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大的人，未必名大。
他是中國科學家，曾經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的正電子存在的證據的科學家。這樣的重大成果足夠獲得諾貝爾獎。
然而，在193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卻頒發給了同樣發現正電子徑跡的安德遜(C.D.Anderson)。有人說這是一場意外，或許是一場意外。但是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卻與他都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生，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二人辦公室只有一牆之隔。就是這一牆之隔，造就了這樣的結果。
1932年，安德遜（Anderson）用雲室做宇宙線的實驗，在照片中發現了一條和電子徑跡相似但在磁場中彎曲方向相反的徑跡，從而發現了正電子。但卻從雲室的照片上卻看不出正電子是如何消失的，這樣的科研成果，讓他獲得了諾貝爾獎。
更早地發現重大成果的科研者，卻未能獲得本應該獲得的榮譽。
他就是科學家趙忠堯，他是著名的核物理學家，為我國核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在他的主持下我國建成第一、二臺靜電加速器，另外他對國內建立核物理實驗基地也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時隔多年後，正電子的發現者安德遜，就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1983年一篇文章中特別指出，趙忠堯的發現促進了他的工作，算是為趙忠堯正名。
對於趙忠堯科研價值，世界學術界的肯定來得晚了很多，20世紀90年代，曾任諾貝爾物理學獎評委主任的瑞典皇家學會愛克斯朋(Ekspong)教授，給這位中國科學家了一個公正地評論，“這是一個很令人不安的、沒法再彌補的疏漏”。近代物理學研究的一段歷史至此形成公論，甚至有媒體報道：“世界欠中國一個諾貝爾獎”。
或許，中國的科學家們，根本不乏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巨擘。
就是這樣的重量級科研人員，卻堅持要回到祖國的懷抱來，只是當初在那個年代，趙忠堯這樣的人才歸國相當困難。在1950年，他一心要返回自己的祖國中國，冒著生命危險，從美國將加工好的靜電加速器部件和幾年來採購的核物理實驗器材發運回國。可謂經歷了種種刁難坎坷，但是他心中有自己的祖國，無論危險與艱辛，他都要回來。
在科研上，趙忠堯的貢獻何止這些，實在是太多，無法一一詳述，甚至有人還認為他的貢獻和價值還被低估。不過，他除了科研以外，還與自己的老師葉企孫一起，培養了一批後來為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曠世人才：王淦昌、彭桓武、錢三強、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程開甲、唐孝威，乃至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也都曾經受業於趙忠堯。
趙忠堯曾認為，“一個人在國外做出成績，只能給自己帶來榮譽，對於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對於國家的富強，作用並不大。”
正是基於此，他希望在國內建立起核科學的實驗基地，這樣就能在國內開展研究工作，培養人才。當然，他不僅僅是這麼想了，而且還這麼做，還做到了。
只是，這樣的風雲人物，卻鮮有人知，可以說是我們國家最為低調的科學家之一。相信他會被很多中華兒女牢記，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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