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劇大王 陳素真自傳》之苦難的童年 命中註定該學戲
陳素真
（文/陳素真）我是1918年3月20日出生在一個縣長家裡。父名王秉璋，字慎如，陝西人，擔任過河南臨汝、蘭封、洛陽三縣的縣長。這些事是我15歲那年的夏季在蘭封縣演戲時，一位約六十歲左右的李先生告訴我的，他把我父親給他寫的四副長條扇交給了我，要我好好保存，還教導我怎樣做人。經他一說，我彷彿想起了父親的影子，他抱著我坐在他的腿上，右手還寫字，只有這麼一點點的印象了。再往後的記憶，就是住大廟，睡地鋪，老在農村看野臺戲。這時我的母親是跟著我的繼父，我繼父是個唱戲的。
關於我的母親，有兩個說法，一說她是何律師的丫頭，給我那個做縣長的父親作妾生了我；一說母親是父親僱的奶媽，在我父親遭難時抱我跑出來的。我母親並不愛我，從我記事起，她差不多天天打我。我並不是個淘氣孩子，為什麼老捱打？我不知道。反正她一不高興，就拿我出氣，尤其是在她打牌的時候，什麼也不管了，我肚子餓了找她，她若是贏了，便隨給我點錢，叫我自己買點吃的；她若是輸了，就劈頭蓋臉地打我一頓。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哪能會看得出她是贏是輸呢？光這種打我不知道捱了多少。後來我一見她打牌，再餓也不敢去找她了。我的飢寒是沒人關心的，母親還不如個同院鄰居。同院的嬸子大娘們看我可憐，還給我點吃的。我的童年時代，就是忍飢受凍，遭打捱罵，像乞兒似地生活著。施加於我痛苦的，並非別人，乃是自己的母親。母親打我時，抓起什麼就用什麼，沒頭沒腦地亂打。看見別家的父母對兒女疼愛，我羨慕，我奇怪，怎麼我的母親和他們不一樣呢？母親是1963年去世的。我只要夢見她，總還是挨她兇狠地打罵的情景。
記得在開封城內北道門街住時，我還上過幾天學。那學校有個男老師，戴眼鏡，姓李，也不喜歡我，我不是捱打就是被罰站。如今想想，大約那一班的學生中最笨的是我。我每天穿露腳趾頭的鞋，兩隻襖袖整天擦抹鼻涕眼淚，油光發亮的，我長得又醜，沒上幾天，那個學校就不要我了。
陳素真
以後搬到西后街住時，媽媽叫我跟同院的姐姐們去拾柴。人家全是大孩子，每人都拾一大捆，我只拾了一根柳樹枝。跟鄰居們去做剝花生的短工，我剝的都放在嘴裡吃了，第二天人家便不讓我去了。一次媽媽叫我盛飯，我把碗掉在飯鍋裡了。媽媽幾乎天天都要罵我笨貨、笨鬼。我也確實是笨得出奇。我也算上了幾天學，可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認識。我的奶名叫佩玉，上學時就叫佩玉。
小時跟著戲班，那時的戲班裡都興餵狗，最少喂兩條大公狗。我跟的那個戲班裡有個唱小旦的叫黃金，十七八歲，是我養父陳玉亭的師侄，我叫他黃金哥。那個戲班裡沒有別的家屬，只有我媽一個女的，也只有我一個小女孩，黃金哥成了我的保姆了，不是抱著我，就是揹著我，有時把我放在他脖子上馱著，有時把我放在狗身上，他扶著我騎狗玩。由於從小同狗玩，我就特別愛狗，狗也和我親熱，只要我一行動，就有一大群狗朋友跟著我。不僅是班裡的幾條狗，它們還招引了外邊的一些狗，也跟著我跑、玩。記不得是誰給了我一黑一黃兩個小獅子狗，我天天抱一個馱一個，身後左右還跟著幾個。狗群把我當成了它們的小頭領，跟我嬉戲，在我身邊吠叫、跳躍、挨蹭、撒嬌，舔我的手，抓我的頭，我和它們打呀，鬧呀，叫呀，互相滾作一團。大人見我整天和狗一起瘋鬧，就叫我小狗頭，又叫我狗大王。就這樣傳來傳去，不知怎麼的，把小狗頭傳成了小狗妞了。人們不知內情，還都以為我的小名叫狗妞呢。也別說我是官宦之家的女兒啦，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子，也不會叫這樣的名字呀。小時聽見大人們叫我狗這狗那，我心中挺美的，長大後聽見人們叫我狗妞，就反感極了，因為它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抹煞了我和狗群結成的親密友誼，抽去了我作為狗群首腦的值得驕傲的內容，只剩下一個粗野不堪的字眼了。
陳素真
我養父陳玉亭是唱紅臉的，人稱紅臉王。他是個老實人，窩窩囊囊的，連句囫圇話都說不成，很怕我媽。他沒打過我，也沒罵過我，可也沒管過我，好像我是別人家的孩子似的。由於父母對我不關心，到了冬天，我的手臉腳腿都凍爛了。說也奇怪，我的手腿都落了瘡疤，可臉蛋沒有落疤。還記得有一天，我表哥端了一碗剛剛熬好的小米綠豆粥，他往裡間走，我往外間跑，一碗熱粥整個倒在我的頭上，流了滿臉，燙得我滿地亂滾，怎麼治好的，不記得了，臉上也沒落疤。我的臉蛋凍爛的情況，可比手腿厲害，我手腿的傷疤，至今還很明顯，可臉上卻是乾乾淨淨的，這不是命中註定該當演員嗎？若是因凍瘡、燙傷而落了疤，哪還能學戲呀！（本文由豫劇陳派關靈風老師學生鄭文策提供，編輯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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