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企業需要一流的人才，而其領導人，甚至要具備天才的素質，張謇恰恰就是這樣的天才。做點生意並不難，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張謇把生意做得很大，了不起；他又搞起了股份制以及一系列開拓性的制度，第二個了不起！張謇的經營管理思想絕對是值得研究的，也越來越為商界所關注。當人們對照清末狀元張謇主張的“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取利”時，發現張謇其實就是一個大儒商。近幾年，湧現出不少所謂的“儒商”，大多是自封或媒體的關係報道。這明顯是牽強了，不少企業家可以說是商，但是不是儒呢？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國家社稷理想的商人。張謇就是這樣的儒商。與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張謇稱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凝聚著儒家傳統文化和商品意識相融合的“儒商倫理”精神。他是以孔子倡導的儒家道德來規範自己的商業行為，具有綜合創新能力的商人。
他做了許多開創性的現代化事業。在經濟建設活動中，張謇成功地創辦了大生紗廠，從而刷新和推進了中國近代企業的股份制，他還創辦了近代中國最早的大型農墾公司，創建了近代中國最早的企業集團，從而形成了“大生模式”，較好地解決了官與商的關係。股份制對今天的人們來說並不陌生，但在一百年前，可是個新生事物。而張謇就是通過股份制改造，把一個原來僅有二十五萬兩官股的大生紗廠發展成為一個實力雄厚的大生資本集團。
他真正開始股份制的實踐要上溯到1895年。當時正值籌辦大生紗廠。張謇以“介官商之間，兼官商之任”的“紳”的身份，奔波於滬、通、寧之間，尋找合作伙伴。最後，他找到了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經過反覆議定，以南洋商務局閒置機器2.04萬錠摺合二十五萬兩官股入股。官股處於絕對控股地位，指揮一切，領導一切。但到了1903年，形勢發生了變化，官股增至五十萬兩，商股也擴到六十三萬兩。總資產翻了番，商股處於絕對控股地位。
但是，無論股份比例如何變化，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股東們並沒有決策、管理權，舉董招股以及年終賬目，均由張謇掌握。關於股東選舉權和議決權，大會決議：“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權，一百股以上至無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權”；“官股不得分析，多佔股權”。對於普通股東，張謇更是要求他們不要干預企業經營，即“不得干預辦事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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