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個幸運的王朝,它的開國是幸運的,立國是幸運的,亡國更是幸運的。 它能成為大一統王朝,靠的不是自己,更多的是藉著中原內部的內訌,從而成功入主中原。而後它能以少數統治多數,雖與統治者的能力有關,但更多的是藉助制度上的優勢,它的制度是清朝統治者總結了近十個大一統王朝近千年的統治經驗而形成的最為完美的制度。最後它的亡國更是幸運的,皇族中人無一人被清算,連宣統帝都依然能在皇宮中稱皇稱帝,繼續享受著那人上人的無上榮華。
當然縱觀清朝296年的時間(從努爾哈赤建立後金開始),它最為出彩的地方不是開國,不是立國,也不是亡國,而是在於它的“獨一無二”的政治環境。清朝是歷史上少數幾個沒有出現過宦官亂政,外戚弄權,權臣擅權的問題的王朝,中國二千餘年的封建歷史即使如強漢盛唐,它們亦不可避免的出現外戚弄權,宦官亂政的情況,而清朝雖強不如漢朝,盛不如大唐,但卻是從來沒有出現以上的問題,除晚清慈禧專權外,清朝皇帝更是從未讓皇權旁落於他人之手。
而這裡我們就來講講,清朝為何就沒有出現過歷朝歷代所頻繁發生的“宦官亂政”的問題。
宦官亂政在封建時代是屢屢發生,在清之前是屢禁不止,如漢朝的十常侍、唐朝的李輔國、明朝的魏忠賢,這些強盛的大一統王朝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此類問題,更有甚者在唐朝,甚至還發生過宦官殺死皇帝,扶立新君的事情,如寶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劉克明殺害,另一宦官王守澄就立唐文宗為帝。
可以這麼說宦官亂政,輕則會影響一國之根基,致使朝政日趨腐敗,民不聊生。重則更是會讓一國直接陷入亡國的境地,天下淪落於外姓之手。正如范曄所言宦官“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亂政的宦官對於天下而言簡直就是百害而無一利。
但不可否認的是,宦官對於封建帝王來說確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所說:“寺人之官(太監),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正因宦官的存在可以極大的方便帝王行使皇權,因此歷代帝王雖明知宦官可能會對國家造成危害,但卻是不能將其直接廢除,只能用規矩去遏制宦官亂政問題的出現,正所謂“中國封建君主集權制的產生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延續,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國封建社會充分發展的根本原因”。
當然,歷朝歷代的多數皇帝雖都知道宦官亂政的危害性,但卻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反而是或主動,或被迫的讓宦官亂政的問題堂而皇之的出現在朝堂之上。
如東漢,東漢宦官亂政之所以會出現,多數是因東漢皇帝需要藉助宦官去制衡外戚,甚至是擊潰外戚,從而幫助自己奪回皇權,從而讓宦官坐大,並直至出現禍亂朝政的問題。再如唐朝,唐朝的宦官亂政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唐朝皇帝一系列錯誤的政策導致的,正如唐朝宰相張居翰所言:
“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年間宦官勢力逐漸強大。貞元末年分羽林軍為左右神策軍,用來扈衛天子,以宦官掌管,從此宦官參與機密,奪百官之權,上下勾結,共為不法。大則構煽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爵,矗害朝政,王室袁亂”,就是因為安史之亂後,唐朝皇帝讓太監掌軍又掌政,如此宦官亂政問題也就隨之在唐中晚期出現。總得說宦官亂政問題是由於封建君主專制集權下的政治需求所引起的,宦官能夠亂政多數是因為皇帝自身的原因,因皇帝專制集權的需要,才讓宦官有了亂政的條件,而這也是為何宦官亂政問題之所以會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清朝,這個在制度上基本上照搬明朝(黃宗羲曾言:“閹宦之禍,歷漢、唐、宋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預朝政之閹宦,無奉行閹宦之朝政”,明朝的宦官亂政問題是除東漢、唐外最為嚴重的,此時明朝的宦官雖沒有躍居皇權之上,但對朝堂卻有著絕對的控制權,與明之內閣幾乎是平起平坐),幾乎是一脈相承,且在專制集權上,也是中國封建時代專制主義最頂峰的王朝,它卻偏偏就沒有出現之前漢唐明都屢禁不止的宦官亂政問題。
那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第一、獨特的宦官管理機制。 明時,管理宦官最高的機構就是“司禮監”,司禮監最高長官就是掌印太監,也就是說明朝對於宦官的管理就是採用“宦官管理宦官”的方法,而這種形式必然就會導致宮禁事務長期被宦官所把控,致使掌控內廷的宦官就有可能借著這個權力轉而去控制外廷,最終出現宦官亂政問題。因此,清朝就吸取了明朝的教訓,此時管理宦官的最高機構為“內務府”,而內務府最高長官就是總管內務府大臣,這個職務主要是從滿洲王公、內大臣、尚書、侍郎中選出,也就是說清朝管理宦官的是朝廷命官,而非宦官。
