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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戈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8月7日“聽戈”微信公眾號。
18線球隊守門員王多餘要在一個月內花掉十個小目標，然後才能接受臺灣二爺的300億遺產。他覺得這事兒難不倒他，沒想到的是，他投給各種稀奇古怪，看上去穩賠不賺的項目都接連給他帶來大的收益，錢不但沒花掉反而越來越多。電影《西虹市首富》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離奇的故事。
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作“西虹市陷阱”，也就是按照最理性的判斷所做的行為卻朝著和自己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
中國的企業稅收，現在就掉入了“西虹市陷阱”。
為什麼減稅政策密集推出，稅收卻兩位數上漲？
7月份公佈稅收數據，半年稅收收入81607億元，同比增長15.3%。企業所得稅增長13.5%。其中，軟件和信息技術產業稅收收入增長29.3%。科研和技術服務業稅收收入增長26.5%，其中研究和試驗發展服務業稅收收入增長19.6%，零售業稅收收入增長20.5%，住宿餐飲業稅收收入增長8.6%。
再來看看一年多來國務院公佈的減稅措施。2017年4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實施六項減稅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將小型微利企業的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50萬元（含5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額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公司制創投企業採取股權投資方式直接投資於初創科技型企業滿2年的，可以按照投資額的70%在股權持有滿2年的當年抵扣該公司制創投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
今年3月初，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8年再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
2018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推出3項舉措，繼續深化減稅降費政策，預計全年將減輕企業稅賦超過4000億元，內外資企業同等受益。這些舉措包括將製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7%降低到16%；而交通運輸、建築和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以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11%降至10%；小規模納稅人的年銷售額標準，從以往的50萬到80萬，上調到了500萬元。
我們再來看2018年4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推出7項減稅措施，這7項減稅措施，預計全年將再為企業減輕稅負600多億元。其中包括，將享受當年一次性稅前扣除優惠的企業新購進研發儀器、設備單位價值上限，從10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將享受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5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
政府一直在減稅，真金白銀、措施具體細緻。我瞭解到的不少企業，尤其是科技創新型企業的確得到了這些減稅實惠。
然而，在統計公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企業相關兩位數的稅收增長，科技類企業增長高達20%多。稅務部門相關專家的解釋是稅基的增大。但另外一些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無論GDP的總值還是工業生產企業的產值以及利潤都沒有達到兩位數的增長。那麼答案只有一個——在一些企業的確獲得減稅優惠的同時，另外一些企業交來更多的稅。
中國稅收減免政策的確掉入了“西虹市陷阱”！
這裡面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很可能是一個企業和稅務部門在討論稅負時都故意迴避的事情：偷逃稅。
實際上，一直以來規模以下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偷逃稅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大量的業務通過現金交易，營業額根本不體現在賬面上。尤其是小型服務業企業一般都採用定稅制，每月核定繳稅總數，稅負和營業額關係不大。
