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戲劇是外行，用湖南話說，不是“裡手”。只就這兩天看到的戲，隨便談點感想。
首先說一個故事。今年的春節，徐蘭沅老先生（徐老給梅蘭芳大師伴奏了幾十年）送給我一個禮物。那是梅先生畫的一張扇面。這樣的扇面，是梅大師當年唱《晴雯撕扇》時候用過的，這就很奇怪，既然要在舞臺上把扇面撕碎，花一毛錢買一個就完了嘛。但是，梅大師就是梅大師，他每次唱這個戲，自己必先好好的畫一扇面，畫好了拿到臺上把它撕碎。戲演完，徐老就把這撕碎了的扇子撿起來，而後把它裱好，所以他送給我的這個扇面上有顯明的裂痕。這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反正是把它撕掉了，何必自己畫呢？而且畫得那麼好！扇上畫的是菊花，工工整整地題著“梅蘭芳”三個字。可見一個藝術大師，是一絲不苟的。
梅蘭芳、姜妙香、姚玉芙之《千金一笑》
藝術各部門好多地方是相通的。梅先生能寫、能畫，所以他穿的行頭，戴的花，以及舞臺佈景，受他繪畫的好處很多。他懂得配色，紅的該配什麼顏色，綠的又該配什麼。他戴的花，不是插滿了頭，象個大花籃似的。他懂得什麼叫美。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美，讓人看著舒服。
戲劇是綜合的藝術，有文學，有音樂，有圖畫，有燈光……各種東西湊起來的。我想，作一個戲劇的演員，不管是話劇的還是戲曲的，對我們本行業務要知道的寬，同時對於琴、棋、書、畫也都應當加以鑽研。只有博、寬，才能夠精。這個“精"不是光會一樣就能做到的。
咱們現在編的戲，第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戲詞，詞句粗糙，拿不出手。這並不是專指湘戲或者花鼓戲而言，就比如京戲吧，不打字幕還好，一打字幕就漏了底，叫人看出有“大罵周瑜不是人"這樣的句子。要是我們不掌握語言，不學一點詩，不學一點文學，就不易克服這個缺點。現在我們是這麼積極參加編戲改戲，可是，連新編的詞兒往往還離不開“說分明”、“看端詳”這類的“水詞兒”。今天年青人去看戲，一看到這些詞兒，也許就認為這是文學作品，所以他一寫文章也可能是“開口大罵周瑜不是人’’，這才耽誤事哩！
我們必得知道色彩。四大名旦都能畫都能寫，有名的小生俞振飛，也是能畫能寫，所以他們的行頭做得那麼好看，不庸俗。我們戲曲還好，有個老傳統；有些歌舞團、文工團，演員一出場都是紅褲子綠襖，頗為不美。國家花了那麼多錢，材料都是好的，可是，我們偏要怎麼難看就怎麼做！咱們演的戲裡，往往有小姑和嫂子這樣的戲，這倆人為什麼穿一樣的衣裳出來呢？一個是小姑子嘛，一個是嫂子嘛，小姑戴一個大花環，嫂子也戴一個大花環，都戴那麼多花，讓嫂子少戴點兒，讓小姑娘多戴點兒不行嗎？
梅蘭芳、俞振飛之《遊園驚夢》
頂好是我們演戲先由自己人看看，彼此看看，合適不合適。梅大師活著時，他總親自到後臺，把這個姑娘的花摘掉兩朵，或是給她頭髮順一順，片子挪一挪；或者是某個人嘴大，他便想法子給他另畫一畫，使嘴顯著小一些。他極注意這些。
藝術要完美，小的地方也要注意。梅大師當初沒有成名的時候，演戲低頭，那時他演戲有好多自己的朋友在下面坐著，他一低頭，下面就作暗號，梅先生便趕緊抬頭。我們恐怕沒有這麼認真仔細。要注意自己的缺點在哪兒，對藝術各門類都要通一些。做個演員必定要多才多藝，一個作家也是如此。我們是社會主義的演員嘛！在舊社會有那麼一臺就可以了，在新社會就不夠。我們要天天有所提高。怎麼提高？就是要多學。
希望我們的演員，十八般武藝都拿得起來，又能拉又能唱，沒有小生就唱小生，沒有鬚生就唱鬚生，這就能更好地解決為工農服務的問題。當然，這不能要求每個人都這樣。但是以前就連梅大師，也學過小生戲嘛，《黃鶴樓》《轅門射戟》，他都能唱，有時還反串武生哩。
