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開闢的大規模海運糧食通道，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大創舉，解決了南糧北運的難題，給當時的京師地區提供了強大的物資保障，帶動了經濟的大發展。它的創始人竟然是曾經赫赫有名的兩個海盜朱清和張瑄。
新都急需物資保障
元朝建立後，建都在今天的北京，號稱大都，成為全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京城的糧食需求量非常大，據史料記載，元朝一年要徵收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十石糧食，其中將近有一千萬石出在南方。因為那時的經濟中心仍在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大批的糧食需要從南方調運到京師大都。
這麼多的糧食，要從江南地區運到大都，漕船必須從浙江各地經江南運河，集中到揚州，再經淮南運河，路過高郵等地，到達淮安進入準水。然後轉入黃河(當時黃河合併在淮水下游流入東海)，逆流上行，直達中欒旱站(今河南省黃河北岸封丘縣境內)。到這裡水路終止，必須將漕糧用車載或牛馱經陸路向北運到淇門鎮(今河南淇縣南)，重新入御河(今衛河)，向東北經臨清，再北上過直沽(今天津市)，經河漕渠，到達通州（在北京東面)。整條漕路迂迴曲折，而且有的河渠雖然進行過多次整治和開發，但還是時通時塞，無法保持漕船的暢通無阻，這使漕運非常困難，所以元都經常出現糧食供應不上的現象。
為了解決京師的漕糧運輸問題，必須另想辦法。至元十九年(1282)，丞相伯顏想起了曾經海道載運南宋圖籍的事情，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用海船來運糧的建議。原來先前伯顏率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時，籍掠宮殿及諸省、院、寺的樂器、祭器、郊天儀仗、寶冊、圖書等大批物資。由於當時淮東地區仍為南宋軍隊駐守，元軍所掠奪的這些物資無法取道運河運往京師大都。伯顏就命令當時招降的海盜朱清、張瑄二人將所掠之物用海船載運，因為二人常年漂泊海上熟悉海運道路，當時是從崇明由海道運至渤海灣直沽，再由陸路轉運往京師。海運的成功，為後來元朝大規模海運糧食開闢了通道，朱清和張瑄就成了元朝海運漕糧的主要創始人。
海運漕糧的事，早已有之。據文獻記載，海運漕糧的方法，秦朝就已經有過。《賈子新書》載，秦時“輸將(糧食等)起(自)海上而來。”到了隋唐，也有過海運槽糧的事。隋煬帝徵遼東所需的軍糧，就是從萊州入海運到遼東的。杜甫《後出寒詩》中寫道：“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他在《昔遊詩》也寫道：“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陵蓬萊”。意思說在幽燕遼海一帶經常打仗，供給非常繁重，糧食布匹都是從江浙一帶海運到山東。這兩首詩都提到了海送漕糧之事。
雖然元以前就有海運漕糧，但為數不多，多數只是在戰時運送軍糧，規模也不大。大規模海運漕糧，則始於元朝。元代時已經能製造適應航海的大海船；而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在技術上則已經非常成熟。這些都給元朝大規模海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於是忽必烈採納了丞相伯顏的建議。
海盜成了海運官員
那麼朱清、張瑄是何許人也？怎麼當了海盜呢？又如何成了元朝的官員呢？
朱清、張瑄是宋元之際活躍於東海、黃海和渤海的著名海盜。元人陶宗儀《輟耕錄》載：“宋季年，群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
朱清，字澄叔，浙西崇明州姚沙人。南宋末年，瀕海姚沙初漲，朱清母親集親舊十餘家。“縛蘆為屋，捕魚以給衣食”。朱清家境貧寒，少時隨母捕魚和樵採，販柴為生。他早年因家底貧困，為謀生計，到富豪楊氏家當僱工。這個姓楊的東家擁有幾艘沙船，駕沙船經商致富，成為富豪。楊為富不仁，壓榨僱工，朱清不堪受其壓迫與凌辱，憤恨之下殺了楊氏後亡命海上。朱清在海上“亡命集黨，為之渠魁，操舟販鬻私鹽，兼事剽盜”。後來，朱清販運私鹽入吳淞江，到新華鎮易米，遇到張瑄，二人頓覺意氣相投，就結為兄弟，一同駕船出海當起了海盜。