但隨著企業財務監管體系、稅收監管體系、信用體系的日漸完善，營改增的實施，打擊偷逃稅的力度越來越大，企業納稅法制意識越來越增強，使用現金交易遇到的屏障越來越多，企業向供應商索要發票抵稅的需求越來越剛性，這些綜合因素導致企業偷逃稅的動機越來越弱，手段越來越少。原來一直靠偷逃稅獲得盈利空間的企業，現在都開始逐漸足額繳稅。
這一重要的變化根本不可能體現在稅務局的統計報表上，所以就出現了減稅政策越來越密集，稅收收入卻不斷增加的怪象。也就是減稅的速度慢於企業足額正規繳稅增加的速度，或者說稅務部門工作認真收稅的勤勉程度強於減稅政策出臺的力度和落實情況。
產品過剩的背景下企業稅痛感更加強烈
企業感覺稅負沉重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絕大部分產品的嚴重過剩。如果前幾年說中國企業稅負和美國比總體並不高有一定道理，那麼現在可能就不準確了。這種變化來自於中國絕大部分產品的嚴重過剩。
舉個例子。在中國，一件商品如果企業出廠定價100元，加上17%的增值稅，那麼售價為117元。如果物料等可抵扣增值稅進項花費50元，人工等不可抵扣項花費27元。那麼企業可獲得毛利117-17-50+50×17%-27=31.5元，繳納25%的所得稅是31.5×25%=7.875元。繳納的稅款為17-50×17%+7.875=16.375元。
如果這家企業在在美國，如果還是這件商品，同樣的售價、同樣的成本，獲得的毛利是117-50-27=40元，需要繳納的稅金是40*40%=16元。
結論是，在企業利潤較高的條件下，美國企業繳納的稅率與中國企業差不多。
我們把條件再向極端情況推進一下，人工等非抵扣項增加到67元，在中國企業可獲得的毛利為117-17-50+50×17%-67=-8.5，此時企業已經進入嚴重虧損境地，但繳納的稅金依然是17-50×17%=8.5元。而此時，如果在美國，企業毛利為117-50-67=0，此時企業不再需要繳納所得稅，繳納稅金為零。
由此可以看出，隨著中國經濟的總體增速放緩，絕大部分領域的產品過剩，同時人力成本也快速增高，導致企業利潤率普遍降低，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很多都處在微利甚至虧損的狀態下，而此時他們依然需要繳納增值稅。稅負沉重的感受就越來越明顯。
沒產生利潤就繳稅，抑制創業熱情
中國和一些國家採用的以增值稅為主稅收方式的好處是稅痛低、徵收簡便。按照現行稅制，企業一旦開始營業就面臨稅收問題。在一份《稅收與企業成長性》報告中，按企業支付的各項稅費佔稅前利潤的比例，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新三板中，企業綜合稅負達到138.89%，表明企業所繳的各項稅費（按現金流計算實際發生）遠高於企業的稅前利潤。
因此，現行稅收體制對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實際上是一種“懲罰性”機制，企業規模越小，企業建立時間越短，需要承擔的間接稅相對成本越高。這對民間創業無疑會起到阻礙作用。
另外，對那些有志於通過技術創新實現轉型升級的企業來說，現有稅制體系也可能處於“負激勵”狀態。企業為創新研發所產生的各項費用，很難在短期內產生利潤，卻一樣需要繳納流轉稅。而在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中，企業只有獲得利潤才需要繳納稅收。這兩年雖然通過稅收減免政策情況有所改觀，但基本情況沒有本質變化。
經濟學界給企業“減稅”的提議之所以無法大規模實施，根本原因在於，在現有稅制下，如果沒有建立起現代稅收基礎信息系統，很難增加更多的直接稅收入。啟動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稅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實行直接稅有諸多好處。直接稅更加符合稅負公平和量能納稅的原則，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和社會保障的滿足具有特殊的調節作用。
中國現行的以增值稅為主的稅收制度誕生於1994年1月1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拉開大幕幾年來，在政府改革層面，營改增等政策已初見成效，但真正觸及利益調整痛處又必須痛下決心的一塊“硬骨頭”仍在，這就是財稅體制改革。
迄今為止，財稅體制改革措施都是基於原有稅收理念和稅收體制框架下的修修補補。將間接增稅為主向直接徵稅為主過渡，逐漸增加直接稅比重的目標被無限期擱置。在這種背景下，針對企業的減稅就難以真正邁出大步直接稅採用累進結構，根據企業利潤和私人所得的多少決定其負擔水平。同時，直接稅採用累進稅率，政府可以更精準的實現對創業的鼓勵和對企業研發和創新的扶持。如果能通過稅制改善和降低稅率，減輕中小企業稅負痛苦，則可以在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換檔期的背景下，保護和釋放中小企業的成長空間和創新活力，使經濟轉型代價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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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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