋代文物的風格則細膩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晉祠的侍女像，藝術評論家說它的特點是“流暢、秀麗，特別是在刻畫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這尊侍女像一樣，宋代雕塑體型普遍變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們均以小巧細緻，富有生活情趣而取勝。

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人喜歡畫駿馬、蒼鷹和牡丹。因為這幾種熱烈、奔放、大氣的意向正抒發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別是牡丹，因為其熱烈奔放，豔壓百芳的強勁感官衝擊力和至強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為唐代的國花。與宋代的文人畫家卻偏愛畫梅蘭竹菊，它們獨處山中，低調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氣，宋瓷精緻。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勝，宋瓷則精緻而謹慎。小山富士夫說：“唐瓷華貴，宋瓷純淨，明清瓷器精細俗豔。”宋瓷或為純白、漆黑，或為清澈無垢的青白，或為幽玄深邃的粉青。與大氣粗樸的唐瓷相比，它簡潔清秀，反映出宋人細膩內向的心理性格。

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唐朝文人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他們熱情地嚮往建功立業。李白“十五學劍術”“一射兩虎穿”；岑參“近來學走馬，不弱幷州兒”。他們下馬能飲酒，上馬能殺人：“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遨遊。”（李白《白馬篇》）

宋代文人卻不再向往到邊塞去領略風沙，習武從軍在他們看來是卑賤的事業。宋詩中很少出現邊塞、駿馬和戰爭。唐人筆下的邊塞壯麗無比：“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對比之下，宋代為數不多的邊塞詩詞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讀起來是那麼的淒涼。如果說唐詩體現的是少年精神，那麼宋詩則充滿了中年人的冷靜和沉思。

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

二

變化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後是動盪不安的藩鎮割據，後來又是亂成一團麻的五代十國。

武人統治的時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離失所，連皇帝都是高危的職業。梁太祖朱溫、閩主王延鈞、趙王王容，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等人都是死於兒子(或養子)之手。兄弟相殘更是司空見慣：梁太祖的兒子們互相殘殺，到梁朝滅亡時，8個兒子(養子)一個不剩。五代14帝中，除唐莊宗、周世宗留個了幾個子嗣外，其餘12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斬草除根。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通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

在成為皇帝之前，趙匡胤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皇帝的禁衛軍司令。他深知在這個職務上，一個人可以做成什麼樣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後，這個職務被取消了。

與此同時，趙匡胤又把軍事指揮權和軍隊調動權分開。這就從制度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為了降低人們對武官職務的興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見了文官，總是自覺低人一等。《宋史·曹彬傳》記載，即使是曹彬這樣位居樞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車馬，都會主動地命車伕駛入旁街小巷，所謂“必引車避之”。

三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970)，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佈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

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慶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頒佈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禁止的地域範圍從首都擴展到了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

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又叫畲刀、博刀、拔刀)來開荒種田。天聖八年，宋仁宗卻下詔禁止老百姓再使用這種刀：“川陝路不得造著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詔重申此令，並規定，不但使用者有罪，連造刀的人都要嚴懲：“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並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後來發展到了這樣可笑的程度，以至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宋會要輯稿·刑法》載天禧五年詔曰：“神社槍旗等嚴行鈴轄，如有違犯，內頭首取敕裁，及許陳告。”宣和六年，朝廷又一次強調，帶刃的傢伙，一概不許使用。朝廷建議說，在祭祀活動中需要儀仗的時候，可以用木頭做成兵器形狀，貼上錫紙冒充一下。被史書中的刀光劍影嚇破了膽的宋代皇帝對武器的提防，已經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

四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

在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制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許三年。為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他為各地知州設立了名為通判的副手，來監督知州。他又派轉運使到各地管理財政，取消地方上的財政處理權。

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於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乾綱獨斷境界。宋太祖顯然是一位愛讀歷史並且熱愛思考的武人。我們不得不說，他在制度設計上表現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無人之及。在專制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後，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五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勳，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田況《儒林公議》)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傑勇，亦閒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身家安全的結果，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後，趙宋王朝終於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