張瑄，平江(今江蘇蘇州)嘉定八都新華村人。他自幼失去父親，“從母乞食，及長，丰姿魁岸，膂力過人，好飲博，鄉里以惡少年目之。”張瑄與朱清結夥後，“同梟其群”，從事販私鹽與海盜活動，反抗官兵。後來，朱清與張瑄被巡鹽官吏速捕，同時被捕共十八人，投入平江軍獄，等待處死。浙西提刑洪起畏監刑，行刑前，起畏見朱清張瑄氣宇非凡，“奇其狀貌”，私下赦免其死，因諭之曰：“今中原大亂，汝輩皆健兒，當為國家立恢復之功”，遂釋放他們。
朱清、張瑄雖然被洪起畏偷偷釋放了，但官府並沒有放棄對他們的追捕，所以他們被迫攜老幼乘船出海，率眾駕船揚帆東行，後來到了文登、夷維諸山，北見燕山與碣石，一帶海上活動。此後他們“南自通州，北至膠萊，往來飄忽，聚黨至數千人，海舶五百艘。所至騷然，瀕海沙民富家苦之，官吏莫如何也。”後來他們發展到由五百艘海船和數千人組成的海盜武裝隊伍，只搶官宦和“沙民富家”，從不侵犯窮苦百姓，因而獲得貧窮沙民的擁護與支持。
朱清、張瑄為了更好地在海上航運生存，十分注意開闢與發展海上交通航道。他們責令船隊部屬駕船航行，務必留意觀測東海與黃海、渤海各處航道深淺，海水流向、緩急，記識海中泥沙淺角島嶼、礁石、河洲的方位，從而使駕船者人人心中有張“航海圖”，保證船隻航行迅速與安全。朱清、張瑄船隊在海上活動了十五、六年，積累了豐富的航海經驗，熟悉南北海道，摸清長江口與海洋交匯水域中向來被視為“不可渡越”的“料角”險灘具體情況。從而使船隻進出航行暢通無阻。這些都為後來他們開闢海上漕運通道打下了基礎。
朱清、張瑄他們縱橫海上時，正值宋元政權更迭之際。元王朝大軍南進，卻遇到了江海作戰的難題。朝廷已經掌握了海盜朱清張瑄的活動情況，並沒有因為他們是海盜就輕視他們，決定廷議招撫朱清張瑄，利用他們的海船和部眾，幫助朝廷進攻南宋，以解決兵船不足與海上行軍，作戰等問題。
朱清、張瑄為了自己的前程和屬下幾千弟兄的出路，最後決定降元，元朝廷授予他們行軍千戶職，其下屬則授百戶，總把等軍職，錄元軍左翼。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二月，元朝宰相伯顏統領元軍大舉進攻餡南宋都城臨安時，伯顏就命朱清、張瑄將所掠之物用海船載運，從崇明由海道運至渤海灣直沽，再由陸路轉運往京師。
開闢海上漕運大通道
元世祖忽必烈對伯顏的建議甚為重視，他深知這樣大規模的海上漕運，非朱清、張瑄這樣行家裡手莫屬，立即詔命朱清、張瑄全權負責海上漕運，並命他們造六十艘平底船運糧，於至元十九年(1282）裝載糧谷四萬六千五十石，從平江劉家港發運。首次海上漕運，缺少經驗，漕船航行沿山求嶼，難免風信失時，以致至第二年才抵達直沽，運到大都的糧谷有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這是海漕首航成功，為海上運輸漕糧積累了實踐經驗。
海上漕航線既通，元朝廷就罷了河運，行海道，立萬戶府工，以朱清為中萬戶，賜虎符，張瑄為千戶，主持海漕事務，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廷擢升張瑄為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朱清為明威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他們併為海道運糧萬戶，佩虎符。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廷設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並增置兩萬戶府。以朱清、張瑄海功，授於宣慰使。隨著對漕糧需求量增加，元王朝更加重視海上漕運。至元二十五年(1288)內外分置兩漕運司：內為京畿漕運使司，主管大都九倉收支糧斛並站東趲運等事務；外為都漕運使司，每年江南糧斛解到達直沽時，中書省即派重臣專程前往“接運”。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廷又根據朱清、張瑄主持海漕事務的需要，在其下屬設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忤督歲運。新機構的建立與朱清張瑄為加強海漕事務有關，故云“漕運萬戶之有府有官，始朱、張”。
