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文史，本文摘自《張國燾的這一生》，少華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沉醉在進軍川西平原幻夢之中的張國燾以為勝局已定，膽大包天地給毛澤東下了一封最後通牒，用命令的口氣宣佈了四點“決定”：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發生關係。乙、你們應以(稱)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後，為了統一指揮兩大方面軍作戰，中共中央召開了著名的“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開始了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
毛澤東預言：南下是絕路。張國燾斷言：北上不拖死也會被凍死。分手後，雙方展開了新一輪宣傳戰，都把爭取的目光投向對方的軍事將領。
軍中瀰漫著憤怒的情緒。
一樣的激憤，不同的內容。
黨中央為張國燾頑固堅持南下方針和依仗武力的軍閥作風而憤慨。9月10日，中央在北進途中，發佈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裡？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 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凍捱餓，白白地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斷路。”
第二天，中央用簡潔的文字和強硬的語氣，命令張國燾立即率左路軍北進：“(甲)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乙)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導，並已令一、三軍團在羅達、俄界集中。”
對於在最後關頭同意南下的右路軍將領，中央抱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寬容心理，即使是在分手之後，也始終採取了有別於張國燾的爭取政策。就在中央率軍北上的當日，中央政治局專門給徐向前、陳昌浩發出四點指令：
(一)目前戰略方針之唯一正確的決定，為向北急進，其多方考慮之理由，已詳屢次決定及電文。
(二)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
(三)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計劃，中央已令一方面軍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後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
(四)本指令因張總政委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
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則為自己矇在鼓裡和被丟下而憤懣。陳昌浩的情緒表現得最為激烈，他下令召開緊急會議，寫信傅鍾、李卓然：“趕快回來，中央夜裡秘密開走了，去向不明。他們丟下我們‘開小差’，用意何在？飛速來議。”中午時分，陳昌浩主持召開右路軍前敵指揮部緊急會議，他的脾氣暴躁至極，大罵“中央‘右傾’、‘怕死’！丟下右路軍‘逃跑’了！”許許多多難聽的話脫口而出。會開到黃昏，他宣佈南下，口號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對部隊進行動員。
傅鍾聽他雜七雜八地發了半天火，也沒有聽明白，私下問：“究竟出了什麼事，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
陳昌浩負氣地說：“你不必擔心，我們還有幾個軍，自有出路！”②
與陳昌浩負氣狂躁相比，徐向前表現得更為矛盾、苦悶和無奈。他沒有發言，即使是開會的時候，也是躺在門板上，不住地嘆氣。在接到中央要求徐、陳立即跟進的電令後，他徹夜難眠，偷偷地哭了一場。他在回憶錄中披露了自己當時的心情：
接著，中央又來電報要我們帶著部隊北上。並說：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八日南下電令。陳昌浩決心南下，罵中央是“右傾機會主義”啦，“逃跑主義”啦。我想，是跟著中央走還是跟著部隊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帶上個警衛員，騎著馬去追中央。那時，陳昌浩的威信不低於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他不點頭，我一個人是帶不動隊伍的，最多隻能悄悄帶走幾個人。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和部隊在一起，走著看吧！
其他右路軍高級將領大多處於懵懂之中，他們一方面想弄清事變的內情，另一方面主張採取內外有別的態度。李先念率部回到巴西時看見牆上到處貼著攻擊中央北上的標語，對陳昌浩說：“這是內部的事，為什麼捅到外邊，公開貼標語？”陳昌浩肝火正盛：“你懂什麼，少管閒事！”
張國燾更是暴跳如雷，他為黨中央和一方面軍脫離了控制而惱火。張國燾在與陳伯鈞的談話中，曾不小心透露出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通過強調軍令的嚴肅性，用總部控制所有武裝力量，然後通過自上而下的黨內鬥爭，逐步統一中央的思想。就是出於這種考慮，他以嘎曲河漲水為由，拒絕北上；利用徐向前、陳昌浩不忍分割四方面軍的心結進行攤牌，強迫右路軍南下；然後利用兵力和人數佔多的優勢，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正當每一步都按預定計劃向目標靠近時，突然間，他的主要對手在夜幕下消失了，像一隻飛鷹破籠而出，衝入雲霄，隨之而來的懊喪、煩躁和肝火可想而知。
