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曾鳴 撰文、採訪：靳錦 攝影： 楊朔
2017年10月4日晚，香格里拉附近發生一起小行星撞擊事件，爆炸當量相當於540噸 TNT 炸藥，但據估計，落地的隕石僅有三到五公斤。這塊小石頭，墜入了盡是亂石險峰的橫斷山脈。
《智族 GQ》記者跟訪了一個臨時組成的隕獵團隊，在此後一個月的時間裡，與他們一起在山區徒步搜尋隕石。團隊有20餘人，素不相識，卻為著一個想象中的巨大利益目標而迅速建立信賴關係，並按照個人能力選擇了三位領導者。但隨著搜尋的推進，三位領導者、三支隊伍也開始面臨路線紛爭、利益取捨，人員不斷減少，隊伍重組又分道揚鑣。最終，一次險遭逮捕的經歷和一場幾乎全體遇險的車禍終結了這次旅程。
這不僅僅是個關於一夜暴富的尋寶故事，它也是人們在一個強大目標的驅動下試圖建立有效組織的故事。而最終，這是一個在尋找目標的過程中充分暴露人性與慾望的故事，一個“魔戒”的故事。
生死與共的集體
“介（這）會讓人發瘋的。”雲南奔子欄鎮一家酒店裡，趙興站在大堂中央，指著茶几上的一塊長約三十釐米的鎮石擺件，“隕石的主體不可能只值兩個億，”他做出一個切割的手勢，劃掉鎮石的一個角，“就介（這）一點也不只值兩個億。”
有人發出輕微的笑聲，但在場的十餘人大多面色嚴肅。他們來自全國各個省市，到雲南尋找隕石，許多人是首次見面，以對方的籍貫相互指認。略帶口音的趙興就是那個“廣西的”。
在場的人因為山貨商人劉傑文而聚集到一起。2017年10月4日中秋夜，一顆火流星劃過大氣層，在香格里拉附近的上空像煙花一樣炸開了。劉傑文正在家中與朋友小聚，從天而降的石頭也轟炸了他的微信群。第二天，他興沖沖地把打聽來的情況寫在了自己的公號裡。
“外面突然亮了，像電焊一樣的，伴隨著響聲，跑出去聲響更大，爆炸一般。一開始，以為是鄰居家的煤氣罐爆炸了。跑出去看，發現不是，天上飛過一個大火球，轟的一聲，撞在了山上。”
這篇1000多字的文章將劉傑文捲入一個此前從未接觸過的群體——隕石獵人。他收到了四五百個微信好友申請，媒體追著他詢問隕石的下落。此後一個月他將行駛兩萬公里，幾進雪山，遭遇車禍險些丟掉性命，尋找一塊從未見過的石頭。他回溯這一切的時候說，“入戲了。”
10月15日，火流星事件後10天，劉傑文坐在奔子欄酒店大廳裡，看著沙發上擠了三支隕獵隊伍。投奔他而來的趙興來回踱步，急於提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事——分配那塊還沒有蹤跡，但可能價值數億的石頭。
“要籤個協議。”趙興說。在場的人默許了趙興的提議。集體所有制是首先確定下來的原則。無論是主體部分，還是火流星爆炸後的碎片，都歸集體所有，屬於集體的人將均享收益。
“你們兩個是藏族同胞，到那個時候（找到隕石）不知道會不會把我們幹掉。”趙興把手從鎮石上移開，指向沙發上的兩位藏族嚮導。地處藏區，需要當地人做引路者，這就意味著，嚮導同樣是集體的一分子。
藏族人吉村笑了笑，“既然是團隊一起合作，所有的結果我們大家共享。”
還有一種人的集體身份待定。“我不建議她們上山，第一是為了她們的安全考慮，第二是為了我們的保密。”團隊中唯一的女隕獵者說道。所有人把目光聚集在包括我在內的3個女記者身上。
“你們幹50年的記者工作都沒有這個有價值。”趙興說。如果算上我們，分享利益的人數將由13人上升到16人。
趙興希望我們能認識到上山的困難，“3個女孩子，你們給我們一個表決，一個心態。”
我們都沒有說話。
在最終保證不洩密且安全自負後，有人提出如果我們也幫忙尋找，可以分得20%的收入。
“太多了。”女隕獵者說。
隨後起草的協議上，記者的分紅額度被集體定為3%。
事實上，這份記錄下所有人姓名和手機號的協議並沒有真正實施過，它甚至沒有被打印出來。此後的隕獵過程中，企圖以商業社會規則保障自身利益的人都失敗了，他們也成了較早離開的人。
劉傑文的另一個身份是作家，出版過幾本有關藏區的書，希望有一天能像海明威和傑克·倫敦那樣寫冒險故事。這是他第一次坐在尋找隕石的人群中，是在場少有的不戴佛珠、佛牌和金鍊子的人。因為熟悉當地狀況，人脈豐富，他甚至被認為是團隊的三個領頭者之一。趙興見到他時說，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現在咱們是一夥了，“要相互信任，生死都在一起”。沒經驗的趙興不介意沒經驗的劉傑文。幾個中年男人把頭抵在一起，拍出各自的身份證，照下發給家裡人。萬一出事了，家人也知道跟誰在一起。
劉傑文
馬上入冬，劉傑文本應抓緊時間收山貨。這些天他早上醒來，卻躺在離家兩百多公里外的酒店，聽見房間裡要與他“生死與共”的陌生人打呼嚕。
“真刺激啊。”他決定留下來看看。
第一次登山前夜，劉傑文和隕獵者們搬進了與奔子欄一江之隔的瓦卡鎮，屬四川省，僅兩百餘戶人家。這裡離藏族嚮導更近。趙興從未見過隕石，但他為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了最後一次嘗試，晚飯後的會議上，他提出希望能在銀行開一個保險箱，每人拿一個數字做密碼，保管這顆即將露面的隕石。