清朝這般做,也就避免出現宮禁事務長期固定地被宦官獨斷把持的局面。
同時,清時總管內務府大臣多為滿洲親貴擔任,這點亦可阻止宦官亂政問題的出現,畢竟他們是清朝的貴族,是清朝的主人,他們自然是不會允許宦官去幹涉自家的事務。而在當時,清朝內務府對於宦官而言是有著絕對的權威的,當時宦官升遷降調均由內務府移文吏部決定,也就是說宦官是升是降,如何調動都由內務府說了算,如果內務府不同意,這個宦官除非得到皇帝的特旨,否則永遠得不到升遷。此外,清制定“宦官犯法內務府可先拿後奏”,只要內務府認定這個宦官有違法的事情,他就可以不經請奏,直接派人將其捉拿,待其定罪後再行上奏。
因此,在滿洲親貴執掌內務府的過程中,為了不讓宦官有禍亂自家天下的機會,他們自然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宦官進行百般壓制。
第二、嚴酷的宦官管理制度。自順治帝建立宦官制度開始,順治就對宦官進行了一系列的限制,先是順治十年(1653年),順治頒佈上諭,對宦官進行以下的限制:
“一、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二、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三、不許招引外人;四、不許交接外官;五、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接;六、不許假弟侄名色置買田產,從而把持官府,擾害民人。”,後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順治還仿照朱元璋舊例,鑄鐵碑立於交泰殿,明文規定宦官“凡有不法行為,均凌遲處死”,一旦宦官犯有不法之事,無論是貪汙,還是干預朝事,皆凌遲處死,絕不姑息。此外,在《欽定宮中現行則例》還規定:“太監級不過四品,非奉差遣,不許擅自出皇城,違者殺無赦”。以上可知,清朝對於宦官的管理是非常殘酷的,可以說當時只要宦官犯了哪怕一點錯,他都可能惹上殺身之禍,甚至是凌遲處死。如此,試問在這般嚴苛而又殘酷的規矩下,清朝又有幾個宦官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呢?敢冒如此危險去幹涉朝政呢?
第三、嚴格限制宦官的實際職權。歷朝歷代,之所以會出現宦官亂政,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那些皇帝給予宦官的權力實在是太大了,如唐朝的宦官就被給予掌控左右神策軍的權力;再如明朝的宦官就被給予“批紅權”,擁有了與明朝宰相一樣同等的權力,如此正是因他們手握如此大權力,唐明才有了後來宦官亂政的問題。
因此,到了清朝,清朝統治者開始嚴格限制宦官的實際職權,終清一朝,宦官的職權始終都被限定在“止備內廷灑掃供役” 的範圍之內。在清朝,首先宦官任職僅限於大內,他們沒有出任外朝官職或地方官職的機會。其次清朝自順治開始就徹底廢去漢、唐、明讓宦官官典領禁軍、外出監軍的制度,宦官從此再無掌軍之權。再是清朝從不賦予宦官撰擬諭旨,處理朝政的權力,因此宦官也無掌政之權。最後清朝從不賦予掌控內廷財政的權力,宦官的財政一直由內務府管理,因此宦官也無掌財之權。
因此,終清一朝,清朝宦官從始至終都沒有外出任職、掌軍、掌政、掌財的機會,因此他們又有何資格去幹政朝政,甚至是把控朝政呢?
第四、嚴格限制宦官的身份地位。有清一代,除了慈禧專權時期,清朝的太監品級從未過四品。順治十年,順治就頒下諭旨:“各衙門官品雖有高下,寺人不過四品”,雍正八年,雍正亦再次下諭旨:“定四品至八品,不分正、從”,此後在乾隆七年,不過四品的規矩被編入《宮中現行則例》中,其言:“一凡宮內等處太監官職,以現今四品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頭品”,自此太監品級不能過四品的規矩遂成定製。
同時清時,清帝不但嚴格限制宦官的品級,還將宦官卑賤的地位法律化。康熙年間,康熙就曾訓諭:“太監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如何見大人、侍衛竟不站立?”就是宦官這般卑賤的身份,看到諸侍衛,王公大臣一定要恭敬站立讓道,不得傲慢無禮。此後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雍正又再次上諭:
“自今以後,凡王大臣及外國使臣進內,爾太監等俱要整肅規矩,不許斜倚跛立,互相私語。……所有不守規矩內監,朕已交與王大臣查,一經獲,必並爾總管治以重罪”,意思就是從此時開始,凡宦官遇到王公大臣、外國使節,皆要恭敬站立讓道,不得互相竊竊私語,更不可肆慢無禮,如若不講規矩,一經查實必嚴懲,同時其主管太監也要一併受罰。如此,在清朝康熙、雍正等多位帝王刻意的壓制下,清朝的宦官可以說是毫無地位可言,就是一個任人宰割的存在,此時連侍衛都能對宦官吆五喝六,更別說是文武百官了,因此清朝的宦官有何本事去亂政呢?