9月12日，他在給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李富春轉呈中央的電報，把滔天怒火傾瀉到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王稼祥身上。他一連質問毛澤東5個問題：
“據徐、陳報告，三軍撤去腳丈寺、班佑警戒，並秘密開走，次日胡敵反佔班佑。三十團開班佑，在途與敵相遇，團長受傷，傷亡百餘，貫徹戰略方針豈應如此？”
“紅大已分裂，劍英、尚昆等均須(在)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陳處，用意安在？”
“兄等走後，次晨胡敵即知彭德懷部北竄，……黨中央無論有何爭執，決不可將軍事行動洩之於敵！”
“諸兄不圖領導全部紅軍，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對國際和諸先烈？”
“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為前提，雖至最重要關頭，只須事實上能團結對敵，無不樂從，諸兄何以至此？”
張國燾的五問，隱藏著五個潛臺詞：我張某人忠心為黨，只要有利於團結，無不樂從，你們為什麼意氣用事，不以革命利益為重？你們放棄職守，率領一部秘密出走，怎麼對得起上級領導機關(共產國際)和地下的先烈？你們名曰執行自己的戰略，不留一人一槍于徐、陳處，這不是分裂又是什麼？你們出走之後絲毫不顧及友鄰安危，造成紅三十團團長及指戰員百餘人傷亡，這與縱敵傷友有何區別？你們前腳走，胡宗南立即知道了消息，並相應進行了兵力部署，乘間得利，是不是你們洩密還未尚可知！
張國燾一口氣送出了“出走”、“分裂”、“洩密”、“縱敵”、“傷友”等帽子。每頂帽子，都可以置毛、洛、周、博、王於死地。
隨後，張國燾又直接發電給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李富春，指責毛澤東等人“不圖以戰勝敵人為先決條件，只想轉移較好地區，自欺欺人”，他預言“一、三軍團單獨東出，將成無止境的逃跑，將來真會悔之無及”，“諸兄不看戰士無冬衣，不拖死也會凍死”。電報要求一、三軍團“速歸來受徐、陳指揮，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該省始終是我們的根據地”。
這兩封電報都是張國燾單獨署名，因為朱德反對南下，拒絕在電報上簽字。
俄界會議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認為張國燾有可能北上，也有可能拒絕北上，為此，黨中央在俄界發了八封電報，等候了3天，望眼欲穿。(略)
面對開除張國燾黨籍的呼聲，毛澤東表現出大政治家的智慧與剋制，強調不把事情做絕。他不開除張國燾的黨籍、不對張國燾做組織結論、不把張國燾的錯誤傳達到軍級以下幹部。心胸狹隘、睚眥必報的張國燾反其道而行之，攻擊中央，開除毛、洛、周、王、博黨籍，免職查辦楊尚昆、葉劍英。
是做情緒的主人，還是做情緒的奴僕？毛澤東與張國燾作出了不同的選擇。
“劉瞎子，你不用喊，你的罪狀也不小！幾十萬紅軍，你們總司令、總參謀長都搞到哪裡去了？！還想指揮我們，讓我們北上去送死，不上你的當！”圍攻的人又把攻擊的目標轉移到劉伯承身上。
劉伯承也不含糊：“我同意北上，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嶽、李抱冰並沒有走，往南走就會碰到薛嶽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得不好還得轉移北上。”
會開了一天。在張國燾的操縱下，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通過決議，指責“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毛、張、博、周等同志，繼續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不顧整個中國革命的利益，破壞紅軍的指揮系統，破壞紅軍的團結，實現逃跑”，表示擁護南下進攻路線。決議還提出用紀律制裁開展黨內鬥爭，聲稱對“在鬥爭中不願意執行黨的進攻路線，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應當予以紀律制裁，使黨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這天晚上，張國燾回到總部，又遇到前來要求調動工作的陳伯鈞。陳伯鈞反對四方面軍部分幹部對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採取謾罵、輕視的態度，於9月12日給張國燾寫了一封長報，談到目前黨內糾紛問題。張國燾不予答覆。陳伯鈞遂於13日到總部面候張國燾，直到深晚才得以見面。回來後，他把談話內容寫在日記上：
下午在總部閒話。晚又去總部請求解決我的問題。后王樹聲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問題對我進行鬥爭，如，此次中政局，一、三軍北進問題，五次圍剿及突圍問題，提拔工農幹部問題，目前中央領導的改造問題，當時我均有答覆，不過，對重組中央問題，尚須思考，不能隨便。最後總政委意見，決暫調我回總部休息，等鬥爭解決我的態度後，再分配適當工作。
從這段文字記載可以看出，張國燾已經開始為“重組中央”製造輿論，並且在高級幹部中混淆視聽。9天后，陳伯鈞被撤去軍參謀長的職務，發配到紅軍大學當教員。
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前後，張國燾還主持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黨團大會”、“幹部大會”，參加會議的人數達到數千人。
