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編：徐悅東
超越時空的成吉思汗家族血統的神聖性及其記憶
作為權力、權威、合法性之證明的帝王形象正如已經諸般論述到的那樣，在13世紀和14世紀統治大半個歐亞大陸的超大地域的蒙古世界帝國，在人類歷史上的確是劃時代的。東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河口、小亞細亞高原和東地中海沿岸，以成吉思汗為始祖的血統和王統，作為帝室和王族在各地不斷形成各種存在方式和水平上的政權和領地，因地而異，雖時間長短不一，但整體上至少在大約兩個世紀內作為歐亞大陸一體的統治層實施了統治。這樣的狀況，空前絕後。
所呈現出的是：統治蒙古這一前所未有廣闊地域的事實，由此創建起來的東西方一體的統治體系，蒙古語稱作Altan Uruq
（黃金家族）
的帝王、君王、王侯們的權力和權威，以及隨之逐漸形成的對於成吉思汗之血統的超越時空的崇敬之心。
蒙古統治的歲月，除了實際上很容易看到的統治體系和國家權力的形式、文明或文化方面明顯的一體化等確鑿的歷史遺產外，還將強烈的帝王形象及其記憶刻印在了歐亞大陸各地。這不僅在亞洲東方各地，而且在伊朗和中東地區，甚至在被認為是討厭蒙古的俄羅斯地區，也持續得到了繼承。這件事本身，可以說是貫穿時代的世界史水平上的歷史現象。
《蒙古帝國與其漫長的後世》， [日]杉山正明著，烏蘭譯，理想國 | 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其中，在廣義上的內陸亞洲或中央歐亞大陸的各個地區，蒙古時代以後的帝王或者王者們，會以某種形式將其權力、權威、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根源歸結到從前蒙古帝國及其創建者成吉思汗的身上。這可以說是所謂“後蒙古時代”中明顯的動向和潮流。
其根源是，如果不這樣做，自己的王位和權力就得不到政治傳統、政治風氣和結構，以及應稱之為下意識的輿論和觀念的支持，它們貫穿大大小小的地區社會，遍佈歐亞大陸的中央區域。當時真切的現實就是如此。這樣的時代的確存在於蒙古時代的延長線上，視“蒙古的遺產”為當然，繼續著新的發展。
不稱汗的帝國
從蒙古帝國衍生的國家和政權，各式各樣。例如，14世紀下半葉以河中地為大本營出現的帖木兒及其後繼者的政權，是完全可以稱為“帝國”的。帖木兒帝國處在後蒙古時代的開端，放射出異樣的光輝。其後，西方和北方的領土已無法維持而逐漸萎縮，而且多呈現為缺乏統一的狀況。
稍作回溯，在整個蒙古世界帝國當中最晚確立於中亞的察合臺兀魯思，其中央機構原本並不健全。當奠基者都哇及其眾多子嗣接連繼承王位又相繼去世，向心力只得一步步失去。
在這種分立和細分化的高潮中，察合臺系後裔禿忽魯·帖木兒首先從以察合臺兀魯思東半部地區謝米列契、天山地區和塔里木盆地為領地的所謂蒙兀兒斯坦
（意為蒙古之地）
興起，一時間顯示出再度統一察合臺兀魯思這一“聚合體”的態勢。但是沒過多久，禿忽魯·帖木兒的霸權就隨著他的去世而迅速衰微下去。在此期間，從察合臺兀魯思西半部地區興起的是帖木兒，通稱Tīmūr，該詞源於阿拉伯文的寫法，本來的發音是Temür。
帖木兒肖像 據說為蘇聯科學院人類學研究所根據出土於撒馬爾罕的帖木兒陵廟的帖木兒頭蓋骨復原
帖木兒追隨成吉思汗後裔禿忽魯·帖木兒，在一段時期內協助其成就霸業，並在此過程中不知不覺獲得出頭契機，除初期之外基本上沒有踏入錫爾河以東，具體說即訛答剌以東地區，而是以錫爾河以南地區作為自己主要的活動區域。他打著蒙古的旗幟，憑實力綏服了陷於混沌狀態的河中地至呼羅珊一帶，又向旭烈兀兀魯思解體後的伊朗中心地區至阿塞拜疆一帶進發，並進一步遠征小亞細亞和敘利亞。
另一方面，帖木兒扶持朮赤兀魯思左翼
（突厥語作Aq Ordu，譯作“白帳汗國”等）
之主脫脫迷失，後者是成吉思汗後裔，又是斡兒答兀魯思的首領，試圖重新統一正陷於分裂狀態的朮赤兀魯思。但隨後與之相爭，向北進軍至欽察草原。同時，帖木兒繼承察合臺兀魯思時期開始的南進印度之策，把手向南伸向德里算端政權及其統治下的忻都斯坦平原。1402年，在現今土耳其共和國安卡拉近郊擊敗了正在興起的奧斯曼政權，俘獲了其君主巴耶塞特，一度將其推入滅亡的深淵。帖木兒以亞洲西半部為舞臺大範圍展開的驚人舉動，使他稱得上是中央歐亞大陸所產生的最後的“霸王”。
然而，他本人不用說做“合罕”了，一生中連“汗”都沒有稱過一次。蒙古時代正式的形式是，“合罕”之稱只用於全蒙古的帝王
（忽必烈以後僅限於大元兀魯思的皇帝）
，而“汗”僅分別用於西北歐亞大陸的朮赤兀魯思、中亞的察合臺兀魯思、伊朗中東地區的旭烈兀兀魯思等三兀魯思的歷代君主。如果說此前一直遵從了這一傳統、觀念和框架，那麼現在的帖木兒無論如何也只能遵從。
與脫脫迷失之戰 與試圖重新統一朮赤兀魯思的脫脫迷失交戰中的帖木兒（左圖）。近侍舉著張開的華蓋（右圖）
“女婿大人”帖木兒
1336年出生於渴石
（今烏茲別克斯坦沙赫裡薩布茲）
