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相忘于江湖，不如关注“行之无涯”。
文化有很多台阶，每一级都安顿着不同的项目。那么，最后一级是什么呢？
当然，最后一级不是名校，不是博士，不是教授，不是学派，不是大奖，不是国粹，不是唐诗，不是罗浮宫，不是好莱坞……
很多很多“不是”。但是，它们每一项，都有资格找到自己的文化台阶，拂衣整冠，自成气象。它们很可能把自己看成是最后目标、最高等级，但实际上都不是。而且，它们之间，也互不承认。
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常常也在这么多文化项目间比轻重，说是非。意见总是吵吵嚷嚷，直到听到了一种声音，情况才发生一点变化。
这种声音说，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personality）。
例如，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
首先以现代学理指出这个台阶的，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他曾经追随过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潜意识”的研究，但又摆脱了其中的各种局限，认为只有“集体无意识”即集体人格才有普遍意义。对此，学术界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弗洛伊德找到了大海波涛下的暗礁，而荣格，则找到了暗礁下的海床。
更重要的是，荣格指出，“集体人格”并不是形成于当代人们的有生之年。最早的种子，可能在“神话”中就播下了。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很多“大神话”，后面还会引发出很多“小神话”，这就是荣格所说的“梦”。
神话和梦，都会以“原型”（archetype）、“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的“自画像”（self-portrait），反复出现在集体心理活动中。
这一来，“集体人格”就具有了长期稳定的象征意义。照荣格的一个漂亮说法，成了“有故乡的灵魂”。
顺着这个思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也是有“故乡”的。那“故乡”，首先是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等。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都埋藏着这些遥远的“故乡”。当然，神话只是起点，“集体人格”的原型建立，是一个复杂的人类学工程。对于一般人来说，只须明白，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就是为灵魂找到故乡，或者说，找到有故乡的灵魂。
这个课题，连很多等级不低的学者也不明白。
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既带有历史性、现实性，又带有理想性。
显然，这种集体人格必然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
我可以再借一个外国人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人我说过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但我们读完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
与“圣徒”和“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君子”，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除了利玛窦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外，还有“骑士人格”、“灵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这是因为，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各有自己的“故乡”。从神话开始，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无意识的“原型”。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揭示丑恶的“国民性”。看似深刻，但与儒家一比，层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师如林，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但是，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
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两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
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
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
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
儒家在对“君子”进行阐述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极为高明的理论技巧。那就是，不直接定义“君子”，只是反复描绘它的对立面。
“君子”的对立面，就是“小人”。
用一系列的否定，来完成一种肯定。这种理论技巧，也可称之为“边缘裁切法”，或曰“划界确认法”。这种方法，在逻辑学上，是通过确认外延，来包围内涵。
因此，“小人”的出现，对“君子”特别重要。其实不仅在理论概念上是这样，即使在生活实际中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小人，君子就缺少了对比，显现不出来了。
“小人”，在古代未必是贬义，而是指向着一些低微的社会地位和生态群落。诚如俞樾在《群经平议》中所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汉世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也。”
但是，生态积淀人品。终于，这组对比变成了人品对比。我认为，“后儒”的这种转变，亦合“古儒”之意。
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使君子这一人格理想更坚硬了。在汉语中，“人格”之“格”，是由一系列拒绝、摆脱、否决来实现的。在君子边上紧紧贴着一个小人，就是提醒君子必须时时行使推拒权、切割权，这使君子有了自立的框范。
君子和小人的划分，并不一定出现在不同人群之间。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也会有君子成分和小人成分的较量。我说过，连我们自己身上，也潜伏着不少君子和小人的暗斗。这也就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近距离选择。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中说：
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
《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其间的区分不在于两个稳定的族群，而在于我们内心的一念之差，我们行为的一步进退
。我觉得这种思想，与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存在主义哲学中有关“由选择决定人的本质”的论述颇为相近，却又早了萨特那么多年。儒家让君子和小人相邻咫尺，其实也为人们提供了自我修炼长途中的一个个岔道，让大家在岔道口一次次选择。然后，才说得上谁是君子。
君子，是选择的结果。小人，是儒家故意设定的错误答案。设定错误答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选错，而是为了让你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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