9月15日，張國燾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表《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繼續攻擊中央的北進政策：
“一、四方面軍兩大主力的會合，使主力紅軍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們大舉消滅敵人的優越條件。可是由於中央政治局中個別右傾分子的逃跑路線，斷送了我們大舉北進進攻敵人的時機。右傾機會主義故意遲延我們北進中必要的準備工作。目前北方天氣漸寒，草地不易過，敵人在我們的北面已集結相當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北進是顯然不利的。”
“因此我們目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大舉向南進攻，消滅川敵殘部，在廣大地區內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首先赤化全川，這是消滅蔣介石主力、赤化川陝甘的先決條件。右傾機會主義的向北逃跑，完全是誇大敵人力量，在敵人的進攻面前張皇失措，對戰勝敵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創造革命根據地的可能……必須堅決執行黨的進攻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才能順利完成我們南進的戰略方針。”
9月17日，張國燾發佈南下的命令，提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口號。左路軍和右路軍中的四軍、三十軍分別由阿壩和包座南下。
四軍和三十軍第二次穿越草地南下，沿途所見，均是第一次過草地犧牲戰士的屍體、宿營地、丟棄的物資，甚至還能看到少數迷失方向困在沼澤中的戰士。李先念對他們說：“你們能走還是跟部隊走吧，在草地裡沒有出路，會餓死凍死的。”
路迢迢，野茫茫，霧沉沉。沼澤張著大嘴又吞噬了右路軍四分之一的兵力，紅三十軍由8個團減到6個團，其他各軍減員均在25%以上。。
舊骨新屍，觸景傷情，徐向前一路上無語，只對李先念冒了一句話：“我就不明白，紅軍與紅軍鬧個什麼勁！一個北上，一個南下究竟哪個正確，我也搞不清楚！”
10月初，紅四方面軍移至卓克基，張國燾導演了“黃袍加身”、自任總書記的的一幕。紅八十八師政委鄭維山問李先念：“張國燾成立箇中央，怎麼比我們成立支部還簡單？”(略)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圍攻、謾罵、威脅和暗算面前，朱德堅決不與毛澤東分家。他不僅要像大山一樣頂著狂風濁浪的攻襲，還要行使“母雞”的職能，保護陷入孤立之中的一方面軍幹部。他的鬥爭策略令張國燾無可奈何，稱之為“討厭的航空母艦”。
張國燾為人處世的特點，徐向前看得最為透徹，曾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打哆嗦。”
在另立中央這件事上，張國燾也是開始氣壯如牛接著就心裡打鼓，一直不敢對外宣佈。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第二中央完全是自封的，既未按黨章經民主選舉產生，又沒有向共產國際報告，得到批准。那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共產國際批准、認可方能生效。
共產國際欣賞與否，在當時黨內鬥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這層原因，張國燾對於中央領導人一直有兩種態度。他忌諱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才能，但並不怕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與他們周旋；他瞧不起博古、王明等人，卻忌諱他們與共產國際的親密關係。誰都知道，王明、博古是共產國際的“寵兒”，斯大林是不會輕易否定他們的。
張國燾掛起第二中央的招牌後，深怕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否決。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做朱德的工作，爭取得到他的支持。
朱德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紅軍之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分量獨一無二。
所有的人，包括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把中央紅軍稱為“朱毛紅軍”。從1928年井岡山會師到1935年，在長達7年的征戰歲月中，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和多麼險惡的形勢，朱德與毛澤東從來沒有分開過。軍中有句兵諺叫做：“朱不離毛，毛不離朱。”這次毛澤東、黨中央突然率一、三軍團先行北上，實在出乎朱德的意料。起初由於張國燾進行消息封鎖，他一時也弄不清其中的原由。
他的妻子康克清私下悄悄地問：“聽說，毛主席他們單獨北上了，究竟出了什麼事？”
朱德也是滿懷疑慮：“情況一時弄不清楚，我們只有一條，相信毛澤東和黨中央。如果不是必要，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隨著事情逐漸明朗，特別是隨著張國燾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朱德心裡更亮堂了，明白自己將走過一段風雨交加、泥濘難行的苦旅。他後來回憶說：
那段時間張國燾造反，我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但碰到困難有什麼辦法呢？堅持吧。