瓦卡鎮停電了。飯廳內一片漆黑，隕獵者們隱沒在燭影之中，看不清臉。趙興對利益的斤斤計較終於引起不滿，有人說道，“現在八字還沒一撇，這個瓜還沒種下就考慮怎麼分了，”隨即引起眾聲附和，有人說話，周圍的人就把蠟燭湊近他的臉。
劉傑文坐在角落裡，看一片影影綽綽，小聲說了句，“這個東西不就是一個石頭嗎？跟幹什麼似的。”
“第一次代表大會”後，三支隕獵隊伍、新加入的零散星友共計21人，站在因停電而不見五指的旅館院子裡。大多數人第一次出野外，有8個人剛剛新買了登山鞋。大家打開手機和電筒，吵吵嚷嚷找各自的組，十幾條微弱的光源慌亂地掃著，直到所有人像軍訓一樣站成四列。新來的星友被拆分到四個不同的組裡，“好監督。”有人私語。
鎮上沒有光源，夜空中的群星格外閃亮，一條銀河若隱若現。
上山，出局
晚上11點，我的門響了。牟建華端著一杯熱水，說要聊聊。
他與趙興一樣，追隨劉傑文而來。團隊裡無論年齡大小，都喊170多斤的他為“胖哥”。牟建華沒爬過山，非常憂慮，幾次對劉傑文說，“我會死在山上的。”
我問他什麼事情。牟建華滿頭大汗，說自己為了登山熱身，剛剛跑了幾圈。他放下水杯，席地而坐，“你明天肯定會進山吧？安全第一。”我向他保證自己能夠登山，不拖後腿。“明天見了隕石大家有什麼反應，是完全難以預料的，你會怎麼做呢？”我說，我會拍下來，我不跟你們搶隕石。“要是碎片還好，如果找到主體發生什麼事情是完全難以預料的。”他又解釋了一遍。我說，我也不跟你們搶主體。“也有可能有人想獨吞主體，把其他人都幹掉。”他說。
不至於吧？我下意識地說。“你要記得，藏族人有槍，不要惹他們。”走之前，他用告誡的語氣對我說，你不知道槍口會對準誰。
同樣是10月16日晚上，多國天文臺宣佈，人類第一次直接探測到來自雙中子星合併的引力波。繁星下的康珠倉酒店裡，因高原反應而失眠的外地人正等待黎明，好去尋找一塊從天而降的石頭。本鎮人則睡得安穩，隕石落下時引起的震動，曾讓他們立即想起四年前那場摧毀了九成房屋的5.9級地震，以為壞運氣再次降臨。他們為這塊石頭只是石頭而感到欣慰。
第二天早上6點鐘，我們從瓦卡鎮出發進山。車子在盤山公路上開了一個多小時，群山黝黑。開始路上還有護欄，後來就是土路，右側是懸崖，據說白天看會很嚇人，但我們此次早出晚歸，並不知道自己走在一條什麼路上。
車子停在半山腰處的子庚村，之後必須爬山。一路上山地景色隨海拔而變，3000米左右是灌木叢，後來樹木逐漸變得高大，松樹、柏樹、青幹樹、杜鵑樹遮住了天空，樹幹上垂下厚厚的松蘿，像綠色的幔帳。到了4000米，是高山草甸，視野突然開闊，可以看見遠方連綿的雪山。
白馬雪山
“胖哥不行了！”大概走到三分之一處，有人從隊尾匆忙上來，要了糖下去救人。據牟建華回憶，他走得有點兒急，“感覺有一點點兒頭暈”，“可能有一點兒虛”。但在旁人看來，他當時臉色煞白，滿身虛汗，手腳冰涼，隊友在他的虎口上重掐了四次，才使他恢復了意識。正如他自己所擔心的，他幾乎是差點兒死在了山上。
“你不能再走了。”隊友對他說。“我沒問題的。”他答。
牟建華渴望找到隕石的決心無法補償他的體力。他和幾個照顧他的隊友在一個山洞裡躺了一個小時，就下山了。隊友說他哭了，但他不會承認。
回來的晚上牟建華接到電話，母親告訴他，父親的癌症已經轉移。來之前，他估計這塊隕石價值可以達到八位數，如果足夠幸運，他能幫襯到家裡，也能緩解自己賦閒的壓力。牟建華是本鋼子弟，四年前從這家父親工作過的國有鋼廠離職，做些零散的工作。他答覆母親，會盡快找到隕石，然後帶回去。
登頂的人除了拍拍風光片，也沒有收穫更多。這裡地處橫斷山脈核心，車開出幾百公里，還是山，山上都是石頭。要尋找一個估計重量幾公斤的新石頭，當地人聽了都搖頭，“這是大海撈針。”
我最後一次見到牟建華是一個星期後，他花光了帶來的幾千元積蓄，必須離開，而找到隕石遙遙無期。從瓦卡鎮回家鄉本溪，汽車、火車要坐三天，這是34歲的牟建華少有的出遠門的經歷。現在他知道了幸運實在渺茫，自己也不能繼續後面更艱苦的搜尋，有些黯然，“我是一個拖累。”
趙興走得更早。他下山的時候崴了腳，那天晚上，團隊召開“代表大會”，他一拐一瘸地出現在現場。“我的腳崴了，如果我不進山，隕石還有沒有我的份？”他在幾秒鐘的沉默後聽到結論，“這你就沒資格了。”趙興立即起身，又一拐一瘸地離開了會場。
會後，質疑他資格的隊友找過來，態度緩和，告訴他無論什麼原因退出，找到都有份。趙興聽了，立即問當時在場的一位記者，“你錄音了沒有？”對方一下子震怒，“你什麼意思？覺得我說話不算數？”
走的那天早上，趙興特意來告訴我不許用他的真名，因為“不想出名”，並給自己取好了化名——“趙興”。他是帶著委屈走的，“我是跟你們一起進山才受傷的，”他說，團隊裡的每個人都是為了名利和虛榮心，而我留下來也不能分到什麼。“讓你們這幫傻子來出錢（指平攤成本），但是找不到，就是找到地方了，他們也說找不到。”
我們幾個女記者因為體力尚可，在登山時跟著第一梯隊登頂。像通過了某種測試，我們終於成為了集體的一部分。
代表大會
康珠倉酒店是簇新的藏式建築，四層樓，有一個帶花架的院子。
老闆娘拉姆出生在山裡， 2013年的地震毀掉了她與丈夫經營的產業，一年後他們重新建起這座小樓。她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我白手起家”。
