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廟，自明隆慶四年（1570）創造至今，已近450年，期間雖然歷經變異，卻一直是山兜先民民俗、信仰的活動中心。
莆田自嘉靖期間，歷經倭亂、抗倭，於隆慶、萬曆間，各地紛紛立碑造祠，以緬懷奮力殺敵，拯救萬民於水火的忠勇將士。明隆慶四年，江口應詔創建惠德祠，奉祀抗倭名宦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知府易道談及知縣莫天賦。
深受倭患，導致寺毀僧亡的囊山寺僧眾，深感抗倭將士的無量功德，積極籌款，在周邊民眾的齊心協力之下，於宋末位於龍潭坑南向的“延壽堂”遺址，創建了奉祀抗倭獻身的名將黑大人（孔兆熙）、白大人（白仁）與普救眾生的觀音大士。正是這處不起眼的小廟堂，卻曾是駐錫過於福清黃檗山萬福寺說法、莆田宗教史上東渡日本傳禪第一人的禪修之地。
莆田東渡傳禪第一人
超元禪師，字道者（1598-1662），莆田人，又稱南山超元。早年出家涵江國歡寺，曾駐錫囊山寺學禪（明末清初，青雲廟前身“延壽堂”乃是囊山寺產業），爾後又回國歡寺禪修。
明崇禎八年（1635），37歲的超元，即南行參學求法，其足跡遍及閩南各地名寺，先後於南安小雪峰，九日山延福寺、廈門南普陀及福清黃檗山萬福寺等。最終於漳州南山寺參謁行彌亙信，隨侍學禪多年，得其法印，後主南山有“南山道者”之譽。
唐宣宗大中三年（848），閩人希運於漁溪黃檗山出家，後至江西百丈山參拜懷海禪師，得傳心印後，即往高安黃檗山傳禪，世稱“黃檗希運”。弟子義玄（山東曹州人）於大中八年（854），開法於河北鎮州“臨濟院”，乃“臨濟宗”開宗祖師，有“臨濟義玄”之稱。
北宋初，“臨濟宗”轉入閩中後，又分創為黃龍、楊岐二派。宋嘉熙（1237-1240）間，於囊山寺傳法五年的“孤峰德秀”，就是楊岐派下的第八代法嗣。囊山寺自宋至清，歷代住持皆屬臨濟法嗣（清末曹洞宗的源智任囊山寺主持，那只是一個例外）。
漳洲南山寺的行彌亙信，乃臨濟宗第31代費隱通容的法嗣，與福清黃檗山萬福寺主持隱元隆奇乃法門師兄弟。因此，隱元也是超元的法叔。有此特殊的一層同宗佛緣，超元於赴日之前的十餘年，曾多次往返黃檗山，並於萬福寺住錫說法。
清順治六年（1649），年已五十的超元，應日本九州長崎崇福寺之邀，於該寺出任主持。四五年之後，移錫九州平戶普門庵、集雲庵三、四年，被尊為“開山祖師”。超元是莆田佛教史上，名僧東渡傳禪第一人，也是開古囊僧人出國傳禪先河的開拓者，比黃檗山萬福寺的主持隱元隆奇（日本“黃檗宗”的開創者）的東渡，還早了五年。
從莆田佛教史專家楊美煊先生《古囊名剎》蒐集的超元赴日相關資料中，可以看出超元的東渡十分成功，取得日本佛教界的高度評價，有“名聲之噪，不亞唐僧”的讚譽。趨集超元座下學禪的日僧佛子不可勝數，爾後成為日本著名的禪師即有三十多位。“崇福門庭若市，一派昌盛繁榮”，“禪師來朝，天下英雄薈萃，群賢畢集，在佛教史上留下千古芳名”。
日文《禪宗史研究》對超元於日本禪宗史的貢獻評價是：“道者超元來朝，我國禪界所受影響不可低估，無論是他律方面，或是自律方面，在江戶時代的各種禪風中，堪稱獨具一格，他是隱元的先行者，傳播明風之禪，給後來隱元的來朝，創造了多少有利條件”。
超元回國的時間，大約清順治十五年（1658），是年60歲。回國時，囊山寺已發生重大的變故，寺院經濟已大不如前，寺破僧弱（壯者，四散而去，唯剩老弱僧眾），為了維生，寺產大量變賣流失。面對每況愈下的現狀，超元只有返回故山國歡寺棲身。清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二十六日，首次東渡的一代高僧於國歡寺示寂，年64歲。
明禮部左侍朗手書的廟額
囊山村青雲廟現存：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起有手書的“青雲廟”匾額一方。鈐刻“黃起有印”、“東里人”、“降爾□ 福”篆章三枚。莆田境內，保存有明代人手書，鈐刻私章的廟額，並不多見，這是一件難得一見，集人文、書法、宗教於一體的歷史文物。