他那幾天想叫下邊互相打架，下邊有人要打架，我反對。我對他說：我們現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們都要命。我威脅他，打架被阻止了。
毛澤東選擇了理智。在俄界會議上，剛剛從虎口脫險的中央領導人非常憤怒，葉劍英、楊尚昆等人都主張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搖著頭說：“還是希望他們出來。你們這樣做就做絕了，開除了張國燾的黨籍，後面沒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張國燾雖然已經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了，但他還控制著四方面軍啊！”
正是投鼠忌器，毛澤東才繼續稱張國燾為同志，不對他做組織結論，只把他的錯誤傳達給黨內不到二十人。
毛澤東儘量不把事做絕，張國燾反其道而行之，惟恐事做的不絕。他把與中央的分歧向全軍將士公佈，掀起批判毛、洛、周、博“逃跑主義”的浪潮，其目的是把四方面軍指戰員全部拖入內爭的旋渦之中。
從左路軍回到阿壩開始，張國燾忙著對部隊將士“洗腦”。他對原來隸屬紅一方面軍的五、九兩個軍團特別不放心，除了多次叮囑擔任兩個軍團政委的黃超和周純全立即加緊“黨內思想鬥爭”外，還親自到軍團做工作。在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請他講講毛兒蓋會議精神，意在提醒他注意一、四方面軍的團結。
“毛兒蓋會議根本就是一次錯誤的會議，有什麼好講的。”張國燾板起面孔訓斥道，接著，大罵毛澤東和黨中央北上是“逃跑主義”，而南下建立川康根據地才是“正確路線”。
有的指戰員小聲地議論，說川康均為少數民族地區，語言不通，文化落後。
議論被張國燾聽到了，他指著背後喇嘛廟經幡上的一些藏文符號，唾沫四濺地厲聲問道：“是誰說這裡缺少文化？難道這些不是文化嗎？這些不是文化是什麼呢？你們自以為文化高，那就唸給我聽聽，上面寫的是什麼？”
張國燾越說越火，咒罵戴小五角星軍帽的五軍團戰士都是“尖腦袋”，裝滿了“機會主義思想”，要肅清腦殼裡面的“毒根”。
9月13日，張國燾召開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命令川康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法院、保衛局、婦女部、青年團、反帝大同盟、工會、戒菸局派人參加，甚至連兒童團的小孩子都被要求到會。會議的規模很大，到會的人很複雜，有高級幹部、紅軍戰士，還有十五六歲的兒童團員。
會場設在格爾登寺大殿內，經過了精心佈置。會場旁邊一個戲臺子上扯著一條醒目的橫幅，上面寫著“反對毛、張、周、博向北逃跑”。
會議開始前，張國燾請朱德坐到主席臺居中的椅子上。
“你是主持人，是唱主角的，你坐你坐。”朱德坐到主席臺的一邊。
張國燾在正中央的椅子上就坐，宣佈開會：“同志們，今天的會，大家一看標語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軍發生了令人憤慨的不幸事件，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私自率領一、三軍團向北行動，破壞了中央和紅軍的一致行動。他們開溜時既不報告，也不交防，導致敵人乘虛而入，我紅三十團遭到重大傷亡！”
會場頓時譁然。臺下什麼表情都有，張大嘴驚愕不語的，不敢相信小聲交談的，按捺不住大聲斥責的，揮舞拳頭高叫要制裁的……
“他們為什麼要開溜呢？”張國燾自問自答：“因為他們害怕敵人，要逃跑。他們說北上抗日只是藉口、託辭、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全(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
不明真相的與會者被張國燾煽動起來，高呼口號：
“反對北上，擁護南下！”
“制裁逃跑分子！”
“北上是右傾逃跑，是自取滅亡！”
“跟著張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
會場十分嘈雜、喧囂。各方面的代表輪流上臺發言，都很激動。整個會場上，保持冷靜態度的只有朱德、劉伯承。
朱德像座山一樣，穩坐在主席臺上，平靜地聽著別人發言，時而翻翻面前的一本書，時而看看激情燃燒得喝水解渴的張國燾。他的身份獨特，表情冷靜得反常。這一點引起與會者的注意。一些人起鬨，要求朱德表態與毛澤東劃清界線。朱德根本不予理睬。
“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是北上？”張國燾親自出面，催促他表態。
朱德摘下眼鏡，視線從書本上移開，望著臺下，緩慢而清晰地說：“中央決定北上抗日是正確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我們紅軍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應當擔起抗日救國的責任。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
張國燾語氣嚴厲地說：“總司令，你必須正面回答大家提出的問題，必須承認毛澤東他們北上是逃跑，必須與毛澤東劃清界線！”
“我再重複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是正確的，我決不會反對！”朱德毫無懼色。
有的人氣壞了，衝著朱德嚷道：“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賴在這裡幹什麼？快走！快走！”
劉伯承實在看不過去，挺身而出：“現在不是開黨的會議嗎？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