郊外的帖木兒，儘管在語言和生活等方面已經突厥化，但他卻出身蒙古統治層中的八魯剌思這一強勢部族集團。在後述蒙古祖源傳說中，成吉思汗五世祖屯必乃這一假想似的人物，被說成是帖木兒所出身的八魯剌思部與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祖先。作為可以實際確認的史實，成吉思汗的稱霸過程中曾有一位名叫哈喇察兒的該部人出現，分管著蒙古新國家中的一翼。
此外，作為哈喇察兒嫡支的八魯剌思部首領一系，在成吉思汗分封家族兀魯思之時，被指名為分給次子察合臺的四個千戶
（波斯語作hizāra，蒙古語作mingqan）
之首，使其在後來經歷了發展、分裂、再度統一等複雜過程的察合臺兀魯思這一集團中，一直處於世襲家臣之首或者是門閥貴族的最高層。14世紀初，在整合為半獨立形式的不折不扣的察合臺兀魯思中，除開成吉思汗後裔的王族們，這一支本是屈指可數的門第。
就是說，帖木兒顯然是蒙古貴族的後裔，儘管其先祖部落被認為沒落了，但從血統上講他絕非凡夫俗子。不容忽視的是，在其作為時代風雲人物活躍的背景中，有著重視血統、出身和門第的蒙古的價值觀。帖木兒尊重並沿用了蒙古的制度，例如，奉行被認為是成吉思汗制定的軍律
（yasa）
，重大國事通過召開忽裡臺
（大集會）
來協商決定。不僅如此，帖木兒政權在各個方面都遵行了蒙古以來的做法。不妨說，帖木兒帝國這一政權在組織、運作和實施等硬的方面，很大程度上都和蒙古帝國處於同一系列的框架中。
他不稱“汗”，其後繼者也一貫如此。原因首先在於帖木兒不具有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統，反過來說就是，帖木兒及其後人如果稱“汗”，那麼帖木兒政權就有可能動搖甚至毀滅，至少會加劇這種威脅和恐懼。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統，意義就是如此重要。可以說，這種情形和觀念尤其左右著中亞的人心。帖木兒及其後繼者，在這一點上不能不敏感和慎重。
那麼，帖木兒是怎麼做的呢？他首先將成吉思汗後裔蒙古王子昔兀兒海迷失扶立為名義上的汗。然後，他自己迎娶了成吉思汗王族中擁有直系血脈的察合臺後裔薩萊·穆勒克·哈努姆
（Sarāy Mulk Khānum）
公主為正後。帖木兒由此成為了成吉思汗家族的köräkän（突厥語，蒙古語作küregen）即“女婿”，稱“埃米爾·帖木兒·古列堅”。
阿拉伯語、波斯語的amīr一詞，當指相當於“長”的人，當時實際上是指“武將”和“司令官”等相當於軍事指揮官的“將帥”，這一詞還廣義地用作相當於“大人”的敬稱。總之，帖木兒是稱“女婿將帥帖木兒”或“女婿大人帖木兒”的。
二重王權的新方式
現有帖木兒政權自己編纂的波斯語世系譜《貴顯世系》
（Mu'izz al-Ansāb）
存世。不好意思可能要稍微費些口舌，在傳世的幾種寫本中，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藏本可以說是在帖木兒之子沙哈魯統治時期編纂完成的幾近“原本”的本子。這裡根據這一本子進行講述。
在這個“巴黎本”中，以圖表自豪地顯示著成吉思汗家族和帖木兒家族之間的關係。根據這一圖式，昔兀兒海迷失是成吉思汗第三子即第二代大汗窩闊臺的後裔，最終卻淪為其旁支的旁支。他的父親答失蠻察，早在帖木兒之前就被西突厥斯坦的實權人物埃米爾·加茲罕扶立為察合臺兀魯思的君主。總之，是個適合推舉的人選。當時，兩代君主皆為傀儡，且出自非察合臺兀魯思“正統”的窩闊臺系，這些對於做傀儡倒是合適的。
就是說，帖木兒借鑑了加茲罕的故用伎倆。這種做法不是帖木兒的獨創。直言不諱地說，帖木兒這個英雄並不給人一種多麼精明或換句話說“狡猾”的感覺。總體來說，他那極度剛直、武斷以至於為族人所背叛的形象是無法否定的。當然，這畢竟只是就形象而言。
《貴顯世系》 帖木兒政權所編纂的世系譜的一部分。上半部以大圓形表示的是昔兀兒海迷失。其左側的註文中記載說他是埃米爾·帖木兒·古列堅即“女婿殿下帖木兒”的傀儡
帖木兒家族，在傀儡“汗”的名義下，於政治上始終保持第二的地位，同時通過迎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女性而成為“女婿”的方式，與成吉思汗家族“血統”的神聖性掛上鉤。他們在現實中握有實權，但名義上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輔佐官，以這樣的“集團幻想”來獲取“實利”。
對照日本史來說，這種情況容易讓人聯想到天皇和將軍、將軍和管領，以及幾乎同時期的足利將軍、幕府和管領這些實權者之間的關係。與此相關，“管領”這一用語和概念本身，是直接從蒙古時代的大陸引入的，對此日本史研究宜給予更進一步的認識。順帶說一句，包括鎌倉、室町這樣的時代劃分在內，所謂日本史、東洋史等學科的劃分，有時會隨意製造出虛無的幻影。按照固定想法為歷史設置障礙，沒有比這更有弊無利、更無聊的事了。