10月13日，組建團隊前，劉傑文接到一個廣東口音的電話，如約來到康珠倉酒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握住了他的手，搖了好幾下，“終於見到你了！”兩個隕獵隊伍的領頭者見面了。梁飛是個講究人，頭髮染成黃色，被髮油根根固定在朝天的方向，劉傑文坐在他旁邊，聞到一股香水的味道。他自信又樂觀，拍著劉傑文的肩膀，“我完全確定了方向，”一揮手，指向夜空，“就在那邊。”
“誰說天上不會掉餡餅？這次就掉了一個大餡餅。”梁飛起身轉了一個圈，“如果是新品種，一克5萬、8萬、10萬都不稀奇。找到第一塊無論多大，都至少100萬！”他繼續說，“如果你跟我們一起，18號之前我們一定能找到。”
劉傑文的弟弟點了根菸，直接出去了。“騙子”，弟弟說，跟傳銷一樣。第二天，弟弟把車留給他，“你要玩兒接著玩兒，我要走了”。劉傑文想，梁飛要騙我什麼呢？如果我回去了，都不知道他打算怎麼騙我。
我們第一次登山以兩人受傷和毫無效率的搜尋告終。下山的晚上，耗盡力氣的團隊在康珠倉酒店的院子裡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劉傑文提出，他想明天和一位藏族嚮導先去巴拉格宗探路。
巴拉格宗與我們搜尋的方向相反。劉傑文聽過那裡一位姑娘的目擊採訪，她看到一個紅球朝頭頂飛了過去。在場的隕獵者雖然不認可方向，但他們不得不承認，無差別的集體行動效率太低了，分工勢在必行。
會議結束的時候，劉傑文突然小聲說，“我想跟你們幾個記者說點兒事。”
我們隨他上了酒店二樓，進入一個休閒娛樂室，還沒有收拾好的桌子上凌亂地堆著麻將。“有人告訴我，團隊裡有人在埋雷。”即便關了門，劉傑文依然壓低了聲音。“埋雷”是隕獵造假的術語，意為有人把老隕石放在新隕石可能墜落的地帶，然後宣稱自己找到了新隕石。他怕記者被矇蔽，但又不想透露是誰說的。
劉傑文皺著眉頭，看起來非常沮喪，本來只是來玩一場遊戲，沒想到被捲到了一個局裡。
（從左到右）非哥、劉傑文、銀河
10月12日的《春城晚報》曾刊登過一則懸賞令，某文化公司將以1萬元一克的價格收購香格里拉隕石。隨後價格被其他隕石商人炒到了2萬一克。市場上只有極少數稀有隕石能夠賣出這個價錢，大多數隕石在幾元到幾百元一克之間。這個隕獵團隊裡，人們相信香格里拉隕石屬於那極少數。
在劉傑文帶著前方消息回來的晚上，康珠倉酒店院子裡的花架下，我們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又新來了4個人，團隊人數達到25人，長椅上坐不下，後面站了一排。
“至少在這面山體是沒有的，沒有跡象。”劉傑文保守地說了自己的判斷。他站在巴拉格宗的埡口上，拿著望遠鏡搜尋遠方，天氣晴好，視野內全是海拔四千至五千米的高山，峭壁嶙峋，不時有山石滾落。多年的野外經驗告訴他，即便隕石真的落在這一片，也絕無可能找到。
團隊的目標很快轉移到下一座山。梁飛拿出一張畫著簡單地圖的紙，“現在全世界的目光都盯在這裡，”他鄭重其事，指著這張皺巴巴的紙說，我們要去找最大的主體，在尼頂村附近的擁忠曲格神山。此次搜尋，至少要在山裡住幾天。
“大家都沒有戶外經驗，茫然都上去（不好）。”劉傑文說，我們要去的地方海拔高，氣候難測，有黑熊出沒，去年還發生過熊抓傷人的事件。
他反覆講高海拔、碎石、天氣。梁飛和另一個隕獵隊伍的領頭者銀河湊過去，悄悄和他說了句話，又把他拉到一邊私語。幾分鐘後，三人回來。
“既然都過來了，大家體驗一下過程。”銀河說。
“不要說誰去，誰不去，因為你體力差就不要你去，這樣是很帶有偏見的。”梁飛接著說，他給大家一個晚上的時間考慮，不想去可以放棄。
劉傑文沒有再說話。
團隊裡立即有人提出，我們應該籤一個生死自負的協議，即使有人發生危險，其他人也不用承擔責任。銀河和梁飛覺得沒用，“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可一個從未發表過看法的隊員卻在一旁悄聲自語，“起碼能減輕我的法律責任，比如說人死了，我賠5萬，那簽了協議我只賠1萬。”
退出
為了不給自己留後路，劉傑文宣佈退出時一口氣說了幾分鐘的理由。
“我不懂隕石，我只是喜歡爬山的一個人，在這邊收收山貨，做做自己的事，那麼現在到這個程度，包括我今天一早想去看一下，我只是想驗證一下這些推論。”他直奔主題，團隊20多人一起上山安全隱患太大。“我覺得我走到這一步也是可以了，所以我想退出。”
酒店一樓的客廳裡，銀河、梁飛等幾個人沒說話。剛結束“第三次代表大會”，團隊人數達到最大值，像一條攀升到頂點的曲線，現在開始下滑。
銀河首先表示理解，又解釋了剛才把他拉出去私語的意圖，“明白你的意思，你是為了安全考慮。梁飛的意思是，不可能把誰撇在這裡。”
“如果真的是25個人上山，哪怕有一個人出了問題，這個隕石已經一點兒都不重要了。”因為自己的一篇公號文章，大家聚在一起，現在要為25個人的人身安全負責，劉傑文覺得不可承受。“這個東西（隕石）我不覺得它有價值……說白了就是錢的事。”
“我們的目的只是蒐集一個重要的情況，我們是搞科研的。”梁飛說。