這時他又搞了個“中央”。我說：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贊成。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鬥，我們人少，但理直氣壯。我們的辦法是，他搞他的，我們做我們的工作，只要革命，總會到一塊的。
張國燾精心組織了多次針對朱德的圍攻。從單獨談話到幾個人做工作，從小範圍的座談到大會批鬥，從針鋒相對的正面交鋒到迂迴曲折的感情投資，懇求、勸諫、謾罵的口沫幾乎匯成了海洋。但是，無論在什麼場合，無論來者是什麼人，無論勸說的理由是什麼，朱德以不變應萬變：態度和藹，耐心解釋，堅決擁毛。
張國燾派人找朱德談話，要他寫文章反對中央北上。
“這個文章我寫不出來。”談話的人碰了一鼻子灰。
張國燾又指使手下召開各種會議，“盛情”邀請朱德出席。在會上，張國燾的追隨者大肆攻擊毛、張、周、博，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進攻路線。他們要朱德表態。朱德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眼鏡，從容地講述中國面臨的基本形勢、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民族責任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他的話不斷地被打斷，有的乾脆破口大罵：
“你這個老右傾，政治覺悟還不如一個普通戰士！”
“有的人是越活越聰明，我看你是越老越糊塗！”
“總司令，你要聽勸呀，怎麼能油鹽不進，想當老頑固？”
……
火辣辣的熱嘲冷諷，赤裸裸的人身攻擊，連一些與會者都聽不下去。朱德面不改色，他停止發言，等攻擊者發洩完不滿，然後再繼續講。黃超組織、主持了多次這樣的會議，後來連他也罵累了，對張國燾叫苦：“沒辦法！那個老頑固是根牛皮筋，火燒不化，刀砍不斷，軟硬不吃，沒轍了！”
張國燾不信，親自上陣，剛一交手，就敗下陣來。在一次會上，張國燾信口胡謅：“他們(指黨中央)走的時候，把倉庫裡的槍支彈藥糧食，還有一些傷員，統統放火燒了。”
“這純粹是造謠！”沒等張國燾說完，朱德就站起身，氣憤地反駁道：“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就主張官兵平等，不準打人罵人，寬待俘虜，紅軍的俘虜政策就是他親訂的，對俘虜還要寬待，怎麼會燒死自己的傷員？過草地乾糧還不夠，動員大家吃野菜，怎麼會把糧食燒掉？這種無中生有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人制造出來的！”
張國燾面紅耳赤，張口結舌，不知道怎麼回答。
臺下的將士都覺得張國燾的謊言編得太離譜。
在南下的部隊裡，只有朱德可以與張國燾平起平坐，他們一個是總司令，一個是總政委，因此，張國燾雖然恨他入骨，但還得硬著頭皮爭取他的支持。朱德也利用這個微妙的平衡關係做張國燾的工作。
對於朱德的鬥爭藝術，徐向前歎為觀止。五十年後，他追憶道：
“他(朱德)與張國燾的鬥爭，絕不像‘左’傾教條主義那樣，牙齒露得越長越好，而是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一隻手講鬥爭，一隻手講團結。我去紅軍總部彙報時，曾不止一次見過他同張國燾談論另立‘中央’的問題。他總是耐心地規勸張國燾，說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張國燾就勸朱德同志出面，幫他做黨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認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黨的惟一領導。兩人的意見，針鋒相對，誰也說不服誰，但又不妨礙商量其他軍事行動問題。張國燾理不直，氣不壯，矮一截子，拿朱老總沒有辦法。”
張國燾不僅在政治上向朱德施壓，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暗中指使他的追隨者接二連三地製造事端，企圖逼老帥畏難就範。朱德的警衛班長潘開文在《臨大節而不辱》的紀念文章中寫道：
不久，一方面軍五軍團的一個排，在執行任務時，碰上了敵人，打了一仗，繳獲了一批梭鏢和物資。在回阿壩的路上，下了一場大雨，當同志們要躍過一條小河溝時，碰上了張國燾手下的一個連長，他蠻不講理地要奪五軍團那個排的梭鏢。本來，大家對張國燾反對毛主席、鬥朱總司令就憋了一肚子氣，那連長又那樣無理，戰士們當然不答應，有的同志說：“繳獲的梭鏢和物資，是要交公的，為什麼要給你！”問得那個連長啞口無言，但他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叫他的部下一哄而上，把繳獲的武器和物資搶了過去。同志們回到阿壩後，十分生氣，向朱總司令彙報了這件事。總司令聽了彙報後，深思了片刻，他向彙報的同志說：“儘管張國燾搞分裂，而且又鬥爭了我，毛主席、黨中央會正確處理這些問題的，但是，我們對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講團結，不然的話，就會上張國燾的當。”
沒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張國燾的佈置下，他們用擔架抬上昨天搶梭鏢和物資的那個連長，把他擺在朱總司令和張國燾的兩間房子中間，張國燾的許多人就大聲嚷道：“五軍團的幹部打了我們的幹部，請朱總司令出來驗傷！”這時，張國燾便氣勢洶洶地從屋裡走了出來，面色陰森，雙手背在後面走來走去。本來是張國燾指使他的部下，搶了梭鏢和物資，反而誣告別人打了他，還要朱總司令出來驗傷、處理，這明明是在給朱總司令出難題。然而，我們敬愛的朱總司令，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沉著冷靜，他慢慢地走到擔架旁邊，親切而關心地問那位連長：“同志，我們是革命隊伍，都是黨的幹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說打了，沒有打，你就說沒有打，你現在講一講嘛。”這樣一來，那個躺在擔架上的連長，用被子蒙上頭，一句話沒講，很可能他的良心受到責備。張國燾一看他整朱總司令的陰謀未能得逞，便哭喪著臉，垂著頭，非常尷尬地走進了自己的房間。