當時的整個蒙古帝國已經進入瞭解體期，從前那樣佔絕對優勢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影響力正在迅速衰微。不過共識一旦形成，它的根深蒂固是可怕的。從後世向前回溯，今人不解為何會是如此的問題，對於生活在當時的人們來說似乎頗具意義。這樣的事情和事例，在人類史上恐怕是不勝枚舉的。即使在這一點上，蒙古帝國和成吉思汗家族的權威也是與現實分離的。在那個世界裡，身為“王”的人必須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後裔。
這樣做，自然有很多實際上的好處。不管怎麼說，如果將成吉思汗家族出身的人推上前臺，就可以在其權威和神聖形象下，使原來資格遠在帖木兒之上的諸王侯和資格相同的部族首領、地方豪強不得不服從他。只要履行了這樣的“手續”，無論什麼樣的說法都可以輕易排解，在進攻周邊地區時也可以打出復興成吉思汗家族的旗號。其結果是，散居於中央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以來各種各樣的家族和武士，以及眾多的遊牧民部落都投順到帖木兒麾下，擁護其軍事行動、統治和管理。
繼承兩種血統的王權
第一代君主帖木兒所採用的這種做法，原封不動地為後世的帖木兒王朝諸君主所繼承。傀儡汗昔兀兒海迷失去世後，其子算端麻哈沒的即位，帖木兒的繼承人們始終扶立成吉思汗後裔為汗，從母系一方保持著成吉思汗家族
（察合臺系、窩闊臺系之外還見有朮赤系）
的“血統”，從夫人一方保持著中華式用語所說的“駙馬家族”
（皇帝的女婿家門）
的名分。
《貴顯世系》,大圓形表示察合臺王家的合贊算端，其左下方的方框表示他的女兒薩萊·穆勒克·哈努姆（Sarāy Mulk Khānum），註明為埃米爾·帖木兒·古列堅的夫人
這樣的情形，使人聯想到蒙古帝國時代的弘吉剌、亦乞列思、汪古、斡亦剌等“駙馬家族”或“駙馬王國”，這些家族以擁有理所當然固有的領地、屬民、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與蒙古帝室完全合為一體，共同分享繁榮富貴而著名。這些家族在旭烈兀兀魯思、朮赤兀魯思乃至察合臺兀魯思形成了很多支系和領地，與大元兀魯思統治時期幾乎一樣，在那裡各自成了君主家族的“駙馬”。順帶說一句，忽必烈即位以後的高麗國及其王室，其情況可以說也與此相當。
憑著這種獨特的身份，緊傍各兀魯思政權的大小封王們，都被以前述蒙古語的“古列堅”相稱。埃米爾·帖木兒·古列堅這一稱呼及其構想，不過是活用了蒙古時代普遍存在的方式。總之，帖木兒是蒙古時代以後相當廣泛存在的眾多“女婿大人”中的一人，或說是其中的一個新人。
帖木兒政權在成吉思汗及其血統中尋求的自身“王權”的根據、將自己和蒙古“王權”以雙重形象看待的確鑿證據，正是前述的《貴顯世系》。這部世系譜採用兩段式書寫結構，即前半部分為成吉思汗家族，後半部分為帖木兒家族，其意義的確不難理解。帖木兒朝這一“王權”，不僅在現實的國家體系中，而且在“王”的權威和神聖性方面，以及統治的合法性根據和理由方面，都可以說基本上與蒙古帝國及成吉思汗家族構成了“二重王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獨特的世系譜除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優質寫本外，還有莫臥兒帝國時期抄寫於印度的三個本子為人所知。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帖木兒帝國最後的君主巴布爾所建立的莫臥兒帝國，可以視為第二帖木兒帝國。首先，在那一時期該書也曾被抄寫過幾次，一直得到了保護。其次，被認為反映了莫臥兒帝國建立以後印度方面的政治因素和勢力關係的補寫、改訂和刪除的地方，書中也相當多見。
這表明，即使是在莫臥兒帝國統治時期，對於蒙古帝國和成吉思汗血統的尊重和在意並未消失，仍然保持著生命力。那麼，其意義即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就是說，成為王、君主、統治者的人，必須擁有貫穿時空的尊貴血統，而且將自己以某種形式連接到該世系的延伸線上，才能證實其為貴種。
總之，帖木兒帝國的君主和王族們，同時繼承了成吉思汗和帖木兒這兩位“英雄”的血統。莫臥兒帝國的君主和王族自然也如此。在整個第一和第二帝國期間，帖木兒和莫臥兒的王統都是繼承了兩種血統的王權。
蒙古和斡羅思的三百年
不經意聯想到與此頗為相似的事例，即下文將要講述的蒙古和斡羅思之間“王權”的聯動。
朮赤兀魯思對包括斡羅思即俄羅斯在內的西北歐亞大陸的全面統治，是非常寬鬆的，大約持續了一個半世紀。至1380年，朮赤兀魯思的實力人物馬買率領的蒙古軍，在頓河附近被莫斯科的德米特里統率的斡羅思聯軍擊敗。此次庫里科沃戰役的勝利，顛覆了蒙古不可戰勝的神話。被讚譽為“頓河的德米特里”
（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
的他，成為統一斡羅思和對抗蒙古的中心人物。
