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廣漢月亮灣農民燕道誠祖孫三人,在離家不遠的林盤地溝中以龍骨車向農田內車水,意外地發現了一大坑玉石器,他們共得璧璋、琮、圭、圈、釧、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文物400餘件,但他們一直秘而不宣,只在私下交易。
1931年春,美國人葛維漢在華西大學博物館擔任館長,當他見到了幾易其手的幾件玉石器時,大為震驚。遂於1934年連同助手林名均應廣漢縣政府之邀首次對三星堆進行發掘,共獲得各種玉、石、陶器600多件,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評價,稱其為“華西考古的開拓者”。
20世紀世紀三四十年代,可稱得上是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草創階段。中國成立後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西南博物院院長馮漢驥先生與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家佑等人倡議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聯合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發掘,揭露出了大片房屋遺址。這個時期為三星堆的主動探索階段。
從1980年開始,廣漢古蜀遺址的發掘與研究進入到一個最為光彩炫目的新階段。四川省文管會、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以及廣漢縣文管所將發掘重點移向三星堆,進行了長達十二三年的連續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特別是1986年7月18日發現的那兩個編為“一號坑”和“二號坑”的祭祀坑。
一號坑共出土銅器、金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等400餘件,此外還有數百枚海貝和約3立方米的燒骨。聞名天下的金杖便出於此坑。
二號坑出土的文物無論在種類上還在數量上都要豐富得多,不包括數千枚海貝,總共出土各類文物800件左右。其中,神樹、大立人像、大型縱目面具、戴冠縱目面具、太陽輪、金面人頭像、人紋玉璋等文物都堪稱稀世珍寶。兩坑的性質為“廣義的祭祀坑”。
三星堆兩個大型祭祀坑的發現震動了整個考古學界乃至全世界,好評如潮。
1986年12月21日香港《文匯報》就這樣寫道:“這次發掘的四川考古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是全國商周考古的重大成果…比湖南馬王堆的文物時間早數量多,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遺址媲美。”
1987年8月13日,英國學者戴維·基斯更在英國《獨立報》上發表題為《中國青銅雕像無與倫比》的評論:“廣漢的發現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屬文物最多的發現,它們的發現可能會使人們對東方藝術重新評價。中國的青銅製造長期就被認為是古代最傑出的,而這次發現無論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使人們對中國金屬製造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三星堆的發現)比有名的中國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確鑿無疑地證明了3000年前古蜀國的存在,使自古以來真偽莫辨的古蜀史傳說因此而成為信史。古蜀史的源頭及古蜀國的中心，亦因三星堆而得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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