一次，五軍團一個營，在阿壩西北的二十多里的地方執行警戒任務，張國燾硬是無中生有地說，這個營不聽指揮，甚至誣衊這個營要叛變。張國燾就逼著朱總司令表態，派人去繳這個營的械，妄圖把叛變的罪名嫁禍給朱總司令。朱總司令嚴肅地對張國燾說：“你說這個營不聽指揮，要叛變，有什麼根據，有什麼事實？”張國燾和他的部下被問得無言以對，面面相覷。朱總司令見他們這樣，便更加嚴厲地對張國燾說：“沒有事實，沒有根據，怎麼能說這個營不聽指揮，要叛變呢？你們這樣搞，不是在有意製造分裂、破壞團結嗎？”朱總司令在和張國燾的鬥爭中，總是這樣有理有利有節，以浩然的正氣，挫敗張國燾的陰謀活動。
張國燾的這一陰謀被戳穿以後，哪會甘心，他繼續唆使一些人尋釁，為他搞分裂找藉口。一天清晨，太陽剛剛出來，突然來了幾個傷員，硬要把朱總司令的牲口拉走。這幾個傷員嘴裡不停地嘮叨著：“我們是彩號，我們負了傷，我們要騎馬。”朱總司令的飼養員當然不幹，就對那幾個傷員說：“這是總司令的馬，你們不是不知道，為什麼要牽走！”一個傷員說：“管他是誰的馬，我掛了彩，走不動了，我就要騎。”於是雙方都拉韁繩，像拔河似的，你來我往。不知咋的，幾個傷員一下子倒在地上，大聲喊叫起來：“總司令的馬伕打傷兵啊！”邊喊邊往醫院裡跑。不一會兒，就叫來了十幾個傷員。這時，朱總司令的警衛員也來了。幾個傷兵又要去馬欄拉馬，被警衛員阻止了。於是這十幾個人便坐在馬欄門口，一直坐到太陽快下山還不走。大家看到這種情況，只好去報告朱總。朱總聽後便說：“他們要拉，就讓他們拉走吧，把那個騾子留下來就行了。”我們一聽很想不通，於是就想了一個辦法：去找張國燾！一個警衛員走到張國燾的門口大聲地說道：“報告張總政委，有幾個傷兵硬要拉總司令的牲口，勸了一天了，他們還是不走，怎麼辦？”張國燾聽了，裝模作樣地說：“啊，有這等事！”接著無可奈何地對他的警衛員說：“你去告訴他們，就說我說的，叫他們不要胡鬧，要他們回去！”那個警衛員來到馬欄，傳了張國燾的話，十幾個傷員二話沒說，便走了。
從阿壩到松岡的路上，張國燾把朱總司令和劉總參謀長調離司令部分開行軍，把朱德安排在前線部隊，跟著軍部行軍、宿營，這實際上是撤了朱總司令、劉總參謀長的職。有一天早晨，朱總司令在看書，軍部領導都到伙房吃飯去了，待勤務員去給朱總打飯時，他們說沒有飯了。到吃中午飯時又說沒有飯了。太陽快下山了，朱總仍在看書，可是警衛等人員都餓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請示總司令怎麼辦。朱總馬上給羅炳輝軍團長寫了一封信，我們立即派人去取來一袋麵粉，用洗臉盆給朱總煮了一碗麵疙瘩吃。
在無端攻擊和惡劣環境面前，朱德守住一條：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非原則的問題上隨遇而安。
南下途中，制約張國燾的還有像大山一樣保持沉默的徐向前。徐向前的可怕，不在於他的沉默，而在於他沉默背後的反抗。在卓木碉會議上，張國燾注意到，徐向前既沒有發言表態，也沒有在表決中舉手。會後，張國燾找徐向前談心，徐向前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略)
在兩個中央的對峙中，最高裁判是戰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也是戰爭。南下之戰，最初順風順水，連戰連捷，大有席捲全川、直下天府之勢。百丈血戰，雙方將士的骨骸填滿千溝萬壑。紅四方面軍在付出慘重代價後，仍然不能破敵。兵入絕境，毛澤東預言的“南下是絕路”不幸成為事實。
南下是活路還是絕境，不僅決定著四方面軍的成敗，還能證明張國燾與毛澤東誰是誰非。
張國燾自信滿滿，揮軍南下。
南下之初，戰事出奇地順利。
10月7日，張國燾以中革軍委主席的名義發佈《綏丹崇懋戰役計劃》，命令首取綏靖、崇化，分取丹巴、懋功，先拿下綏、丹、崇、懋四城作為南下天全、蘆山、邛崍、大邑的根據地。8日，紅軍分兩路縱隊進擊。左路縱隊由王樹聲指揮，率五軍、九軍二十五師、三十一軍九十三師沿大金川右岸直撲綏靖、丹巴；徐向前、陳昌浩率總部指揮由四軍、三十軍、三十二軍及九軍二十七師大部組成的右路縱隊沿大金川左岸前進，徑取崇化、懋功。
大小金川地區均為深山絕谷和峽谷激流。按照戰術，右縱隊應該迅速進佔綏靖河以北據點，渡河南下，與左縱隊形成夾河並進的態勢。右縱隊進攻綏靖河以北綽斯甲附近的觀音橋時遇阻，硬攻不克，徐向前果斷變陣，令許世友、王建安率四軍強渡大金川，沿右岸疾進，於12日攻克綏靖、16日佔領丹巴。與此同時，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軍沿左岸推進，15日佔領崇化。
在這次戰役表現最為神勇的是九軍政委陳海松。這位年齡僅有25歲的年輕將領指揮二十七師兩個團(八十、八十一團)一路採用夜摸、奇襲和小部隊迂迴等戰術，連續行軍達500餘里，襲擊綏靖以東之兩河口，擊潰楊森第七旅，隨後跟蹤追擊，16日奪取撫邊，19日襲佔達維，配合友軍佔領懋功。
首戰得勝。紅軍在兩個星期內，襲奪6城，潰敵劉文輝、楊森部6個旅，斃俘敵人3000餘人。張國燾稱之為“南進獲得第一步偉大勝利”。
10月20日，張國燾下達《天蘆名雅邛大戰役計劃》，提出徹底消滅遭受重創的楊森、劉文輝兩部川軍，進而迎擊最強大的川敵劉湘，攻佔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州、大邑，創建大塊根據地。
這次戰役地域更廣，戰線更長，張國燾的胃口也更大，輕視川軍的心理進一步膨脹。在戰役部署上，他批准將部隊兵分五路同時展開。
這五路兵力是：
以五軍為右支隊，鞏固丹巴地區，儘可能佔領大婆山及其以南地區，威脅康定之敵；
以三十三軍為左支隊，留駐馬塘、兩河口，相機威脅理縣，佔領威州；
以四軍、三十二軍為右縱隊，由丹巴經金湯攻取天全，並以一部向漢源、滎經活動；
以三十軍、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及九十一師之兩個團、九軍二十五師為中縱隊，取寶興、蘆山，得手後向名山、雅安及其東北地區進攻；