不過兩年之後，推翻馬買的前述白帳汗國的脫脫迷失大舉西進，掃蕩了斡羅思，莫斯科被付之一炬，朮赤兀魯思的間接統治即刻恢復。俄羅斯史當中過分強調庫里科沃戰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史實還是稍微有些出入。在蒙古的認可之下作為莫斯科大公的形式依然和往常一樣，但斡羅思對蒙古的姿態從此開始逐漸發生變化。
大的動盪，倒不如說是從蒙古一方開始的。前述脫脫迷失，憑藉帖木兒的支援重新統一了朮赤兀魯思，但是從1389年左右開始雙方的對立加深，至1395年在捷列克河畔慘敗於再度來徵的帖木兒，逃往當時強大的立陶宛。帖木兒破壞了整個朮赤兀魯思的中心區域伏爾加河下游一帶以及首都薩萊城。這最終成為一個大的分水嶺。
其後，朮赤家族的凝聚力減弱，在朮赤兀魯思“右翼”的核心政治權力即從前的拔都兀魯思境內，除了憑藉正統家族出身繼任的大帳汗國，克里米亞於1430年、喀山於1445年、阿斯特拉罕於1464年分別獨立。此外，在烏拉爾山以南有諾蓋汗國，以東有拔都之弟昔班所創建的藍帳汗國
（Kük Ordu）
等兀魯思，還有失必兒汗國等，所謂“汗國”的割據已成定局。朮赤兀魯思這一大的聯合體，已經不具備作為一個國家的實體了。廣義上作為“蒙古”的帖木兒，客觀上給斡羅思帶來了好運。
順帶說一下，昔班兀魯思的屬民不知不覺間被稱作了烏茲別克，從阿布海爾至其孫穆罕默德·昔班尼時期，在16世紀初推翻帖木兒帝國，在河中地和呼羅珊建立了名為“昔班尼”
（Shaybān，為突厥語和蒙古語Šiban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式的發音）
的政權。另外，本書開頭部分所述1920年消亡的兩個中亞蒙古帝國的殘影當中，布哈拉名義上繼承了後述阿斯特拉罕末代君主逃亡烏茲別克後的政權，另一個即希瓦也屬於烏茲別克國家系統。
與蒙古方面的動向成反比，莫斯科對斡羅思諸國的霸權得以穩步確立。如果僅依據以往俄羅斯方面的記載，容易使人以為是伊凡三世把俄羅斯從蒙古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
的確，伊凡三世於1462年當上莫斯科大公，曾吞併諾夫哥羅德、特維爾、也烈贊、羅斯托夫、普斯科夫等公國和城市。他於1472年與二十年前被奧斯曼帝國所滅之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的女兒索菲亞
（Zoe Palaiologina）
再婚，作為拜占庭帝國
（東羅馬帝國）
的繼承人，擺出擁護希臘正教的姿態，是一位實力相當強的君主。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認蒙古的“宗主權”。此前，往往多見所謂斡羅思與蒙古的對抗圖式，然而事實上是兩者在各自獨立和相互平衡之中，形成了一種可以說是整體上寬鬆的體系，緩慢推移著時光。莫斯科的興起，實際上也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蒙古一方名義上的“宗家”大帳汗國，在阿黑麻時期氣勢一度復甦。但它卻在烏格拉河畔與莫斯科軍隊長期對峙之後，於1480年一無所獲地撤退了。有觀點認為這是前述“韃靼之軛”的終結。然而，大帳汗國一直存在至1502年首都薩萊被克里米亞攻陷之時。本應徹底衰微了的朮赤兀魯思勢力，還曾於1521年擊潰過莫斯科軍隊，再次使其歸順。只是，那已是最後的餘暉了。總之，蒙古一方的分裂和衰退已不可否認地逐步加深，在這種狀態中走到了16世紀中葉。
重合的蒙古和斡羅思的“王權”
被視為一舉扭轉這一危急局勢、奠定後來俄羅斯帝國之基礎的人，是以“雷帝”之名著稱的伊凡四世。在1533年父親瓦西里三世去世之後，他年僅三歲即成為莫斯科大公，經歷了母親葉蓮娜攝政的五年和其後因貴族統治造成的混亂期，於1547年十六歲時作為歷史上最初的“沙皇”舉行了加冕典禮，開始親政。在五年後的1552年，他親率大軍攻陷喀山，殺死所有男性，將女性擄為俘虜。
1556年，因懼怕喀山的悲劇重演，阿斯特拉罕不戰而降。由於吞併了兩個強大的汗國、平服了伏爾加河流域，斡羅思東進之路由此打開。不久，斡羅思即一鼓作氣向包括烏拉爾山東麓的失必兒汗國在內的西伯利亞大地挺進，一路如入無人之境。斡羅思的歐亞大陸化乃至走向龐大帝國之路開始了。
然而，使俄羅斯歷史發生大轉折的伊凡四世，實際上居然和蒙古有著很深的淵源。他的母親是朮赤兀魯思曾經的實力人物馬買的直系後裔，而且他迎娶的第二任妻子瑪利亞·捷姆魯戈夫娜正是朮赤一系王族的後裔。與他在加冕典禮後不久成婚的安納斯塔西婭已於1560年去世。就是說，伊凡四世的母親和妻子都出身響噹噹的蒙古名門，他本人也擁有一半的蒙古血統。
從蒙古方面來看，伊凡四世及其父親正是“女婿”，可謂女婿的莫斯科。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總之，在蒙古和斡羅思王室之間，存在令人聯想起帖木兒帝國的那種“血統”合作。此外，還應特別注意下述有名的事件。