劉傑文欲言又止，對梁飛隱晦地說，“我不去參與這個圈子的一些事，到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處，你明白我裡面一層話的意思。我這樣做更好，你要體諒一下我。”
梁飛問道，“你想退出的話，你的人怎麼安排呢？”“劉老師，”銀河又說，“有些路線問題先不要發佈，因為我們怕外面的人知道了。”
劉傑文明白，“他的人”包括趙興和牟建華，趙興已退出，就建議牟建華自行決定。他保證不會透露路線問題，也不會私自尋找隕石，“回去我繼續賣核桃去。”
大家不再有意見，聊了幾句找隕石的趣事。劉傑文沒經驗，想參與話題，“我好像記得賈平凹寫的那個《醜石》就是講的一顆隕石，你們看過嗎？”也沒人接話。
“現在全世界的目光、最熱點的新聞就是這些，”在劉傑文走後，梁飛對我們幾個記者說。他希望因聯繫劉傑文而來的記者不要離開，畢竟“領導叫你們下來，最終的目的是想知道這塊隕石”。他允諾，我們不必跟著一起到山上，只需要在半山的牧場住下，“有房子有水有電。”我向在場的藏族嚮導格桑確認，他搖搖頭，說那裡是無人區，離最近的村落也要走七八個小時。
梁飛
隕獵團隊的集體行動僅維持一個星期。劉傑文退出，其他記者也很快離開，我成了之後唯一還在場的記者。幾天後，我去德欽看劉傑文。他新修好的房子在縣城郊區半山腰，兩層樓，有一個江南風格的庭院，門口刻著黃庭堅的詩，“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德欽比瓦卡鎮要冷許多，我們靠著燒柴火的鐵爐子剝山核桃。他提到了退出那晚和梁飛說過的，“裡面一層話的意思”。
當時要來一個叫作張寶林的專家，梁大哥問我，如果這個張寶林先生讓你“埋雷”你幹不幹？我說我不幹。他說，某些人可能就是要“埋雷”，你迴避一下。可後來銀河也找我，說團隊裡另一幫人才是真正要“埋雷”的人。我也分不清。後來張寶林沒來，給我帶了一個鏟子和一本書，說是要鼓勵我。我是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人啊，在山裡找隕石多危險，“鼓勵”我什麼？這個事本來就跟我完全無關，我不明白水有多深。
返回路過白馬雪山的時候，天已經下雪了。時節轉入冬季。
路線問題
劉傑文走後，瓦卡鎮一直下雨。山上霧氣濃重，可見度僅在一臂之內，格桑看了看天，說，我們連日打擾神山，這是山的回應。
困擾梁飛的並不是天氣。現在過了允諾的18號之前一定能找到隕石的期限，他一無所獲，還發現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尋找的路線錯了。“完了完了，”梁飛拿著一張Google Earth的照片，見人就說，“全錯了。”一位叫張勃的人給了他這張照片，上面標記著隕石自西南方向而來，隕落點在東北偏東的無人區內。這就意味著，我們之前十幾天的尋找方向與之完全相反。
梁飛把自己的尋找路線稱為“科學”派，他喜歡給人看自己“隕石專業委員會”的會員證，談論座標和隕石分類。張勃是國內有名的隕石獵人，與官方機構關係密切，梁飛相信他能拿到一般人拿不到的內部資料。“衛星監控”“紫金山天文臺”的國家機密，來源不方便說，“告訴你這個已經是兄弟情義了。”梁飛著急地解釋。
我真的看到隕石掉到西南的山裡了，康珠倉酒店老闆鄧珠說，全鎮的人都看到了。
要相信科學，梁飛說。科學座標與目擊座標是兩個方向，相距幾十公里。
銀河並不是科學派的擁躉，他相信目擊者的證詞，相信“感覺”，“我找隕石都是憑感覺去找”。隕石墜下的當天，他散步時磕掉了門牙，讓他豁著一顆牙立即飛到雲南的不是科學座標，而是尋找隕石的感覺。這感覺是什麼，又難以解釋，“像某種東西吸引你一樣”。他也是成立僅一年的“隕石專業委員會”的一員，但梁飛悄悄告訴我，銀河幾個月前就因為在朋友圈辱罵科學家被開除了。
兩位領頭者的路線分歧終於爆發。19號晚上，梁飛宣佈要去東北方的巴拉格宗。
“我不相信科學，我只相信眼睛。”銀河冷冷地說，他要去西南方的擁忠曲格。其他人必須面臨一個路線選擇，是跟隨梁飛的“科學派”，還是跟隨銀河的“眼睛派”。
站在酒店的院子裡，大家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跟著梁飛，要先在木魯村住一晚，再從峽谷徒步一整天去贊茸村紮營，那是個已經荒廢多年的村子。整個巴拉格宗地區地勢險峻，黑熊出沒，這一路危險重重。而跟著銀河，又沒有切實可信的座標。
“尿不到一個壺裡。”一個隊員說。
最終有5個人決定跟梁飛走。21號晚，臨行的前一夜，梁飛勸我和他一起。他給我看了手機裡自己和各種專家的合影，“要相信科學”，“現在全世界都在找這個東西。”他又重複了一遍。為了給自己的推論做最後的背書，他突然壓低了聲音，湊近我說，他要去的地方附近有一個神湖，往裡面扔一塊石頭，天馬上下雨，而中秋夜隕石落地後，天也立即下了一場暴雨。
“你不是相信科學嗎？”我問。梁飛神秘地笑笑。
