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白宮對面的拉法耶特公園的人行道上，有個矮小的白色帳篷。那裡住著一位名叫康塞普賽昂·皮奇奧托的老婦人，號稱白宮門前駐守時間最長的“釘子戶”，是離美國總統最近的“鄰居”，她在那裡抗議了將近35年。
35年裡，她見證了街對面5位總統的就職和卸任，忍受了華盛頓歷史上最嚴重的幾次颶風、酷熱和暴風雪。她還迎接了無數來白宮參觀的遊客們好奇的目光。 一塊不到兩平方米的空地上，撐起一把大遮陽傘的傘骨，上面覆蓋著一層白色塑料布，用黑色裝訂夾固定，裡面雜亂地堆放著一摞摞不同語言的宣傳單。帳篷兩旁分別矗立著一塊黃色木板，上面寫著醒目的黑色大字：“銷燬一切核武器，否則就是世界末日”：“靠核彈為生，必因核彈而死”。
這就是她抗議的內容和全部家當。
人們習慣叫她“康妮”。 她非常瘦小，身高不到1米5，含胸，腰扭曲地向前挺著。康妮古銅色的臉上，是常年風吹日曬留下的深痕。她不說話時，嘴唇緊緊抿成一條堅硬的直線，一張口，就露出門牙全部掉光、空洞洞的嘴。
她在一個自行車頭盔裡粘上黑色假髮，套在頭上，再裹上條彩色頭巾。她曾解釋說自己的頭盔是為了應對“化學戰爭”，有時又說是為了防止政府電擊她。
她離白宮這麼近，卻與周圍一切格格不入。遊客們往往在離她幾米開外的地方駐足，有的會掏出相機拍照。這時她就會用尖細的嗓音，帶著濃重口音一遍又一遍地喊道：“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來了，除非人們採取行動”，“覺醒或者死亡，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出路”，“如果我們不制止，世界將被核武器毀滅”。
有人搖搖頭，說“她瘋了”。
在1981年開始坐在這個公園的人行道上之前，康妮還不是這副模樣。
在她的描述中，人們大致瞭解到，康妮出生於西班牙，1960年來到美國。她嫁給了一個意大利裔丈夫，婚後卻苦於一直沒有孩子。他們在阿根廷領養了一個女兒，但康妮卻因領養手續問題，在阿根廷獨自滯留了3個月。
輾轉回國後，康妮稱自己的丈夫將她關進精神病院，並將女兒從她身邊搶走。她不停地找律師、朋友、法官、政府，想奪回自己對女兒的撫養權，但沒人能幫她。
絕望的她來到白宮前討要說法，依舊無果。就在這時，康妮發現在白宮門口抗議的托馬斯，這個自稱哲學家的流浪漢，宣稱政府說謊，並提倡為了世界和平，銷燬一切核武器。
康妮在他身邊坐下，過了幾個小時，他們就因非法在拉法耶特廣場露營，遭到警察的逮捕。從監獄裡出來後，托馬斯對她說：“既然我們都在尋求公平與正義，我們應當組成一個團隊。”康妮同意了。
“既然我沒有辦法幫自己的孩子，我只能幫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康妮說，“我得讓他們遠離災難。”
從此，康妮與托馬斯，以及隨後幾年加入的托馬斯的妻子艾倫，一起成了白宮門前的“和平守夜人”。
巡邏的警察不喜歡他們，遊客嘲笑他們，但並非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他們。哥倫比亞特區唯一的國會代表諾頓女士，就被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打動了。
受“和平守夜人”的啟發，1993年，諾頓議員草擬了核裁軍和將核支出用於解決貧困問題的議案，並在哥倫比亞特區通過。議案被提交到了國會，這是康妮和她同伴們的聲音，第一次獲准進入美國的權力中心。
儘管，諾頓的核裁軍議案從來沒有在國會上獲得通過。
但諾頓並不悲觀，她認為在這30多年裡，康妮的呼籲已經在逐漸實現，包括美國逐步削減核武器的計劃，以及奧巴馬與伊朗就核問題達成的協議。
“每個抗議的人都知道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如果你不堅持，改變就永遠也不會發生。”諾頓說，“也許你不能促成一場行動，但你可以讓這個話題持續存在在公眾視野中。”
所以康妮堅持出現在白宮對面的人行道上——一個無法讓人忽視的地方。
2009年，托馬斯因肺部感染去世，他的妻子艾倫隨後也離開了守夜人陣地。2012年，康妮在騎自行車時被出租車撞倒，身體越發不如從前了。
她越來越依賴年輕志願者們的幫助，但每天從上午11點到晚上8點，她仍親自駐守在白色帳篷前。
在這些年輕志願者的心目中，康妮用自己的方式成為傳奇。
這個在白宮對面駐守了30多年的女人，與她的白色帳篷一起，成為了白宮景觀的一部分。導遊會把她當做一個景點介紹，教授會在講社會運動時以她為案例，老師帶著小學生來白宮參觀時，會告訴他們“抗議者有權利待在這裡，即使他們的存在會破壞周圍環境的莊嚴典雅”。
但是，康妮對面的建築裡，從來沒有一個真正有職權的人跨過街來，低頭問問她在要求什麼。
康妮目睹了5位美國總統的上任與離開——里根、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
奧巴馬連任後，康妮甚至給他寫了一封信。
但她說：“這些年來，沒有一個總統走過來。我在等待一個答覆。”
她等不到了。今年1月25日，她在附近一家收容所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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