黃起有，字應似，號改庵，生於明萬曆十六年（1588），莆田城內東里人，“黃滔二十三世孫黃希韶曾孫”，也是黃仲昭的五世孫。起有少時即聰明博學，能詩善文，尤精草書。“善草書，蒼秀軒翔，絕得古人筆法，世人爭珍之。”
明崇禎元年（1628），年屆40歲入京赴試，得中“二甲第十三名進士”，崇禎十七年（1644），56歲的起有以“詹事府左庶子”之職奉使江西。當年四月二十五日，京都失陷，崇禎君吊死煤山壽皇亭，大明滅亡。
起有聞訊，即攜母迴歸莆陽盡孝。盡心奉事，寸步不離。母親去世之時，起有年近七十，痛哭流涕，猶如孩童。守孝三年之後，即熱心於家鄉慈善公益之事，但有慕名求書撰文者，無不盡心允應，先後書撰《天后顯聖錄序》、為截界遷建於城內洞橋的“平海衛學”序碑勒石、《重修木蘭陂記》、《重建梅峰鐘樓序》及仙遊《重建敕大中三會寺碑記》等。
書法家的篆章，往往帶有各具特色的個性特徵，“絕得古人筆法，世人爭珍之”的起有手書廟額，之所以能如此完好地於囊山村保存了幾百年，其最大的原因是山兜民眾的盡力愛護所致，雖然高懸於大門額的“青雲廟”掛匾，只能模糊地看到章痕印跡，但董事會的老人們，都會神秘地告訴你：“只聽先輩們講，那是一位大貴人的手跡，具體是什麼人？幾百年來，誰也不知道！”廟額“青雲廟”成了囊山村一方“神秘莫測”的掛匾。
清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實行“截界”政策，位於“界外”沿海的忠門、秀嶼等地的部分民眾，紛紛背井離鄉，攜家帶口遷居於囊山山兜。經過幾年的安定，清康熙四年（1665），山兜的先民，決意於荒廢的延壽堂遺址，籌建老家鰲城山奉祀玉皇大帝的青雲廟，使子孫後代能“回首梓里，思其所自。”同時，共推鄉賢至城內東里，拜訪一年之前為截界遷建於城內洞橋的“平海衛學”撰記勒石的黃侍郎，賜書“青雲廟”廟額。亡國之恨、對沿海百姓慘遭遷界之禍的無限同情及先祖（黃妙應）遺址重光的欣慰，使當年已是七十七歲高齡的黃侍郎，欣然揮毫，並於手書“青雲廟”的同時，鈐上珍貴的三方“世人爭珍之”的篆刻印章。清康熙九年（1670），黃起有去世，享年八十二歲。
神化的蟒蛇精與“九使爺”
歷時一百多年的演變，從清康熙四年（1665），奉祀玉皇大帝，並由黃起有侍郎書額的青雲廟，成了奉祀黃檗山巨蟒後嗣三兄弟（主神“九使爺”）的九使廟。
清代的中後期，是流傳於閩中、閩南地區，最具民間宗教影響的永泰張公聖君信仰。而在張公聖君的傳說體系中，與福清黃檗山巨蟒——焦莽神王鬥法、封神的傳奇故事。更是被髮展演化為戲曲題材，而出現於廣泛的民間舞臺，從而促進了”九使爺”的信仰，更加家喻戶曉，最終演化為民間信仰的偶像。
現存福建省藝術研究所，以清嘉慶廿年（1815）與道光三年（1823）二殘本合訂的福清四本戲《九使傳》唱本，保存了流傳於當時的神話梗概。
唐僖宗時，位於福清漁溪黃檗山，有巨蟒作崇，邑人劉孫禮之妹劉三娘被蛇妖焦蟒神王擄掠入洞為妻，劉孫禮萬分悲痛，卻又無能為力，決意至江西龍虎山張天師處學道除妖。多年之後，劉孫禮毅然返鄉報仇雪恨，於巨蟒洞內連殺蛇兒八人，後經其妹苦苦哀求，留下九、十、十一的三兒性命。最終在劉孫禮的督促之下，焦蟒神王決意改邪歸正，偕同三子同往閭山學道。時值黃巢叛亂，梁王朱溫意欲謀害李克用，李受困於尚源館驛，焦蟒神王奉師父嚴命，攜同三子下山，奮力拼殺，救出李克用後，合兵共徵黃巢叛兵，終獲全勝。事經張公聖君再三探明之後，與張天師合力保奏天庭，天恩浩蕩，封賞焦蟒一家，舉宅昇仙為神，永享民間香火。
歷經百年演變，道家“改邪歸正，得道成仙”的勸念與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勸善，逐漸形成民間信仰的文化核心。昔日的蛇妖，成了今日“得道成佛”的典範，萬眾膜拜的神明，甚至於最後昇華為“糾察判善惡，陰陽執報應”的糾察大臣。
或許，每年農曆的九月初九，人們在歡慶“重陽老人節”與“九使爺”生日之時，尚能記得首次東渡的超元禪師與為“青雲廟”留下珍貴墨寶的黃侍郎。（囊山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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