之後4天，梁飛一行人沒信號，斷了聯繫。我再次見到梁飛是在10月26日，他從車上一拐一瘸下來，抱住了迎接他的格桑。“我差點兒死掉！”內蒙人苗貴軍眼神渙散，像丟了魂兒，不住地說，“我差一點兒就掉下去了。”通過贊茸村的路是從峽谷上鑿出來的，最窄處只有兩個腳掌寬，僅容一人彎腰側身通過，而旁邊就是幾百米的深淵。新疆人毛臺拿一把砍刀比劃，“懸崖都是90度”。在走過一座由四塊木板拼成的橋時，苗貴軍腳下一滑，身子歪了出去，如果不是右手肘磕到了一塊橋樑板，馬上撐住，他就會立即跌落到急流飛逝的峽谷之中。流水聲近在耳邊。
已經到了平地，苗貴軍拿手機的手還是抖的。
因為高原反應，梁飛吸了好幾瓶氧氣。他平時多話，但此時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我們不知道什麼是高山。”他最後說道。
與梁飛發生路線分歧後，銀河去了兩次擁忠曲格。他是個行動者，如果上山需要摩托，他就花1500塊在山腳買一輛，當天用完再以1000塊賣還給店家。沒什麼能阻擋他的行動，包括天氣。可這裡的山比他預計的還要兇險。第一次因為山中霧氣濃重，半天就折返。第二次在山上的木屋住了一晚，夜裡大雨，他和三個同伴穿上所有衣服，擠在一起才勉強捱過。
10月28日，兩支隊伍重新聚合在康珠倉酒店。他們各自嘗試了路線，但殊途同歸，依然沒有發現任何隕石的跡象。銀河一天也不願意休息，要立即再前往擁忠曲格神山，行動讓他覺得安穩，停下來就是罪過。巴拉格宗的兇險似乎讓梁飛忘記了路線之爭，他也不甘心放棄西南這條線，要與銀河一起走。
距離隕石落下已經二十餘天，因身體狀況、經濟、意見分歧等原因，團隊人數比高峰時期減少了一半，康珠倉酒店的飯廳終於顯得不那麼擁擠。老闆娘端上美味的酥油雞，幾筷子下肚，劫後餘生的隕獵者們忘記了危險。梁飛看了一眼手機，抬頭道，群裡有人花10萬一克收購隕石，500克就是五千萬。
劉傑文與隕獵者仍然保持著聯繫。他對我說，隨著投入增多，他們更需要證明，這不是一出鬧劇。
天上的石頭與天上的牛
擁忠曲格是藏區的神山，外地人進山需要經過當地村子的許可。我們把車子停在山腳的白色佛塔處，等村長的兒子前來商議，就要抵達佛塔的時候，山路上出現了一頭黃花牛。
牛跪臥在地上，動彈不得，身下有細細的血流，浸洇在泥土之中。它身旁散落著碎石，山體上有一條明顯的滑落痕跡。
估計是從山上跌下來的，格桑說。他建議從村子裡買下這頭已經奄奄一息的牛，宰了後把肉運到山上吃。三百多斤的黃花牛最終作價2000元。所有人都為著有新鮮的牛肉吃而興奮起來，不過兩天之後，這頭從天而降的牛將成為整個隊伍分崩離析的導火索。
佛塔旁，藏族嚮導們熱烈地討論著牛肉的做法。梁飛招手讓我到一個較為隱秘的地方，神色有些緊張，“藏人是帶刀的。”我問他，你擔心嗎？不不不，梁飛連忙擺手。隨後他又重複了一遍，“藏人是帶刀的。”
生存是山裡的頭等大事。藏人靠山吃山，放牧犛牛，五六月挖蟲草，七八月採松茸，都住在大山深處的木屋。屋內有成摞的柴火，幾口鐵皮桶，裡面裝著毯子和鍋具。藏族嚮導用斧頭砍柴，拿匕首割牛肉，再早個十幾年，他們會帶著獵槍，打狹路相逢的黑熊。
我們上山的物資有一百斤大米、一大塊臘肉、一袋土豆、一袋紅薯，鹽巴和辣子若干，嚮導生了火煮飯，濃重的黑煙在僅容6個人圍坐的木屋裡橫衝直撞，嗆得人睜不開眼。直到下山後很長一段時間，我的衝鋒衣上仍然有揮之不去的柴火味。夜晚的溫度跌破了零攝氏度，風從木頭牆巨大的裂縫中灌進來。睡袋不足以保暖，每個人都裹了厚厚的衣服。有兩隻來歷不明的動物，咯吱咯吱地出沒於屋前屋後。
第二天，村裡的小夥子扛了兩條牛腿上來。嚮導在火堆上碼好石板，切了幾塊牛肉擺上去。牛肉極鮮，嫩嫩的紅色在石板上逐漸變成灰白，油滋滋地響，滴落在柴火之上。搜尋隕石歸來的人，大口將牛肉一條一條地吞進去。
如果以吃牛肉的速度計算，在木屋裡住了兩個晚上，剛吃完一條牛腿後，梁飛就提出要下山。他腳受傷了，住不慣山上，而且尋找“方向不對”。軍心立刻動搖，最終有5人選擇下山，立即收拾好行李走了，留下一鍋在火上燜煮了一夜的牛棒骨，和一條掛在門上的新鮮牛腿。
“跑得比兔子還快。”銀河反覆說著這句話。他把梁飛找隕石的行為稱為“相親”，到處踅摸，而他是從一而終的，要繼續朝著神山前進。
我希望能跟銀河一起進山。他起初答應，但隨後拒絕了我，“你是一個女人。”他的語氣變得強硬，高原上人的情緒很難控制，要出了事怎麼辦？你是一個女人，我就說這麼多。
山中霧氣聚集，流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堆積。嚮導說，馬上要變天了。銀河一行4人，帶了幾天的口糧往更深的山裡走，如果問他們要住哪裡、去哪裡，他們說，往前走。
當第二天，銀河從高山草甸的木屋裡醒來，看到外面的雪已經下了一尺厚的時候，他感到命運對行動者的捉弄——大雪蓋過了地表上所有的痕跡，搜尋已經毫無意義。
這雪早下了一個月。他想到藏民那些關於神山的故事，“可能是驚動了神山”,但又不願意真的相信，“神山的問題是嚇唬人的。”他下了山。
兩位藏族嚮導來康珠倉酒店結算工錢，以及那頭牛的錢。他們要求獵隕隊付全部的2000塊，銀河不同意，明明說好向導出買牛的錢，我們吃多少付多少，一共就拿了兩條後腿，1000塊也夠了。團隊裡的人都聚集在305房間，討論要從哪裡勻出這1000塊。銀河側臥在床上，越來越憤怒，連日來找不到隕石的氣餒和平素相處的積怨，都在這個房間裡爆發了。梁飛你跑得比兔子還快，有問過大家的意見嗎？你還買了那麼多零食，有問過大家的意見嗎？銀河說，我們根本就不是一個團隊。