1575年，伊凡四世突然退位，讓位於謝苗·別克布拉托維奇。具體情形是，伊凡四世以謝苗為“全斡羅思之大公”，他自己僅稱“莫斯科大公”。儘管在第二年立即復了位，但是關於伊凡四世這個奇怪的、不可思議的舉動，迄今已出現過各種各樣的說法。
這裡提到的謝苗·別克布拉托維奇，是喀山的皇子，即朮赤家族的直系後裔賽因·布拉特。他稱得上西北歐亞大陸地位最高的王子，於1573年皈依了基督教
（俄羅斯正教）
，改名為謝苗
（Симеон）
。所謂Бекбулатович，是在其原名Булат上冠以敬稱“殿下”（Бек）而俄語化了的形式。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斡羅思，仍旺盛地保持著對成吉思汗家族的權威及其“血統”的尊崇。
伊凡四世是想通過推戴蒙古嫡裔謝苗為名義上的君主，藉助其權威施展他實權者的鐵腕。伊凡考慮到，僅憑自己的血統和實力是無法徹底維持統治的。這也正是帖木兒及其家族的做法。謝苗本人在第二年被安排退位後，也一直保持著很大的影響力和權威。1584年，當統治了五十多年的伊凡四世去世後，擔心謝苗復辟帝位的人們竟迫使他引退，但他們仍然感到不安，直至最終弄瞎了他的雙眼。蒙古和汗之血統的權威，既大大發揮著現實意義，也呼喚著對其的戒備。
斡羅思方面所存在的成吉思汗家族的權威，後來仍然得到了長期繼承。在莫斯科侍奉的很多大貴族，出人意料地實際上都以某種形式繼承了蒙古王室的“血統”。有人認為其身影從俄羅斯帝國時代至蘇聯統治時期長期且廣泛擴散，尤其在藝術和文化關係等特殊領域中多見這一系統的人。其真偽程度，不好判定。
從政治史方面來說，諸汗國中以克里米亞為根據地的克里木汗國，長期保持著與俄羅斯帝國抗衡的力量。俄羅斯最終能夠從正面直接面向黑海，還要等到法國革命爆發前女皇葉卡捷琳娜於1783年吞併克里米亞之時。
16、17世紀對於世界史的意義
大元兀魯思與答言汗以及女婿大人們
關於蒙古世界帝國宗主國的大元兀魯思，筆者此前已經有所論述，但本書沒有專門從正面進行講述。這裡若以最簡略的語言來概述，則大元兀魯思對於陸地相連的蒙古統治地域和非歐—歐亞大陸這個二重的大地塊來說，既是支撐又是基幹力量。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站”或一般總稱為“站赤”的陸上交通、運輸、信息傳送體系，如果沒有大元兀魯思終究是難以運作的。還有，自古以來以印度次大陸為大的“中途站”，由印度洋航線達成的東西亞洲和非洲的直通以及進一步連通歐洲的海上通道，在進入蒙古時代後更加活躍，而且是以大元兀魯思所實施的航海組織化，以及當時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的舊南宋時期江南為主的製造力、生產力、經濟力、文化力作為基礎的，最終實現了世界水準上的、以白銀作為通用核算標準的人類史上最早的暢通無阻的經濟狀態。若以此來講“資本主義”，那麼應當考慮到其真正的基點正是存在於蒙古時代。
如果將大元兀魯思放在“中華”這一框架中來說，那麼是它帶來了小中華向大中華的大轉變。當然，對於大元兀魯思來說，“中華”地區儘管不到其直接統治區域的三分之一，但人口數量方面卻成反比。按中國史式的說法，在唐朝這一複合國家滅亡三百七十年後、唐朝喪失統一政權的性質五百年後，大元兀魯思再度統一“中華”地區，進而將其遠遠龐大化了。同時，這也促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共存的局面。包括首都大都即北京的定都在內，通向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最初是由大元兀魯思開啟的，這一事實無可否認。
眾所周知，大元兀魯思於1368年失掉中華本土，在與明朝對峙二十年後，忽必烈家族的帝系以1388年脫古思帖木兒帝的去世而暫告終結。其後，稱汗的人接連出現。總的來看，是以遊牧民為主體的大元兀魯思以來的各種勢力，在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東起中國東北地區西至哈薩克草原的內陸世界的東半部地區不斷聚散離合。應當指出的是，儘管所有這些勢力仍然堅持奉成吉思汗家族後裔為“王”，規模大小不一的諸勢力之間也相互割據和抗衡，但總體上大多還認為自己仍然處於“大蒙古國”這一非常寬鬆的框架之中，這種意識依然富有生命力。
尤其應當特別提到的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政權始終認為自己是“大元兀魯思”，而其首領人物被稱為Dayan qa’an
（或Dayun qa’an）
即“大元汗”。例如，15世紀中葉統率西蒙古之瓦剌的也先興起，於1449年在“土木之變”中擊敗明軍，俘獲了明英宗。接著，他於1453年殺死了成吉思汗家族嫡支的所謂“韃靼”部首領脫脫不花，短暫建立起了囊括內陸亞洲世界的廣域政權。根據漢文史料的記載，當時他自稱“大元天聖大可汗”，也正是“大元汗”即“答言汗”。