海漕新業創興，遇到不少因難，由於海上氣候變化莫測，加上海洋地理環境複雜，開闢海道及漕運，屢遇艱險。因此必須尋找和開闢安全、便捷的海上漕運運航線，從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2-1293)十年間，航道先後變更了三次：據危素《元海運志》與《元史·食貨志》記載，最初的海上漕運航線從平江路劉家港(今江蘇太生東劉河鎮)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河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顯，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與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經成山抵直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人以這條航線險惡，便另開闢一條航道，從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扁擔沙、大洪，再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翌年，朱張屬下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避開近海淺河，取道遠海航行，憑風力走太平洋西部，黑潮暖流西邊的支流流向，漕船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進入深海，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經劉家島，登州沙門島，過萊州大洋，人界河。這次的航道較前既短且快。漕船俟“四、五月南風起，起運得便風，十數日抵直沽交卸”。蓋自海上至直沽楊村碼頭，計水程“一萬三於三百五十里”，航程時間從兩個月餘縮短為“十數日”。這祥，海上漕運更加方便、快速，運量大增。海運漕糧由開初的幾十萬石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一百五十幾萬石，再到元武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的二百四十六萬石；到元文宗天曆二年(公元1329年)，更是增加到三百五十二萬石。
如此巨大數量的漕糧海上運輸，需要動用許多大型海船。朱清、張瑄初辦海上漕運時，即打造六十艘平底船，用於裝載運輸漕糧。此後，隨著漕運量逐年增加，投入海上漕運的海船每年千餘艘。據《大元海運記》雲，延祐元年(1314)和天曆二年(1330)，海上漕運船多達一千八百艘。為適應海上清運發展的需要，漕船也逐漸由小型號向大型號發展。初時，漕船載糧僅三百石左右，後因漕運量大增和漕船航行外洋深海航線，打造和使用了尖底大型海船，大者可載漕糧八九千石，小者也可載二三千石。這種大型海船時人稱之為“萬斛龍驤“和“巨艘大舶”。
這種大型海船不但宜用於海上漕運，而且還可以用於海外交通貿易，在元代，駕駛海上漕船的船戶為數眾多，有的是臨時應徵的，也有固定的專業船戶，約有八千戶。眾多的船戶擁有自己的海船，以航海漕運為業，他們積累了豐富的航海經驗，並傳給後人。到了明初，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寶船”多是元代船戶後商子孫打造的，梯航“西洋”的大副、舵工、水手，也多是元代船戶的後裔子孫。
創行海上漕運的意義不僅是促進海運事業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海漕之事，其有關國計，為甚重矣”。《元史·食貨志》稱海上漕運為“一代良法”，因“興辦海漕，民無鞔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明代政治家丘濬在《大學衍義補》書中將漕糧海運同陸運、河運作了比較，說明其優點及經濟效益。他說：“自古漕運所從之通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人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計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計七、八。”