那現在怎麼辦？梁飛問。我還墊付過車費，有找大家攤過嗎？銀河繼續說。
討論僵持了一個晚上，直到向來少語的梁飛黃海強突然發怒，拒絕付錢，大吼了一聲，“這是原則問題！”
最終每人還是拿出300塊，補全了此次上山的全部虧空。但團隊的分歧已不可調和，梁飛決定明天立即出發，尋找一個新的座標。他們一行四人早上8點鐘就走了，沒和銀河告別。這個因天價隕石而聚集起來的小團隊，在半個月後因為一頭牛宣告解散。
藏族嚮導們解釋，他們在白色佛塔旁聽到，團隊之中有人說，牛這麼便宜，我們就全買下來吧。這頭牛的一條後腿至今留在山裡木屋的門上，剩下的肉被帶回瓦卡鎮，但被同樣憤怒的嚮導們連夜扔進了金沙江。
心裡的石頭
被迫下山的那天，我回到酒店無所事事。大概五點半，我準備下樓，看見樓道里站著一個只穿了一件背心的男人。
扎西眼神茫然，不知所措。他是青海的藏族人，做蟲草生意，中途加入隕獵團隊，一向安靜，是團隊的隱形人。怎麼了？我問。他普通話不好，嘴裡嘟嘟囔囔。我聽了半天，他說的是“毛臺要殺我”。
“像這樣，”他用手掐住了老闆鄧珠的脖子。我扶他到飯廳，鄧珠聞到他身上的酒氣，倒了一杯熱茶。扎西努力要說些什麼，說不出，只能一遍遍掐住鄧珠的脖子，“毛臺眼神都變了，要這樣掐死我。”
我在巴拉格宗撿了一塊石頭，扎西斷斷續續地說。那塊石頭，是從一個大石頭上敲下來的，我想可能是隕石。那塊石頭我一直背了好長時間。我在喝酒的時候，毛臺無意中發現了，後來這個石頭不見了。毛臺他必須拿出來。那個石頭，幾千萬。那個石頭，我照片都有。就在這個地方！毛臺把我——
他又用手掐住鄧珠的脖子。
哥哥，我要是說錯話，就從巴拉格宗的神山上跳下去。扎西說。
正說著，毛臺走了進來。他是新疆的哈薩克族人，身材不高但壯實，留著鬍子，有些兇相。“你，你，”毛臺的普通話也不好，努力挑選措辭。他最終也選擇了手勢，用小拇指指著扎西，“你給我等著。”
鄧珠看到衝突一觸即發，急了，“你們兩個再鬧我馬上喊白手套把你們帶走！”
梁飛也在場，他光著腳，正晾著腳上的傷口。“在藏族的地方不要搞事情，”他沒辦法站起來拉架，“給哥哥個面子。”
鄧珠讓扎西坐在最裡面，拿身子擋住他，其他人拉開了毛臺。扎西的聲音低了下去，“隕石可怕的……”
“老天啊，”鄧珠雙手合十，祈禱著，“如果真的撿到隕石的話，這些人會殺人的。最好不要撿到隕石，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不要撿到。”
扎西第二天一大早就離開了瓦卡鎮。在他走之前，我希望能和他釐清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扎西酒醒了，但仍然說不清楚，只是反覆說，石頭，他喝醉了把那個石頭裝了拿下去了。毛臺也好，誰也好，現在都要遠離一點兒。
我問了在場的目擊者。那天中午他們三個人喝了六瓶青稞酒，毛臺看到扎西包裡有塊石頭，問了幾句，扎西說毛臺私自拿走了石頭，上去就給了毛臺兩拳。但毛臺沒有還手。
那塊從巴拉格宗撿到的、有著黑色外殼的小石頭，也一直在扎西那裡。我回到北京之後，他託我尋找鑑定機構，“科學儀器化驗我才信。”
劉傑文已經離開了兩個星期。他本應該製作收山貨的視頻，可他每天早晨六七點起床，開始寫隕石的故事。他找信息，看座標，翻閱過分析1976年吉林隕石墜落軌跡的學術論文。在他寫故事的時候，這些隕獵者又回到了他眼前，“每個人都相信這一場夢，很認真地在做這一場夢。”但這個夢還沒完，故事還沒到終點。
有天他去東旺鄉，看到公路上有一個大窟窿。在以往任何時候，他都會認為這是橫斷山區常見的塌方，那天他卻抬頭看了看山，想著是否有隕石撞擊的痕跡。他甚至想爬上去看看。一位路人告訴他，這個窟窿幾個月前就有了。
“我放不下這個故事，我想知道它的結局，”11月3日，劉傑文決定重新開始尋找隕石，“我不只是要知道它的結局，我要參與並知道結局。”
我想起在康珠倉酒店，一位學修車的年輕學徒一直安靜地聽著我和銀河聊天，銀河說要回家，但提起某個疑似隕落點又要去看看。學徒最後笑了笑，說，“你心裡的石頭還沒放下。”
群眾路線
“ 發動群眾是最好的辦法”，劉傑文在進山的路上說。他為此次歸來做了不少準備，有一個明確的搜索範圍。香格里拉隕石的飛行速度為14.6公里，空爆點距地面37公里，按照視頻資料，劉傑文估計入射角為25度，它可能落在了距離空爆點79公里的地方。考慮到誤差，他在地圖上畫了一圈，東至稻城亞丁，南至小雪山埡口，西至澤庸村，北至大雪山。這麼大的範圍，靠幾個人搜尋是徒勞的。
這個圈子裡散落著二三十個村落，來年春天，藏民要上山挖蟲草，如果他們能順便找一下隕石，那麼就多了成千上萬的專業搜索隊員。
懸賞是必需的。“就跟古代捉拿魯智深一樣，這樣一懸賞，大家就會把它當成一個話題。”劉傑文說。當地一個家庭的年收入約三萬，懸賞金額被定在了十萬。這不是一個會讓人“發瘋”的價碼。