也先不久被部下所殺，政權亦隨之瓦解，這說明為“王”者必須是成吉思汗家族後裔的觀念依舊強烈存在。在蒙古帝國時期，屬Hoi-yin Irgen即“林木中百姓”的斡亦剌部族，儘管是屈指可數的強大複合集團，但其若干部族首領家族也只不過是通過與蒙古帝室聯姻獲得了“駙馬家族”的門第。
也先並未滿足於“女婿”的地位。他大概是想顛覆整個歐亞大陸的共識和固有觀念，成為新時代的領袖。然而，即便是也先這樣握有實權的人，也無法取代成吉思汗家族的“王權”。
後蒙古時代的內陸世界
關於這一點，也還是和前述帖木兒家族的情況有相通之處。說起來，也先政權和帖木兒帝國的後半期屬於同一時期。至於二者的關係如何，遺憾的是尚不很清楚，因為東邊蒙古語、漢文的世界，和西邊波斯語、突厥語的世界所產生的東西方史料，相互之間還缺乏溝通。不過，真實情況恐怕並不那麼遙遠。
也先應該看到了早於他的帖木兒及其後繼者們的做法，但他大概是想在瞭解帖木兒家族的例子的基礎上另闢他途，結果卻敗亡了。反之，帖木兒政權一方又是如何看待蒙古本土所發生的這種變遷的呢？不管怎麼說，當初他們都各自接受了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統”，但後來也先將其放棄，這或許成了重要的因素，使也先本人敗死，“瓦剌帝國”像虛幻的夢一樣消失。這一系列的來龍去脈，也許可以再次證實帖木兒方式的明智。
當然，即使是帖木兒帝國也出現了混亂的狀態，順勢維持統一的第三代君主沙哈魯在長達三十八年的統治之後於1447年去世，而在至1451年其侄不賽因即位的四年之間，共有三位君主去世。不管是皇帝被俘虜的明朝，還是蒙古本土和帖木兒帝國，都出現了混亂。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最有機會向東西南北大幅發展的人是也先，但他卻因急於功和名而全盤皆輸。
對於這種情況還有一處希望注意，即處於蒙古本土和帖木兒政權之間的蒙兀兒斯坦王國。該王國本來是帖木兒家族的上司，推戴察合臺系成吉思汗後裔，與帖木兒政權歷代君主有較深的關係。王國從天山南麓至北麓，以廣袤的草原地帶為大本營，而塔里木盆地一帶由任埃米爾的朵豁剌惕家族實際控制。或許可以說，蒙兀兒斯坦是分派給朵豁剌惕家族的。這可以說和帖木兒政權的情形幾乎一模一樣，是一種政權的二重結構。
另外，不只是對於也先，就是對於佔據蒙古高原的政權、與其相對的天山方面的蒙兀兒斯坦、河中地方面的帖木兒政權等，由於前述史料的狀況，除了斷片的事實很難描述出相關的具體情況或總體狀況。那麼，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後裔與天山方面和西突厥斯坦的成吉思汗諸“後裔”之間，究竟具有怎樣程度的上下等級關係及意識呢？抑或根本不存在？對此很難做出確切的判斷。還有，他們和哈薩克草原以西的朮赤兀魯思系成吉思汗後裔之間，又是一種什麼地位關係呢？很遺憾，除了個別例外情況，只能說現在還不清楚。可以稱“汗”的人，只知僅限於控制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後裔。
綜觀以上現象，可以說在蒙古時代過去之後，15世紀至17世紀初，在東起中國東北地區西至斡羅思的廣闊地域上，成吉思汗家族的權威大體上共通地保持著生命力。它被用作自身權力和合法性的證明，或被作為傀儡發揮作用。而在蒙古高原及其周邊區域，因也先敗亡後出現的所謂答言汗的“中興”，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王權”得以恢復，作為散佈於內外蒙古的大多數遊牧集團的“王統”，走上了各自實體化的道路。
大元兀魯思的繼承者大清國
在這種形勢下，情況自16世紀末至17世紀前半葉發生了大變化。在中國東北地區，以努爾哈赤為盟主的女真族的聯合體興起，至第二代首領皇太極時，與佔據興安嶺南部一帶的蒙古帝國以來的舊勢力科爾沁部實現政治合作，抓住了由女真族政權向滿蒙聯合政權飛躍的契機。
科爾沁部首領家族著名的先祖是成吉思汗的長弟搠只哈撒兒，該部實際上是從前曾輔佐建立忽必烈政權的東方三王家的後裔。明帝國對三個集團分別以“衛”的名義相待，設最具實力的斡赤斤王家
（王號為遼王）
為泰寧衛，設哈赤溫王家
（吳王）
為朵顏衛，設哈撒兒王家
（齊王）
為福餘衛。有時特以哈赤溫家族所屬千戶兀良哈部族之名指代全部，總稱為“兀良哈三衛”。斡赤斤家族成為自東方三王家時期以來的中心，蒙古語稱作Ongni’ud
（翁牛特，原本是Ongli’ud，意為和王有關係之人）
，在蒙古全境的爭權鬥爭中衰落，而稱為“我者”
（Üjiyed）
的哈撒兒系登上了主導地位，其總稱為科爾沁
（源於“火兒赤”即箭筒士）
。
自東方三王家以來，中國東北地區就處於其控制或是勢力範圍和影響圈之內。可以推想，從努爾哈赤出現之前很久開始，女真諸族即在蒙古左翼王家寬鬆的統治下生活，並逐步走向了統一。總之，對於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等人來說，科爾沁部是可以作為名副其實夥伴的對象。於是皇太極與科爾沁聯合，迅速收服了內蒙古高原的蒙古諸勢力。