六

從北宋中期開始，亡國滅種的威脅如同烏雲一樣，一直籠罩在每一個宋人的心頭，並且終於在南宋末年變成事實。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視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種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後來，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就越灰色和悲觀。

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蘭花、菊花這些幽雅冷靜意向的原因。

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後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代表性的意向組合。分析這四種意向，我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點：梅在嚴寒中怒放，展現著嚴酷環境中的不屈。蘭獨處於幽谷之中，代表著寂寞中堅守清操。竹則未曾出土先有節，表達是士人的自制和節操。菊花傲霜而開，殘敗猶抱霜枝，象徵的同樣是在逆境中的抗爭。總結起來，這四種事物所表現的，其實都是對即將到來的嚴酷環境所做的一種心理準備，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脅面前堅守氣節而進行的自我精神動員。

這是宋代士人獨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讀書人普遍意識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將摧殘中國的士人，於是士人們只好為此做精神上的準備，用梅蘭竹菊的精神來‘武裝自己’”(朱建國語)。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與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鬥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遊……，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戰馬，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時刻處於威脅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卻只有老老實實寒窗苦讀，在案牘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

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著對人生茫然無著。連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緒滿懷的。唐代“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崔顥)，宋代少年卻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淡淡憂傷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七

亡國滅種的威脅，是理學興起的直接原因。

在死亡面前，宋代士人不自覺地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開始到超越生死的佛教禪宗之中去尋找精神力量。外在的環境是如此動盪不安，他們只能依靠內心的強大去適用錨定自己的命運。在宋朝以前，中國人並不壓制自己的慾望，活得健康而自然。而宋代開始，不會騎馬的士人們不能比賽疆場殺賊，只能比賽誰更能“殺心中賊”，也就是誰更能“克人慾，存天理”：他們必須磨礪自己的意志力，才能保證自己在任何逆境面前都能生存下去。

心理學家朱建國說，理學的興起，其實是基於一種心理誤區：“宋代中國人沒有了自信，因此他們靠守節來獲取安全感。在他內心中隱隱約約以為，只要他用強意志力謹守一些細微的行為準則，災難好象就不會降臨於他。這迷信的想法使他盡心竭力的堅守一些也許本來是很無謂的行為準則。”這種心理誤區使中國知識分子從宋代開始都染上了“強迫性人格”，都成了完美主義者。他們給自己提出的標準非常高而不切實際，要求自己必須成為“聖人”，不允許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錯誤。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心理安全。這就是宋明理學的誕生背景。

男人們缺乏自信，婦女的命運因此遭遇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宋代男人在女人面前則嚴重缺乏安全感，文弱的宋代男人怕女人比他們健康，怕她們紅杏出牆，怕她們去尋找比自己性能力更強的人。因此從宋代開始，男人開始了處女嗜好和三寸金蓮的普及，致力於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樣用禮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來，要她們三從四德、站不依門，要她們性格怯弱，弱不禁風。因此唐代女裝以寬大為尚，而宋代則以窄小為美。窄瘦貼身、交領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裝。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宋代男人宣稱，女性的貞節是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如果女人們不守貞節，那麼國家的道德就是崩潰，亡國滅種就會到來。一個女人在買肉的時候，被屠夫碰了一下胳膊，她就得毅然砍斷了這隻胳膊，因為它被男人碰過了，是“不潔的”。這就是理學家宣稱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從心理學角度來說，“缺少安全感的人，都善於推卸責任。”

宋代男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把亡國滅種的責任轉嫁到了女人身上，通過盯著女性守貞潔，緩解自己的心理壓力：“通過貶低和侮辱失節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洩自己心中的不愉快。”（朱建國語）梅蘭竹菊這四個節操的象徵物，也越來越多的被男人用做女性的名字。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來源：《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作者：張宏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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