在翁水村村口的小賣部門口，劉傑文貼下了第一張懸賞告示。他連夜寫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公文風格的“隕石懸賞公告”，一個是“大家一起來找隕石，10萬元收購”。考慮到方便村民理解，行文必須簡潔，“類似於打土豪、分田地，大家一看就明白”，他選了後者。告示上特意做了科普，拿新鮮牛糞的照片和隕石做對比，講解二者外表上的異同。
懸賞告示紅底白字，十分顯眼，很快有村民來圍觀。一位村民問，“這個是什麼石？”劉傑文說，“念yǔn，隕石。”他唯獨沒想過這個問題。
此後一個星期，我們整日穿梭在大小雪山之中，把告示貼在沿途村落的小賣部和村委會門口。小賣部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快到年底，村子要開年終總結會，所有人都會去村委會。同行的春批是藏族人，負責翻譯和解釋，並幫助取得基層黨組織的信任。
春批
11月9日，我們開車去一座礦山，這是搜尋版圖中最西邊的位置，也是最後一站。地圖上沒有礦山的名字，路上可見“雪域公司”的招牌。車子駛進一條曲折的土路，扎進雪山深處，路過因採礦而造成的、堆積成山的落石。再往前，是一片藍寶石一樣的湖，山上的樹映在其中，好像湖底長出了森林。路上的積雪越來越深，車子打滑，我們在一個拐彎處停了下來。前方有從山上垂下的巨大冰柱，碎掉的冰粒不時嘩啦啦落下，風非常大，吹得人要倒下。
不能再往前走了，劉傑文說。雖然轉過前面的山，再走一段路，就到了此行的盡頭，但必須要返回。他把一張告示貼在礦山的鐵牌上，“隕石搜尋算是正式結束了。”
當晚，劉傑文去翁水村找梁飛，準備分享自己這幾天的進度。梁飛一行也在大小雪山做最後的搜尋。劉傑文興沖沖地跑上旅館二樓，推開門，看到梁飛和5個隊友在炸金花。房間很小，床並在一起，被子上到處散落著撲克，一疊100元、一疊20元的人民幣壘在一旁。來了啊，梁飛抬頭看看劉傑文，又投入到牌局上。
“梁哥，我今天貼完了告示，雪太大了不好搞。”劉傑文說。
屋內的人埋頭玩牌，說沒事，反正我們訂了回去的票。劉傑文又待了十分鐘，說我先回去了，大哥注意安全。
大家從床上起身和他握手。劉傑文看了一圈，這些面孔以後幾乎不可能再見到了。
回去的路上，劉傑文一直沉默地開車。他一向善談，整日開七八個小時的車，話也沒有停下的時候。
“梁飛這個狀態不對，”劉傑文終於說。“我希望咱們做最後一搏……但我覺得大家都懶洋洋的，炸那個金花去了，去賭起來了，這個什麼意思？”就像踢球，0比3落後，還是要跑步，搶回來，“一個團隊不應該是這樣的，到最後我們一起找，找不到沒關係，咱們笑一笑事情過去了，多好。但是如果你說大家垂頭喪氣，球也輸了，等著那個口哨聲響起，等著終場聲太難受了。”
“我知道是找不到的，”劉傑文的聲音逐漸走高，雙手握緊了方向盤，“我們是奮鬥，明知道勝利無望還是要奮鬥……奮鬥的一生才值得度過。生活本來就無望。”
天完全黑了，車燈只照到前面幾尺的距離，有一兩隻兔子倉皇逃走。
故事的終點
銀河是真名。他看起來完全符合這個頗有戶外感的名字，穿一身迷彩服，皮膚曬得黝黑，缺一顆門牙，開口就是一個黑洞。初二那年，他因太調皮被母親送去武校，在胳膊上文了“少林”兩個字。現在他用一條龍蓋住了那兩個醜醜的字。
他與搭檔非哥都是溫州人，做飾品生意，讀書不多，在一個地方待不住，總是要走。他們在一年前迷上了石頭，這一年就基本在外面。老婆問什麼時候回來，他們安慰幾句，拖延幾句，還是要找。劉傑文覺得自己與他們有共同點，那種“男性的、自由的東西”，說發財總是容易被人理解，可類似於騎馬一樣的體驗難於解釋。
“一個人總要留下什麼東西，”非哥這樣說，“我覺得我想留下故事。”
銀河
11月9日晚，銀河給劉傑文打電話，他退了機票，準備再去一個疑似隕落點。劉傑文剛剛離開梁飛的牌桌，立即答應了銀河。雖然銀河要找的地方根本不在他的搜尋範圍，但他還是要去，“支持一把，願意跟他一起體會”。想留下故事的人遇到了想記錄故事的人。
我在想故事應該在哪裡結局。或許在發生車禍的時刻。銀河去了他想去的那座山，不出意外，沒有發現隕石的痕跡。第二天，我們返回香格里拉，各自回鄉，正式告別。途經尼西鄉路段，一側是金沙江，一側是陡峭的山體。
我坐在副駕駛的位置，經過一個轉彎的時候，看見前方路面有一攤深色的液體。突然間，車子的右輪幾乎騰空，右半邊飛了起來，前窗視野內的大山迅速右移，金沙江猛地出現在眼前。開車的非哥一個急轉，強力扭過車頭，硬生生把車扳到路上。但車尾撞到護欄，車子朝著山的方向彈射了過去。大山重新出現在眼前。再一個急轉彎、急剎車，幾聲淒厲的摩擦聲後，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路上留下一條長長的S形痕跡。那攤深色的液體不是水，是機油。
車的保險槓扭曲，左後車燈破碎。讓我們5人僥倖逃生的除了非哥22年駕齡積累的車技，還有純粹的幸運，離事故點不到一米的地方，就有一段護欄缺口。如果事故發生得早一點兒，我們就會衝下急流的金沙江。
這看起來就像一個必須離開的信號。藏族朋友說，老天在告訴你們要走。
4天前，梁飛得到了同樣的“信號”。他們一隊去稻城，車子前方突然滾下一塊約有數噸重的落石，砸斷了整個路面。如果開得再快一點兒，多走十幾米，這塊同樣從天而降但卻不期而遇的石頭將直接砸在他們6個人的頭頂。這是梁飛這個月第二次接近死亡的時刻。