明代大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列舉海上漕運有運量大、省費、國計足等“十二利”。海上漕運不僅有經濟利益，而且還有軍事意義，“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邊海之人，誠萬世之利也”。明代的政要和學者縱論元代海上漕運之利，實際上就是對朱清、張瑄功績的肯定。
元代海上漕運航線，成為南北經濟聯繫的大動脈。江、浙、閩、粵等東南行省所產的農、工貨物及海外“番貨”，彙集朱清張瑄開府的太倉，然後用船載運，從劉家港航海北上直沽，轉運至京師大都；漕船返航時，又將北方的豆、谷和梨、棗、反毛等土特產運回南方。這樣一來，便形成了一條從太倉、劉家港到直沽的海上交通運輸航線。這條海上航線在促進北貨物交流，加強經濟聯繫，發揮了積極作用。
海運積累了航海經驗
朱清、張瑄不僅開闢了元朝海運事業，而且由於他們成年累月地和驚濤駭浪進行鬥爭，積累了豐富的航海經驗。尤其是屬下那些舵工和艄公，長年在“渺無涯際”的“萬里海洋”，“惟憑針(指南針)路，定向行船，仰觀天象，以卜明晦”。他們根據風信、潮汛，隨機應變，保障了航行的安全。為了便於記憶和傳播，他們把寶貴的經驗編成歌訣。如氣象方面的有：
日落生耳於南北，必起風雨莫疑惑；
日沒觀色如胭脂，三日之中風作厄；
如還接日有烏雲，隔日必然風雨逼。
等等，其他潮汛、風信、佔天、佔雲、佔虹、佔霧、佔海等方面的許多歌訣。這些歌訣，直到現在，我國許多沿海地區的船工、漁民還在應用這些經驗，並且繼續加以豐富和發展。
除這些歌訣外，元朝的海運還給後代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航路指南，這對於以後的航運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海上航行時，在航道上還有很多淺灘暗礁，給安全航行帶來了不少困難，往往發生船沉人亡的慘劇。為此，從元至大四年(1311)開始在航道險要之處，都設有各種標誌，來指揮船隻。先是在長江口的西暗沙嘴設置了航標船，船上樹立標旗，指揮船隻進出。延祐元年(1314)，又在江陰的夏港、需溝等九處，設置標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1317)十二月，又在龍山廟前高築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塊砌壘，每當春季漕運開始，土堆上白天高懸布幡，夜間懸點燈火，以指揮船隻行駛。這些航標的設置，對於保障航行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以後，海運航標就發展起來了。
海上風濤不測，航行途中，常會遇到風暴。如果不採取措施，趕緊避風或拋錨的話，糧船就有漂溺的危險。這樣，就需要尋找一些天然的避風港和海底底質較好的錨地。朱清、張瑄他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經常安排漕丁、漕夫們去了解每個海區的海底底質。他們在北海找到了許多天然的避風港和優良的錨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乾皮嶺、楊林子、長灘等達二十多處。這些地方，自元以來，成了我國海船的優良泊所。我國古代的海運，通過元代大規模的海運漕糧，有了一個新的突破。
朱清、張瑄二人也因開創元代海運而載入史冊。同時，也給朱清、張瑄兩家帶來了無盡的權勢和財富。就連他們的子女、族人、家奴等也被封為百戶、千戶、萬戶，佩金銀符者多達百餘人。這一切都毫無例外地引來眾多嫉恨，於是“屢被人言”。忽必烈在位末年，關於朱清、張瑄在“濱海有異志”，屬“懷異圖者”的舉報不絕於耳。他一律不予採信，認為朱、張兩人“有勞國家”，應當“重其（漕運）功”，予以“保護”。忽必烈去世後，元大德六年 (1302年)，詆譭朱清、張瑄的言論再度甚囂塵上，兩人遂被逮捕入京，並被查封家產、沒收軍器船舶，子孫流放漠北。朱清氣憤不過，用頭撞牆而死，張瑄則死在獄中。一代海上梟雄，落得如此下場，令人唏噓嘆息！
作者：劉永加，魚羊秘史簽約作者。文史學者，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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