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綜編自微信公眾號“瞭望智庫”（ID：zhczyj）、“新華每日電訊”（ID：xhmrdxwx）、“澎湃新聞”（ID：thepapernews）、“北美留學生日報”（ID：collegedaily）、“一日一度”（ID：yryd115）等丨作者：曹爾摩斯、度公子，不代表本號觀點。

這一天的谷歌不念 Google，而是GǔGē。

谷歌首頁採用了中文元素。“Google”不見了，而是用插畫的形式展示了Google的中文名“谷歌”，並利用動畫效果讓“谷歌”漢字變成拼音“GǔGē”。

這個特別的“谷歌塗鴉”是為了紀念“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誕辰112週年。

2018年1月14日是中國語言學大師周有光誕辰112週年紀念日，也是這個發明漢語拼音的男人逝世一週年紀念日。

此次塗鴉的介紹中稱，拼音極大地增進了國民的讀寫能力，降低文盲率，減輕了外國人學習中文的痛苦，向盲人提供了一種通過盲文閱讀的方法、將無數的中國方言與其共同的聲音命名法聯繫起來。如今，小學生在學習識字之前學習拼音，此外還有一個周有光大概沒有預見到的發展：方便了人們用電腦鍵盤和手機快速輸入中文。

他，讓漢語真正地走向了世界。

他設計並創建了現在通用的漢語拼音系統，在中文的讀音和書寫之間建造了一座橋樑。周有光於2017年1月去世時，紐約時報曾經刊髮長文對他做出報道，稱“是他讓漢字書寫像ABC一樣簡單”。

紐約時報的介紹中稱，一些我們如今隨處可以見到的拼寫，正是來自周有光的漢語拼音方案，比如Beijing，它取代了此前的Peking；Chongqing取代了Chungking。該方案在1982年被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採納，1986年被聯合國採納，成為了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國際標準。

他一生經歷四個時代，有人說，他的故事，就是中國近代史知識分子的縮影，也有人說，他是真正具備“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大學者。他一生跌宕起伏，面對磨難，卻從不向磨難低頭，於困厄的泥土中，常常開出歡樂的花朵。

從他的身上，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如今中國的年輕人，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在時代中前行。

2017年1月14日，

中國的一位語言文字學家，

離開了人世，

而就在一天前，

他剛剛度過了自己112歲的生日。

他一生跨越晚清、北洋、

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而被戲稱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經濟學家