以九軍二十七師為左縱隊，除以一部鞏固撫邊、懋功、達維外，主力向東伸進，威脅灌縣、大邑之敵。
在這次戰役籌劃和進行中，存在著兩種導向。徐向前力主向東，一路朝岷江打過去，開闢新的局面；張國燾雖然氣壯如牛，但對於控制全川沒有把握，總想往西康地區發展，保全實力。本來，在原定戰役方案中，天全、蘆山方向是戰役的主攻方向，康定一帶為佯攻方向。但是，戰役開始不久，張國燾就提出了改變戰役方向的問題。
10月31日晚24時，張國燾致電陳昌浩、徐向前，提出“西康為我惟一後路，不可以西康落後自誤。即道孚亦比綏靖人口多、出產多，康定□□□道孚若為我有，糧食解決，有寬廣後方，且能向西昌發展。在敵能守住邛、大、名、蘆一帶碉堡線，即宜不失時機取康定為好。請你們細察情況處理，並告我。”
徐向前接到電報後，連連搖頭。每到關鍵時刻，他與張國燾不同的血性就凸現出來。外表沉靜溫和的徐向前崇尚“狠、硬、快、猛、活”五字訣，排兵佈陣，主張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人一點，遇到困難時敢於比耐力、韌勁，為求得打開局面敢於舍血本。他有句口頭禪叫：“打狗如打狼，打狼敢捨命。”而性格張揚的張國燾總是患得患失，他像個土財主，心裡總是撥拉著算盤，時刻想到有沒有賺頭，會不會虧本。由於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氣魄和與敵偕亡的膽量，他總是一到關鍵時刻就變軟。
對於隨意改變戰役方向，陳昌浩也不滿意，大手一揮，說：“現在順風順水，還是按既定計劃辦。”他們決定暫不回電。
11月1日，徐向前、陳昌浩親率中縱隊進佔寶興，而後直逼蘆山。左、右縱隊同時在兩翼展開，分別逼近邛崍、天全。6日，張國燾對東進越來越喪失信心，遂再次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認為“我沿途病號多，各團人員少，一時無多補充，敵力漸集，續攻難圖大勝，佔領亦難鞏固”，因此重申“宜查明沿金川兩岸轉移兵力即取康瀘辦法”。
徐向前、陳昌浩不捨得放棄叩擊名山、蘆山的計劃，經過商量後，正式答覆張國燾，力陳奪取天、蘆、名、雅的好處：一是這帶人煙和糧房較多，部隊易於補充；二是我軍與川敵作戰，較易得手，如能乘勝東下川西平原，可獲更大補充，過冬不成問題；三是距離轉戰於川黔邊的紅二、六軍團較近，能對他們起到有力的策應作用。如向西康發展，則人、糧補充不易，氣候寒冷，過冬困難，不利策應二、六軍團轉戰。
“現在早已不是‘山大王’時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蔣介石不會讓我們僻處一方，優哉遊哉的。”徐向前對此感慨頗深。
這番話引起陳昌浩的共鳴：“我們不能蹲到籠子裡去。如果蹲到川康，被敵人封鎖住，我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
張國燾見陳、徐意見一致，而且戰事正順，沒有堅持轉兵西康。
但是，在陳、徐的回電裡也流露出輕敵的思想。回電置大敵當前於不顧，輕飄飄地說：“現劉湘六七十個團至多能來四十團，鄧(錫侯)二十四團，分兵難大集中，餘者無慮。如能多集中兵力在這帶打，甚有把握。”
這時，徐陳手中所能集中的兵力僅有不到二十個團。以一敵三，竟然絲毫不以為念。他們不太清楚，如今的川軍已非昔日的“雙槍將”(鴉片槍和鋼槍)。
紅四方面軍最後一次與川軍作戰是在半年前。6個月過去了，四川的軍情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首先，蔣介石採取“一箭兩雕”的戰術，尾追紅軍進入四川，一方面逼迫川軍與紅軍作戰，一方面乘機削弱和收服地方軍閥勢力。“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未平”的四川已經成為蔣介石的“一統天下”，政令一致，軍法森嚴，不再有錯綜複雜的軍閥矛盾可供利用。
其次，川軍重新經過整編，下設7個軍，分別由楊森、唐式遵、潘文華、劉文輝、孫震、王纘緒、鄧錫侯任軍長，統歸劉湘指揮。整編後的川軍，雖然在名額上縮減了三分之一，但充實了建制，補充了武器彈藥，精神面貌和戰鬥力煥然一新。
再次，蔣軍嫡系薛嶽縱隊正在向川西平原靠攏，隨時可以投入戰鬥。
在紅軍戰車風馳電掣般衝向川西平原的時候，指戰員感覺一切都彷彿與過去沒有差別。川軍照樣是一擊即潰，左、中、右三路主力連戰連捷，在10天之內又下天全、蘆山等城，殲敵5000餘人，佔領了邛崍山以西、大渡河以東、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廣大地區。
良好開局，令張國燾喜不自禁，再也沉不往氣了，在中斷聯繫近兩個月後，輕狂地發報給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宣佈他南下路線的勝利：
(甲)我軍於佔領天全後，又於本月十二日攻佔蘆山，是役擊潰劉湘之教導師、模範師、新編二師之第□旅、劉文輝之第五旅，並將劉湘獨二旅全部繳械。敵倉皇潰退，我軍正追蹤追擊乘勝奪取名、雅，俘獲在五千以上。
(乙)這一勝利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川康蘇區勝利的基礎，證明了向南不利(為)胡說，達到了配合長江一帶的蘇區紅軍發展的戰略任務，這是進攻路線的勝利。
張國燾笑逐顏開，事實證明他笑早了。
11月13日，徐向前、陳昌浩集結中縱隊及右縱隊共計15個團的兵力，計劃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進圍名山，吸打邛崍方向的援敵。16日，紅軍攻下邛崍至名山大道上的重鎮——百丈，勢如破竹地沿邛(崍)名(山)公路進擊，川西平原已經近在咫尺。只要進入川西平原，紅軍即可獲得大發展的機會，直下成都、控制全川也有可能。
百丈之戰關係到雙方的興衰、進退、成敗、榮辱。無論紅軍還是川軍都被逼到背水一戰的地步。
劉湘惟恐川西平原有失，星夜急調其主力王纘緒、唐式遵、範紹曾、李家鈺馳援名山前線，川軍總兵力達到80多個團。劉湘還下達死命令，要求川軍拼命奪回百丈，援救名山守軍，違背軍令者斬，逡巡顧盼者斬，臨陣不前者斬，畏縮退卻者斬。他親自指揮軍法隊，用機槍掃射後撤的官兵。