但對於隕獵者來說，這都不是故事的終點。梁飛一隊在事故的第二天再次進山。“即便現在是中途，這樣有了一個危險，我該找還是會去找。”劉傑文說。它只是剛好發生在結尾。
故事或許結束得更早一點兒，在我們最後一次進山卻被抓的時刻。徒步了12個小時後，我們躺在地上，入夜後的山裡完全沒有光，森林裡有窸窸窣窣的聲音。天上繁星擁擠，似乎能發出叫喊。該走的路已經走了，該打的仗已經打了。
回到山下的村子，我們的車子被幾塊木料堵住。“和我們走一趟。”幾個村民說。
村口，一個年輕的藏族小夥子在等我們。“這片山是白馬保護區的核心區域，進山必須進行行政申請，”小夥子拿出筆記本，登記我們的職業和身份證。“希望檢查你們的揹包，如果發現任何動物皮子或者保護植物，我會立即打電話給森林公安，”他說，“當然，開包看你們自願。”
我們打開了所有的行李，敞著口堆在路邊。
“這是什麼？”一個村民從車上拿出兩根削成柺杖形狀的樹枝。另一村民仔細看了看，“是紅豆杉吧？”
在山上的時候，非哥看到一棵疑似紅豆杉的樹。銀河拿著藏刀，砍了一根兩米多長的枝幹，後來劈成兩半，作為兩個登山杖。紅豆杉是國家一級保護植物，他們本打算帶走。
護林員湊近看了看。一陣幾乎窒息的沉默後，他說，“應該不是。”
“我們不是私人行動，”銀河忽然說，拿出一張“隕石專業委員會”的會員證，遞給護林員，“我們是中科院的。”他指了指我，“還有記者。”
小夥子反覆看那張證件。一個山區的護林員無法確定會員證與中科院的關係，其實“隕石專業委員會”隸屬於中國觀賞石協會，是社會組織，與中科院無關；他也並不知道，這張證件來自早已將銀河除名的機構。劉傑文給林業局的熟人打了電話解釋情況。護林員本來決定每人罰款500元，作為私自進山的懲戒，但後來不了了之。兩根細長的、被削尖的樹枝，被村民留下了。
我們離開了村子。“我覺得我沒做錯。”銀河在車上說。憤怒和沮喪淹沒了我所有結束搜尋後的輕鬆感。他們最終找到了自己認為珍貴的東西，以自己的方式獲得又失去了它。
有出版社找到劉傑文，希望他能把找隕石的故事寫下來。冬日事閒，他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故事，跳出來看太荒誕了。就像他6年前放棄上海程序員的工作、放棄了房子和家庭，來藏區做山貨販子一樣荒誕。當時他30歲，喜歡寫作，喜歡戶外，卻一直在給手機做導航系統。一次來雲南旅遊的時候，他跟隨一位藏族嚮導去了梅里雪山深處，後來他留在了那裡，寫了許多關於藏區的故事。現在，他又找到了新的故事。
那一瞬間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館裡，我見到了張寶林。他退休前在北京天文臺工作，退休後經常去各個目擊隕石的現場。他說，香格里拉隕石大概三到五公斤，雲南地形複雜，找到的可能性很小，“三江匯合，高山密林，民族地區，地廣人稀，大海撈針。”
但他不願意得罪別人，“上去我要勸大家說別找了，趕快回家，那是多不道德的一件事，大家興頭上，都想發財。”他知道劉傑文在找，託人帶去過鏟子和書，“你以後找了東西給了國家，憑什麼呀？你們客氣過嗎？給點兒小禮物，這叫禮貌。”
50年代生人的張寶林把隕石看作“群眾工作”，80後的張勃沒那麼客氣，“愚昧”，他總結不顧一切去隕獵的人們。他參與尋找過許多次隕石，包括2016年獲得國際命名的班瑪隕石，在香格里拉隕石之前，那是國內最新鮮的目擊隕石。
“有些人懷揣著一夜暴富的夢想，有些人可能覺得借這個時機要炒作……還有些人真正就是愚昧了。”他坐在自己在上海的一家隕石坊內，周圍全是他的藏品，大的如桌面，小的像吊墜。他沒有給梁飛什麼“內部資料”，所有的判斷都來自公開信息。
張勃今年沒有去香格里拉。在海拔四千多米的無人區尋找一塊直徑約20釐米的石頭，毫無疑問，是“浪費時間”。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他對隕石的知識如數家珍，認為自己和那些盲目上山、缺乏常識的隕獵者們沒有任何共同點。
“你明年會去香格里拉找嗎？”我問。
他停頓了一下，說，“我可能會去。”
“找到隕石一定是運氣，”張勃說，專業知識、野外能力和預先的工作能幫助劃定範圍，但真正找到隕石的一剎那就是運氣，“沒有一塊隕石我100%知道它在這裡。”要去找，才有運氣發生的可能。況且，“當所有人沒找到的時候，（我找到）才更能體現價值。”
火流星在空中最後一段旅程是無光飛行。找隕石要靠耳朵聽，去問當地人，有沒有聽到撞擊的聲音，很脆，“咚”的一下，而且只有一下。
發現它的那一刻最刺激。在野外瞞天昧地地找，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找到，偶然一個回眸，或者金屬探測器給了反饋，你心臟加速跳動，血液加速脈動，但只有幾秒鐘的時間。你發現之後，又恢復平靜，這個40億年前形成的東西就像認識很久的朋友一樣，沒太多驚喜。張勃說，“就是那一瞬間。”
撰文、採訪：靳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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