後又半路出家，研究語言文字

88歲之後，又試以撰文啟蒙思想

他就是中國的漢語拼音之父

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

周有光出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

原名周耀平，

在常州讀中學時，

學校提倡國語，可老師都用方言，

白話文雖也提倡，可寫文章必須用古文，

幸好當時的老師思想很新，

才讓周有光有了接觸新事物的機會。

17歲那年，

周有光考上上海的聖約翰大學，

卻正是家中最窮的光景。

為讓周有光上學，家中四處舉債。

第一天在大學註冊，周有光領到卡片，

不但要寫中文，還要寫拼音，

可中國當時並沒有統一拼音，

學校只好拿上海話來標註。

進入學校後，周有光接觸到拉丁文，

興趣使然，自學了字母管理法，

沒想到為今後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聖約翰大學

1925年，日本人工廠裡，

一箇中國女工被打死了。

全社會奮起抗議，

學校不反對學生抗議，

卻不允許他們上街遊行。

學生與校方產生裂隙，

17名校員和553名學生脫離聖大，

於當年8月重組光華大學。

在這些學生中，就有一腔熱血的周有光。

對於中華屈辱，周有光頗為激憤，

畢業後決定深入研學經濟學，

希望能夠以經濟振興中華。

本來他要在日本留學很長一段時間，

然而日本蠶食中國，他毅然回國，

在光華大學任教，並積極參加反日聯盟。

不久後，抗戰便爆發了。

山河破碎，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日軍頻頻轟炸，一家人擔心受怕。

更叫人痛心的是，1941年，

小女兒小禾因盲腸炎無藥醫治，

對這個家庭造成了終生的創傷。

周有光在萬分悲痛中寫下祭詩，

此後便再未動筆寫過白話詩。

在被炮火撼動的中國大地上，

周有光帶著妻兒四處逃亡，

直到抗日的烽火熄滅，

上海的銀行業要恢復，周有光被派往美國，

在華爾街1號工作。此時他不到40歲，

每天一身妥帖的西裝，

可謂錦玉年華，春風得意。

周有光與連襟沈從文

當時，他有個叫何廉的朋友，

一日尋上門來對他說：

“愛因斯坦現在沒事做，

想找個人來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

周有光一聽，當然要去！

於是穿得精神抖擻上門拜訪，

卻沒想到愛因斯坦穿得極為隨便，

見了他就像對待老朋友一樣。

談話間，愛因斯坦對他說：

“人的差別在業餘，

一個人到60歲，除去吃飯睡覺工作，

還有很多業餘的時間，

如果能夠好好利用這些時間，

完全可以在一門學科上有所建樹。”

一番話將周有光點醒，

此後，他開始鑽研語言學，

發誓不讓自己的每一天虛度。

1949年，新中國成立，

經受“五四”文化洗禮的周有光，

毫不猶豫地帶著妻兒回到祖國。

“年輕人根本不瞭解我們那時的心情，

抗戰八年，中華民族受盡了屈辱，

我們這代人永遠是把愛國放在第一位的。”

回國後，周有光一邊在新華銀行做秘書長，

一邊在復旦大學經濟學任教，

將理論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

寫下了備受關注的《新中國金融問題》。

當時上海工資改革，薪水大減，

他一百元工資縮水到五分之一，

他卻對此毫無怨言。

但周有光怎麼也想不到，

在1955年，他被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

讓他速速去往北京，

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當時要建設一個新中國，

可是老百姓85％都是文盲，

文化不提高，國家怎麼建設？

我本身是搞經濟學的，

研究語言、文字只是我的業餘愛好，

可當時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國家領導卻讓我轉行。”

說起這段經歷，周老還哈哈大笑：

“我對領導人說，我是個外行啊，

領導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

大家都是外行嘛！”

說自己是外行，不過是周老的謙辭。

長期以來，周有光名聲在外，

素有周百科之稱，

精通多門外語，發表出版了許多，

和拼音、文字改革有關的論文，

早在社會上引起重視。

在周老加入之前，

漢語拼音方案討論了兩三年，

但遲遲沒有一個結果。

文改會拿出了6個方案，

其中一個斯拉夫字母方案，

4個民族字母方案和1個拉丁字母方案，

到底該用哪一個，大家爭論不休。

當時中蘇關係尚好，

蘇聯便想中國用俄文斯拉夫字母。

然而這一點遭到周老的反對，

他認為斯拉夫字母國際並不通用，

不利於以後長期應用與發展。

新中國建立之初，周老寫過一本小書，

名字叫做《字母的故事》，

毛澤東曾派專人到周老家中要書，

正是在讀完這本書後，

放棄了民族字母的想法，

最終拍板使用拉丁字母。

隨後那三年，在周老帶領下，

文改會革故鼎新，

在不斷的爭論和探索中，

創定了漢語拼音。

1958年2月11日，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討論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

從此，全國小學生入學第一件事，

就是學習漢語拼音。

它不但能幫助廣大國民學說普通話，

還將學齡兒童的閱讀能力提前了至少兩年。

僅58年一年，全國注音讀物高達一千萬冊，

為推進國民脫盲、文化建設做出巨大貢獻。

想當初，曾有人給中國第一位，

拼音方案先驅盧贛章寫過這樣的對聯：

“卅年用盡心機，特為同胞開慧眼，

一旦創成字母，願叫吾國盡文明。”

從盧贛章到趙元任、瞿秋白，

一代代語言學家，試圖以漢語之變革，

開啟明智，引進文明，

終於在周有光的手中得到實現。

困擾中國一百多年輔以漢字的拼音，

總算塵埃落定。

盧贛章

在制定方案期間，

周老從經濟學領域轉行，

天真的小孫女還笑說：

“爺爺你虧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

搞語言又是半路出家，哪邊都不行，

一半加一半，最後就是個零。”

周老聽了哈哈大笑。

周老一生樂觀豁達，

於苦難面前，臨危不亂，

總把逆境看做是人生額外的樂趣。

1969年，文革中他被下放寧夏參加勞動，

在無比空曠荒涼的地方，很多人叫苦連連，

周老卻說：

“不下放我，

我一輩子也見不到這樣的地方啊。”