第五、嚴格限制宦官的政治交往。歷朝歷代宦官之所以能夠亂政,除了有其皇帝賦予他重權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廷有文武百官依附於宦官,從而讓宦官有機會,也有實力去掌控朝政大權。因此,清朝建立後,自順治開始,清帝就嚴令禁止宦官結交外臣,違者一律處死。
而之後歷代清帝都嚴令宦官不得結黨營私,不得結交諸皇子,不得結交文武百官。如康熙訓諭禁止宦官結盟聚黨;雍正訓諭禁止宦官與皇子私相交往;乾隆訓瑜禁止宦官與文武百官交往,更不允許宦官在皇太后處傳言政事;嘉慶訓諭大臣的奏摺必須遞外奏事官員,而不能交內奏事太監。如上所述,就是在清朝歷代帝王的嚴令禁止下,除慈禧專權這段時間外,其餘時間,宦官與外廷的交流幾乎是被完全切斷的,因此宦官也就沒有了與外廷官員預謀掌控朝政的機會。
第六、清朝對宦官的人數有著嚴格的限制。 明朝之所以會出現能與“文官集團”相抗衡的“閹黨集團”,一部分原因是因宦官的數量實在是太龐大了,據記載明朝宦官最盛時有數萬人,因此藉助著人數上的優勢,再加上皇帝有意無意的扶持,宦官的勢力是遍及全國,上至京師,下至府縣,都有他們的身影。如此,明朝宦官自然也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實力。
因此,清朝自順治創立宦官制度開始,就嚴格限制宦官的人數,入關之初,順治就將崇禎末年的九萬餘宦官削減至九千人,不久又下詔:“依明宮寢舊制,裁定員額,數止千”,就是皇宮的宦官數量維持在千餘人。後到了乾隆年間,宦官的數量增至約三千人,自此清朝宦官的數量基本維持在一千到三千人上下,如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宮中及外圍等處共有總管、首領和太監2605名;嘉慶三年十二月,共為2675名;道光二十二年,有2216名;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有1596名,光緒十三年十二月,為1693名。
第七、清朝皇帝自身原因。不可否認的是,清朝之所以沒有出現宦官亂政的問題,最主要的原因不在於對於宦官種種的限制,而在於皇帝。歷朝歷代,宦官亂政問題的出現歸根結底在於皇帝,若不是皇帝的怠政,亦或者皇帝的放權,作為皇家的奴才,宦官怎有機會亂政呢?想想看,明朝初立時,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宦官的管理是何其的嚴格,他就曾言:“太監不過是司晨昏、給使令、供灑掃的粗使下人”,因此他規定宦官不得識字,不得為外朝官,不得私交外臣,更是不得干政,那個時候的宦官可以說是被壓制的死死的。可是之後為何還會出現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等這些權宦呢?究其原因還不是因為明朝皇帝的放權與怠政嗎?
因此,一個王朝要想不出現宦官亂政的問題,只要皇帝勤政,只要皇帝不放權,宦官就永遠不可能對一個王朝造成多大的傷害。
而事實上,這兩點清朝皇帝都做的非常好。清朝歷代皇帝都牢牢記著“明亡不亡於流賊,而亡於宦官”的教訓,因此歷代清帝對宦官可謂是十分提防,每代帝王都會不厭其煩的重申著宦官對於一個王朝的危害,更是時刻警示後世之君一定要時刻保持著對於宦官亂政問題的重視。如此,清朝每位皇帝在位期間幾乎都會下詔嚴令宦官不得干政,如乾隆一登基,他就迅即頒佈嚴旨禁宦官在宮內傳言政事,並下諭:“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望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后聞之心煩。……爾等言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即只要宦官敢幹政,一律正法。如此,在清朝皇帝這般的提防下,宦官怎能從皇帝的手中獲得可以亂政的權力呢?
此後,清朝的皇帝雖不能說都是明君,但卻可以說都是勤政之君,無論是康熙,還是雍正,亦或是道光,在治理朝政上,他們都未有懈怠之處,可謂都是兢兢業業的,比如雍正“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天下政務“無分鉅細,務期綜理詳明”,據統計雍正親筆撰寫的硃批諭旨動輒就是萬言,其硃批在保和殿東西廡中更是堆積如山,而其中十分之三四現如今刊印出來,就有多達360卷,奏臣223人。因此,清朝的皇帝都是如此勤政,宦官又哪有什麼機會去幹政呢?
綜上所述,清朝之所以沒有出現宦官亂政的問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於清朝皇帝的勤政與不放權,就因清朝皇帝對於宦官的提防與警惕,才讓宦官失去幹政的機會。而之後在嚴酷的管理制度、獨特的管理機制、嚴格的限制宦官的實際職權、嚴格限制宦官的身份地位等制度的約束下,清朝的宦官更是再無亂政的機會。
閱讀更多 澳古說歷史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