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園路1032弄的“岐山村”裡住過的名人眾多，著名愛國志士杜重遠在上海時也寓居岐山村，當時結識了沈鈞儒等愛國人士，並與鄒韜奮結為莫逆之交，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西安事變前他多次和張學良、楊虎城在上海秘密會見，商談抗日大計，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更加密切。
杜重遠先生
他不是共產黨員，卻自願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他不是共產黨員，卻在生死關頭幫助了共產黨；他不是共產黨員，卻因為這個“罪名”而慘遭謀害。鄧穎超同志曾深情回憶說：“杜重遠是黨的患難之交”。
他在北平參與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宣傳部副部長。而後，走遍華北各地，大江南北，到處演講募捐，宣傳抗日。在上海結識了鄒韜奮、夏衍、沈鈞儒、胡愈之等革命知識分子，走近了共產黨。
杜重遠的又一身份，是鄒韜奮先生在上海創辦的《生活》週刊的特約記者，他用手中的筆為共產黨鼓與呼。
1932年2月，他採寫了《向前幹去》一文發表於《生活》週刊。文中用近三分之一的筆墨，描寫了以江西井岡山為中心的共產黨根據地的情形：“此間共黨情形，亦與世間所傳說者迥異。共黨首領不居城鎮，不住華屋，均伏處於山下，或地下，藉以防飛機炸彈之襲擊。共軍慣於登山，習於跑路，無事時常以此二者相練習，故國軍兜剿之際，數十萬大軍，環圍四周，彼輩毫不驚懼。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並有當地農工為彼協助，將國軍誘引至山中絕地，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因而繳械遇害者甚多。蓋北方軍隊既不習慣於登山，又不熟悉路徑，兵雖多，械雖良，無用也。”
1933年底，《生活》週刊遭到查封，鄒韜奮被迫流亡國外。杜重遠不計個人安危，接過“鄒韜奮手中的火炬”，於1934年２月正式創辦《新生》週刊，以更加充實的內容、更加銳利的筆鋒，揭露日寇侵華暴行，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以便鼓起民族的勇氣和決心”。《新生》週刊問世後，大受歡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所不容。
《新生》事件震驚中外。同國民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明確表達了譴責國民黨政府和支持杜重遠的態度。宣言說：“杜重遠等愛國志士為抗日而入獄”，這是在“中日親善等口號下所作的降日活動之露骨無恥行為，簡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聞”。事實教育了杜重遠，他明白，只有共產黨才能把抗日鬥爭進行到底，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於是更堅定地站到了共產黨一邊。
杜重遠是促使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最初推動者，沒有他的穿針引線，也許“西安事變”根本不可能發生。
1935年7月，杜重遠被判囚於上海漕河涇監獄，後獲保外就醫，移至霞飛路虹橋療養院軟禁，直到1936年9月獲釋。其間，周恩來派當年張學良東北大學的高材生、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做杜重遠的工作，不時給監禁中的杜重遠送來馬列主義書籍，傳遞黨的最新決議和方針，對他教育鼓舞很大。
杜重遠還將孫達生介紹給曾任張學良秘書的高崇民，讓其進一步認清抗日救國的真理。其實，杜重遠在“九一八”事變前也曾做過張學良的秘書，是張學良外交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流亡到關內以後，他又是張學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組成員之一，是張學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摯友。
1935年10月，杜重遠借高崇民、王化一等人來獄中看望他的機會，一起討論東北軍前途問題。大家一致認為，東北軍應該聯共、聯西北軍，否則別無出路。為了說服張學良，杜重遠起草了《給張學良的建議書》，由高崇民送抵西安。
1936年1月，高祟民和孫達生持杜斌丞好友杜重遠的信來到西安，結織了楊虎城和杜斌丞，轉達了張學良願聯合西北軍抗日的口信。杜斌丞遂代表楊虎城與高祟民、孫達生建立了經常性聯繫，探討東北軍和西北軍共同抗日大計。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杜重遠在獄中以書信和麵談的方式，對東北軍、西北軍團結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12月及1936年4月，杜重遠與兩次來探訪的張學良見面，深入分析形勢，共商抗日大計。杜重遠還與借稱牙疼來虹橋療養院治療的楊虎城將軍密切交談過。
1936年9月杜重遠刑滿出獄，冒著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危險，於11月底來到西安，再度做張學良、楊虎城的工作，堅定其聯共抗日的決心。這一舉動引起了中共在上海和西安代表的高度重視，並在11月29日去電告知延安稱：“杜重遠抵西安，對張學良將大力推動”。
不到兩個星期，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在事變中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鎮的杜重遠也被國民黨軟禁，直到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後，對杜重遠的軟禁才解除。宋子文在與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談判改組南京政府，吸收一些抗日人士入閣時，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共同推薦了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杜重遠為次長。由此可見，杜重遠與“西安事變”關係非同一般。儘管他的名字當時從沒在公開的有關“西安事變”的報刊上出現過，但他所發揮作用的重要性難以估量。
1939年杜重遠夫婦赴新疆前夕途經香港
杜重遠有意跨進共產黨的大門。1938年，杜重遠在武漢向周恩來遞交了他本人及鄒韜奮、薩空了委託的入黨申請書。周恩來認可並感謝他們的熱忱，但說：現在你們已經有了身份地位，在黨外活動可以自由得多，否則活動不方便。
“七七”抗戰爆發後，為了進一步發揮自己在抗日鬥爭中的作用，杜重遠分析當時的形勢，看中了新疆。他想幫助他的留日同學、當時擔任新疆省督辦的盛世才，把新疆建設成抗日基地。這個時期的盛世才高舉抗日旗幟，偽裝進步，提出“聯共”“聯蘇”的口號，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前去新疆。
杜重遠把學校當作培養人才、訓練抗日干部的基地，組織學員到群眾中去宣傳抗日，學校辦得生動活潑、有聲有色，卻遭到盛世才的忌恨。已經投靠蔣介石的盛世才殘酷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重遠首當其衝。從1939年底起杜重遠被停職、軟禁。
1940年2月25日，周恩來手臂療傷後從蘇聯回國，在新疆同盛世才進行了三次會談，提出杜重遠與他同機返回內地。盛世才佯裝同意，只說是下一班飛機就放行。周恩來長嘆：“杜重遠回不來了！”
杜重遠經歷監禁拷打，嚴刑逼供，始終堅貞不屈，直至被秘密處死。其家人也遭到殘酷迫害，一家人被關在結核傳染病院裡，從此罹患各種疾病，遭受終身痛苦。
杜重遠殉難的消息直到1945年才傳入內地。在重慶的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為他舉行了紀念會。《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稱譽他為“最熱忱的愛國主義者和最堅決的民主戰士”。
習仲勳這樣評價他：“杜重遠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一身正氣，剛直不阿，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認識共產黨，並毅然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了抗日的需要，他甘願遠赴邊陲，從事艱苦的、默默無聞的教育工作，最後壯烈犧牲在這塊土地上。杜重遠的一生是短暫的，也是輝煌的。他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他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我們時代的凱歌。他英勇奮鬥的頑強精神，無私無畏的高尚品質，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
來源 | 文匯筆會
編輯 | 長寧區新聞宣傳中心 朱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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