有一天，大家接到緊急通知，

讓凌晨5點去開會。出門前，

周老順手拿了個大草帽，準備防曬。

不料到了中午，一大群大雁從隊伍頭頂飛過，

嘩啦啦下起了大便雨，淋得眾人渾身惡臭，

周老卻覺得這是人間奇景，

萬年難得一遇，樂得哈哈大笑。

關鍵是別人頭上都是鳥糞，

他卻戴了頂帽子，

自然更是樂得合不攏嘴。

當年在寧夏，

不少老幹部自殺或精神崩潰，

可在周老回憶起來卻說：

“你碰到倒黴的事，

不要老想到壞的一面，

要想到好的一面。”

周老說，自己去寧夏前用腦過度，

晚上睡不好覺。結果從事體力勞動後，

腦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沒了。

“這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那個十年動盪的歲月裡，

即便是面對朝不保夕的生活，

周老依然溫文爾雅，遇事不驚，

在痛苦中想辦法提煉樂趣。

這與妻子的處世哲學不謀而合：

“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

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

中國文化界有兩條著名的巷子，

一是常州走出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

還有就是住著張家四姐妹的九如巷。

而周有光和張允和的愛情，

正好將這兩條巷子聯繫了起來。

葉聖陶曾經歆羨地說過：

“誰娶了九如巷的姑娘，

誰就會幸福一輩子。”

張允和（左一）和大姐

1933年，兩人舉行婚禮，

風風雨雨，一路扶持，

70年恩愛如初，患難與共。

尤其是在動盪的年代，

兩人總會站出來保護對方，

並同樣以豁達、樂觀的精神，

面對這個世界的不公和荒誕。

到了晚年，

與周老同時代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

能說上話的，

周圍已經一個也沒有。

妻子去世後，兒子周曉平照顧起父親。

兩人親近數十載，被稱作“兄弟父子”。

每個禮拜，周曉平都要回去看望父親，

報紙上的各種東西拿去給老人看，

還會花很長時間進行討論。

周老尤其喜歡看批評自己的言論，

還一一摘抄下來和兒子討論。

兒子為此打壞了三臺打印機。

周有光和兒子

誰能想到，年過百歲，

周老依然堅持博覽群書、筆耕不輟，

出版了無數啟蒙之作：

100歲《百歲新稿》、104歲《朝聞道集》、

105歲《拾貝集》、108歲《周有光文集》、

110歲時《逝年如水》。

每天堅持讀書、看報，瞭解時事，

難怪大家都說，從周老身上，

得以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

是如何從“傳統”成功向“現代”過渡的。

這份“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值得每個人敬重與學習。

當別人問，

現在的年輕人需要的是什麼，

時常樂哈哈的周老一臉嚴肅說道：

“要了解過去，要開創現代。

不能只講四海之內，要講四海之外，

今天，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只看本國，

還要看世界，更重要的是，

要從世界來看本國。”

對於周老對年輕人的寄託，

在慶祝周老111歲的宴會上，

著名歷史學家資中筠也曾說：

“我們希望周老活得越久越好，

但我們同時也知道，人是有一定規律的，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現象，

似乎寄希望於一些老人出來說話，

但這個世界後退還是前進，

在於年輕人，不在於老人。”

之所以於今日重述歷史，

攤開周老一生的燦爛畫卷，

就是希望大家能從中得到幾分啟示，

如何求知、做人，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

如何與自己的生活相處，

年青一代該從大家身上，

習得怎樣的腳踏實地、

不斷求知進取的精神。

他思維犀利，

口中也出過不少金句：

“年紀老了，思想不老。

年紀越大，思想越新”。

“不要談我個人，

我們來談談這個世界。

我是認真地思考了這個世界的”。

“我比以往更關心中國的發展和走向；

關心整個世界不斷出現的變化。

我一直關心中國，

我希望中國會變得更好、更有前途。”

並不在於其長短，

而在於它的深度和寬度。

如何去拓展這樣的深度和寬度，

是我們每個人，畢生該做的功課。

也許今日，我們能從周老的故事裡，

汲取一點點微小的養分，

讓它作為微光伴隨我們前行。

自然，真正要讓我們自己的人生有光，

須得一步一步踏踏實實走好腳下的路，

以獨立、善良、闊達之靈魂立足於世，

只有這樣才能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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