當時，答言汗嫡傳王家察哈爾部著名的林丹汗之子額爾克·洪果爾
（額哲）
將大元兀魯思傳下來的“傳國璽”讓與了皇太極，以作為臣服的證明。此事發生在1636年。這一歷史上著名的事件，一般看來意味著新興的滿洲國家繼承了大元帝國曾保有的內陸亞洲和中華全境的統治者的名分。在對此事大書特書的清代記述中，說那塊玉璽上刻有“制誥之寶”四字。
如果細審史料，可知蒙古時代的大元兀魯思所保有的傳國璽上應該刻的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字。關於這一點，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六就“傳國璽”有詳細的記載。根據其記載，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在繼承人尚未確定的微妙時刻，就像配合其孫成宗鐵穆耳之即位似的，自秦朝傳下來的籀文所刻傳國璽出土，被呈送給了鐵穆耳。在大元兀魯思皇帝使用的若干玉璽中，有與獻給皇太極之“制誥之寶”相應之物，而且鈐蓋有此印的書畫經大清國皇室收藏後流傳到了現在。因此如果想要據其偽造的話，大概能做出逼真的東西。
當然，這裡傳國璽本身的真偽不是問題。作為出演象徵成吉思汗嫡裔之臣服的政治大事件的道具，傳國璽再現這一自古屢屢被使用的老套路在這裡又顯靈了。大元兀魯思的“王權”和政治傳統，被轉讓給了皇太極。起碼，當時的人們是那樣認為的。皇太極因此大喜，在大本營盛京
（今瀋陽）
召開了蒙古王侯大會即忽裡臺，接受了蒙古語作Boγda Sečen Qa’an
（意為神聖賢明汗，漢譯即“神武英明皇帝”）
的尊號，為自己的新帝國定名為Daicing Gūrūn即“大清國”。就是說，大清國這個帝國是作為從前大元帝國的“繼任”而宣告建立的。
當今的中國和蒙古
此後，大清國因明朝的近乎自取滅亡而被拽進了關，最終又被動肩負起了充當中華本土統治者的命運。同時，作為政權不可缺少的基礎，籠絡內蒙古乃至外蒙古的王侯，並通過他們保持內陸世界之汗的地位。至乾隆帝統治時期，終於利用其內訌消滅了此前一百年間你死我活的命定競爭對手蒙古系的準噶爾王國，吞併其地並由此實現了將西藏囊括在內的巨大版圖。
巨大擴張是1758年以後的事，那是基於身兼中華的皇帝和內陸世界的汗王的大清國君主的兩面性實現的。而其政權本身，只能說是與藉助科爾沁部逐一收服的蒙古諸王侯的聯合政權。
就是說，從乾隆帝時期到現在的“大中華”的框架，與蒙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有清一代與大清國王室和政權共存的大多數蒙古王侯，都擁有成吉思汗家族的血統。大清國王室、貴族與蒙古王侯、貴族間的通婚，也很自然地進行著。
1625年，皇太極娶盟友科爾沁部的女子為皇后，此人即順治帝的母親，後來從順治朝至康熙朝前期執掌權力的孝莊太皇太后。也就是說，皇太極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婿”。如前所述，由於成吉思汗嫡裔部落察哈爾衰落後，科爾沁王家成了事實上的蒙古代表，所以皇太極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婿大人”。此後這成了一種慣例。
大清國這一政治權力，與帖木兒帝國和斡羅思的情況有某些相似，也是依附成吉思汗家族之“血統”存在的“王權”。本來就走在神聖化之路上的成吉思汗，其權威與日俱增，時至今日已經完全變成了“神”。
“海進”和“陸進”的時代
1492年哥倫布航海的目的地，並非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是日本，而是“大汗之國”。這是一次前往相當於馬可·波羅或是很多人所描繪的忽必烈的龐大帝國的旅行，這一點在哥倫布《航海志》的開頭部分有明確記載，他認為只要在地球上徑直向西航行，就應該能夠抵達蒙古帝國的宗主國。
當然，1492年距離忽必烈的帝國的消失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13世紀後半葉至14世紀，雖然非歐—歐亞大陸東西方的人員、物資和信息在那種程度上通過陸路和海路進行著交流，但是進入15世紀後這種相互的交流和理解迅速衰退，原因無疑在於喪失了蒙古之名下的大統一。
在中華地區，明朝皇帝朱元璋
（洪武帝）
的統治時期到來，開始了人類史上罕見的專制獨裁和文化壓制的恐怖政治。前後多達五次針對政府官員的大屠殺，幾乎將知識分子一掃而光，恐怖至極。其結果使得明代前半期一直處於學術、文化和出版方面的黑暗時期。
另外，還有一種誇大評價永樂帝朱棣時期鄭和下西洋的觀點。然而，那是一次沿襲了蒙古時代以來利用印度洋航線往來的航行。與之相比，重要的倒是亞洲似乎以此為最後的繁華，失去了向海洋發展的機會。順帶說一句，儘管所謂鄭和的寶船載重八千噸以上這種虛構被說得跟真的似的，但是那種水平的木造帆船根本就無法啟動，即便出海也會被印度洋的波濤擊個粉碎。