11月19日，川軍十幾旅從東、北、南三面向百丈進攻，拉開了決戰的序幕。
百丈一帶，地勢開闊，多丘陵、樹叢、深溝、水田，視野清晰，野外無屏障，便於大兵團展開。川軍發揮人數上的優勢，整團整營，成建制地投入進攻。蔣介石下令空軍參戰，數十架戰機輪番轟炸或掃射紅軍的前沿陣地。炮火連天，彈片迸飛，硝煙遮住了太陽，敵我雙方的戰士扭打在每一個山頭、每一道深溝、每一片樹林、每一座村落。
陳昌浩判斷：“劉湘狗急跳牆了，這是他孤注一擲！”
徐向前不驚反喜：“如果我軍能頂住敵人攻勢，殲敵一部，有可能乘勝轉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
中路軍是紅軍的鋒頭部隊，在月兒山、胡大林、鶴林場及黑竹關至百丈公路沿線的山崗叢林地帶與敵重兵集團發生激烈碰撞。雙方形成拉鋸局面，傷亡枕藉，屍橫遍野。在交火的中間地帶，雙方都有傷員發出呻吟聲、呼救聲，懾於對方火網的封鎖，不能及時施救，只能聽到他們呻吟呼救的聲音逐漸微弱，直至死寂。川敵調集兩個旅企圖衝過開闊的水田，進佔百丈。數千官兵齊刷刷地跳進水田，一字排開，列出數百米的散兵線，發瘋似地向前衝。三十軍政委李先念下令調集幾十挺機槍掃射，噴火的槍口將成批成批的敵人撂倒。
由於射擊時間過長，槍口紅了、軟了，幾十畝水田堆滿屍體，但川軍仍然攻勢不減，潮水般的人群不停地往上衝。撂倒一批，填上一批。中彈者的驚呼，被踐踏傷員的慘叫，衝鋒者的吼叫，督戰官的警告，響成一片。
苦戰3天之後，21日，黑竹關防線被突破，中縱隊前鋒部隊後退至百丈。22日，敵軍跟蹤追擊，衝進百丈，雙方展開激烈的巷戰，逐街、逐屋爭奪。此後，又是4天拉鋸戰。子彈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捅彎了，就抱在一起卡喉嚨、摳眼睛。
百丈之戰，是四方面軍戰史上少有的苦戰、惡戰、敗仗。雙方打了七天七夜，紅軍共斃傷川軍15000餘人，自身傷亡近萬，雙方都打到筋疲力盡的地步。
就在這時，蔣介石嫡系部隊薛嶽兵團不失時機地從南面趕到，投入戰鬥。戰場形勢一邊倒。徐向前、陳昌浩見勢不妙，果斷放棄原計劃，命令紅三十軍、九軍撤出百丈地帶，向後轉移，退至九頂山、天品山、王家口、蓮花山一線。四軍在滎經方向受到薛嶽優勢兵力壓迫，撤到青衣江以北。
百丈決戰失利，紅軍遭受敵軍優勢兵力壓迫、堡壘封鎖，南下、東出都不可能，陷入空前困境。作為戰役的軍事指揮官，徐向前深懷愧疚。他事後總結了自己的三大失誤：
第一，對川敵死保川西平原的決心和作戰能力，估計不足，口張得太大。川軍是我們的老對手，被紅軍打怕了的，歷次作戰中往往一觸即潰，聞風而逃。但這次卻不同。經過整編，蔣介石向部隊都派了政工人員，多數軍官又經峨嵋軍官訓練團的訓練，敵軍戰鬥力有較大加強。為確保成都平原，劉湘親自坐鎮，不惜代價，揮軍與我死打硬拼。加上敵人兵力眾多，運輸方便，地形熟悉，堡壘密佈，炮火強大諸條件，便成了難啃的硬骨頭。戰役過程中，薛嶽部又壓了上來。對於這些情況，我們戰前缺乏足夠估計，想一口吞掉敵人，打到川西平原去。這是導致決戰失利的主要原因。
第二，與此相聯繫，我軍高度集中兵力不夠。劉湘在這一帶集結的兵力，達八十個團以上，縱深配備，左右呼應，憑碉堅守。我們只集中了十五個團的兵力進擊，一旦遇到敵人的拼死頑抗和反撲，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見肘。部隊兩過草地，體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區，人地生疏，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無法積極配合紅軍作戰。這樣就難以取得戰役戰鬥中的優勢地位。
第三，戰役的選擇失當。百丈一帶，地勢開闊，部隊的集結、隱蔽、攻防受到很大限制，極易遭受敵機襲擊與炮火的殺傷。當敵發起進攻時，我軍處在長十餘里的長弧形陣地上，三面受敵，相當被動①。
除了以上三個失誤外，紅四方面軍不善平原作戰的弱點也暴露出來。四方面軍最拿手的是山地戰、隘路戰，一旦虎落平陽就非常不適應。有些幹部常常被星羅棋佈的村落、樹林、水田搞得暈頭轉向，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敵機來了，不知如何疏散和隱蔽；部隊撒出去後，抓不住，收不攏，不能形成拳頭。整個作戰體現了一個“亂”字。有的部隊打著打著，就放了“羊”。友鄰部隊之間，不講協同作戰，各打各的。遇到挫折產生急躁情緒和拼命思想，不講戰術，增大傷亡。
南下受挫給張國燾迎頭一棒。在此之前，沉醉在進軍川西平原幻夢之中的張國燾以為勝局已定，膽大包天地給毛澤東下了一封最後通牒，用命令的口氣宣佈了四點“決定”：
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發生關係。
乙、你們應以(稱)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丙、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
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的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①。
張國燾等不到拿下成都，就在川康邊陲開府議事，居高臨下地要求毛澤東等人遞交報告，恭請他硃筆御批。誰知百丈失利，進軍川西平原的美夢破滅，張國燾處於上不著天，下不沾地，進退兩難的地步。他本能地意識到嚴冬降臨了。
天上掉下了林育英，分庭抗禮的黨內格局開始鬆動。在兵危戰險的困境面前，在共產國際嚴厲的喝斥下，張國燾的調門越來越低，最後在內外交困中被迫取消偽中央。紅四方面軍將士不佩服他的遠見，而歎服他的辯才：“成立第二中央，張總政委正確；撤銷第二中央，張總政委也正確。那究竟是誰錯了呢？”張國燾給出的答案是：誰都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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