亞洲最終將海洋時代讓給了歐洲。15世紀的歐洲，實際上正處在衰落期。作為比較顯眼的一個例子，與已經提到過的1371年至1375年完成的《卡塔蘭地圖》相比，在同樣於15世紀在加泰羅尼亞製成的世界圖中，不僅方法倒退到T-O型地圖，而且內容方面的退步也令人吃驚。以哥倫布航海為開端的南北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對其地的統治，給衰退中的歐洲帶來了幸運。與明朝否認鄭和的航海、消除相關記載的做法相反，依據1493年的教皇子午線和1494年的《託德西拉斯條約》的移線，葡萄牙憑藉弱小的勢力控制了亞洲的海洋。
西方人所說的“大發現時代”，基本就處在這樣的圖景中。假使亞洲一方沒有自我封閉，葡萄牙的所謂“海上王國”原本是不會出現的。然而，16世紀不是隻有歐洲的“海進”成了世界史上的話題。還有另一種不容忽視的現象，即歐亞大陸上“帝國”的結構發生了大變化。同時出現了本書開頭部分提到的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期的五個帝國，即東方的大清國、北方的斡羅思、南方的莫臥兒、中東的奧斯曼、西方的哈布斯堡等“聚合體”。
如前所述，斡羅思於16世紀後半葉一舉東進西伯利亞，迅速抵達了太平洋西岸。當時出現於中國東北大地一隅的女真政權，進入17世紀後徑直踏上了帝國之路，經過康熙、雍正朝的擴張，至乾隆帝時變得更加龐大，兵鋒一度達到了中亞的訛答剌一帶。這兩個龐大帝國及其後繼者，正是近世至今最大的“陸上強國”。這的確是不折不扣的“陸進”。
16世紀前半葉出現的強盛的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間相抗衡的圖式，也成為後來的基本模式。哈布斯堡王朝最終因放棄西班牙而失去了成為陸海帝國的機會。由此，“陸上強國”和“海上霸權”的特徵區分逐漸鮮明。而經過葡萄牙和西班牙傳至荷蘭、法國、英國以及美國的系統，又在“海上霸權”中有大致的區分。
另外，對於後來英吉利海上帝國的形成來說，16世紀前半葉被莫臥兒一度控制北半部的印度次大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只是就當時來說應該注意的是，除了作為連接印度洋東西方海域的三角形“突出帶”這種獨特的地理特徵，印度本身所擁有的多元、巨大的農業生產力及其財富，正如近代史學者所說的那樣，不是進入近世和近代以後才擁有的，而是有史以來一直推動歐亞大陸史或非歐—歐亞大陸史，並使其成為世界史的重要因素。
日本和歐洲的大轉折
反過來看15、16世紀時的日本，正處在經受平民起義和社會動盪的戰國紛爭之亂。火槍傳入所象徵的與歐洲的邂逅，可以說是與“海上強國”的接觸和交流。經歷了百年動亂後的日本，從16世紀後半葉開始逐步完成了文明史性質的轉折。
在正式接受蒙古時代以來的漢文化的同時，日本與超越日、中、韓的“世界”相遇，其間作為近世王權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政權得到發展，不久即形成古今東西少有的超安定社會的“江戶體系”並得以鞏固。而在日本式的近世國家中，掌權者一直是俗人，換言之，信長以後的統治者不再著“出家裝束”了。總之，基本上是一種完成了政教分離的體系。
歐洲一方，在經歷了16世紀宗教改革所引發的各種動亂、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等多元性國際紛爭後，也於1648年達成《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由此同時促進了成體系的國家關係和廣義的政教分離。總之，17世紀的日本出人意料地和歐洲處於相似的狀態。倒不如說，迅速轉向產業化和軍事化的統一日本，客觀上正在興起為不僅使亞洲東方就連葡萄牙和西班牙也不得不戒備的“強國”。
只是，日本正在成為海上強國之時，因所謂的“鎖國”
（志築忠雄1801年命名）
而主動將海運、造船的傳統、經驗、專業知識、可能性等與長期積蓄的很多東西一同放棄了。不容忽視，“鎖國”在這一點上對於世界史具有意義。關於可自動航行的動力船的出現，或認為恰好是在幕府末年，或認為就在幕府末年且是明治維新時期，看法因說話人的角度不同而各異。但不管怎麼說，日本都曾經是海上強國。
在後蒙古時代出現的“大發現時代”中，“海進”和“陸進”實際上是同時展開的。陸地方面，是歐亞大陸被分割成幾個“聚合體”的新型地域帝國的時代。此時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這兩個走向變得明晰了，二者之間多次相互競爭，時常象徵和體現著“文明”應有的狀態和價值觀。
作者 | [日]杉山正明
整合 | 徐悅東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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