我們歌舞也應如此。好象有個傳統似的：歌者不舞，舞者不歌。也不知這是誰出的主意。誰也沒有說過。一個人全會，那有多麼好呢！特別到鄉下去，原來你去十個跳的，十個唱的，現在每人都能歌能舞，只要十個人就夠了嘛。這就非常經濟，十個人當二十個人用。能為國家省很多錢，又有機會多為工人農民演出。所以，我希望我們多學點本事。要精，我這一門我唱得很好，我唱鬚生我就把鬚生唱好，這是應當的，但是我還要多學些別的，知道多，會拉拉胡琴也很好啊！
我剛才說的徐蘭沅老先生，他知道的戲很多，他原來就是演員，正因為他會唱，所以就幫助梅先生創造了很多好腔兒。演員也應懂得音樂，多數的大師是精通音樂的，多會沒有壞處。特別是青年，會一點就覺得很夠了，那是最要不得的。唱一齣戲勞動是很強烈的，在業餘時間寫寫字，畫畫畫，彈彈琴，不僅加強了藝術修養，對我們的身體也有好處。新社會的演員要博而精，應該是最有文化、最有藝術修養的人。
徐蘭沅與梅蘭芳合影照
美是個整體，不要忽略小的地方。舞臺上的東西擺設得不合適，臺下立刻看得出來。我們要常常捉摸捉摸，這個戲我是怎樣演的？花是不是戴多了？那件袍子好看麼？妝扮好了，咱們也要彼此看看： “噢，您這個樣子，不大好看，改改看！”馬連良先生就這樣。他在上臺之前，連龍套都要全部檢查一次。
我還記得一個笑話，我和梅大師一同到朝鮮去，他唱《貴妃醉酒》，沒有帶那麼多人，把文工團的小姑娘請來配飾宮娥，梅先生早早到了後臺，文工團的姑娘都很漂亮，穿得也都很對，可是一看頸項，啊，沒有擦粉！大師說：“這個不行，你一轉身人家不就看見了？”再看手，手掌還很好，噢，腕上不行，是黑的，沒有擦粉，這一甩袖子，不看到裡面了？於是，一個個又都加了粉。
大師們就是如此嚴肅，認真。他博得很，精得很，同時對這些小地方都很注意，一點不馬虎。最近，我看到有的演員梳的辮子，梳得很難看，一轉身，腦後亂七八糟的一團，不知道是怎麼梳的？要梳嘛，就把它梳好。要不然，就想個辦法改一改，何必都梳上辮子？這兒不好看，就設法掩飾它一下，如戴上一朵花等等。衣服做窄一點或者寬一點，褲子穿長點或者短點，帶子怎麼系，這裡頭都須有分寸。
故去的北京戲曲學校郝壽臣校長，是唱花臉的，唱竇爾墩、張飛這一路角色。他的身量很矮，就把大帶子系得很低。由臺下看，覺得他個很大。如果把帶子系在當中，上半截那麼短，就成個小張飛了。他並且把黃大帶加了個藍邊邊，他告訴我，這樣有黃有藍，打一個蝴蝶結就好看，不單調。這些位老藝人做什麼事情都細心捉摸。對藝術的鑽研，要逐漸注意，才能提高。天天提高一點，慢慢它就很高了。
郝壽臣之《打曹豹》
說到主角與配角的關係，今天有個問題：有些演員，往往是青年演員，都願意做主角，不肯學二路角，不願作配角。現在我們有些突出的主角，突出的二路角色可很少。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看過不少回《打焦贊》，焦讚的撲跌功夫真好。最近看了幾次《打焦贊》，就不能夠滿我的意。焦贊是配角，可能扮演者不願下苦功夫。那些老的二路角色，學配角的，不但能演，而且有絕技，成一個專家。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一臺無二戲，反正得有主角有配角。不能一個戲出來四個趙雲，五個諸葛亮。我覺得要求自己博，要求自己精，不分主角配角，都是一樣的光榮，什麼都應該幹好。誰有特長，就重點培養他，好嘛！大家都應當幫助他。我只能演配角，我就好好鑽研，也要有絕技，這樣我們的戲才能提高。這表現了集體思想。光主角好，配角不好，戲就不會精彩。
再說鋪張和簡練，一個藝術品畢竟是要簡練的。詩一句話就能解決問題，它是思想的總結，語言的精華。畫畫幾筆就能傳神，戲，也應這樣，必須簡練。安排一個情節，也必定讓它發生作用。《裝瘋吵嫁》，是個有趣味的小鬧戲，就是太重複了。臺底下人是非常聰明的，一個人物臉上那麼動一回，回回那麼動就不那麼可笑了，還要第三回，難免有點討厭了。藝術是這麼個東西，頭一回觀眾笑了，不要以為第二回觀眾還笑。反反覆覆，人家會笑話：已經來了兩次，就這麼點本事嗎?
音樂伴奏也是這樣，往往不簡練，貪多。梅大師、程大師就有那麼幾個伴奏，並無礙於成為大師。前天聽祁劇《黃鶴樓》，嗩吶吹得太響了，臺上說什麼我們聽不見。評劇有個好處，有時候不拉琴，專讓演員唱，到時候再拉。湖南高腔也有這個好處。音樂總得服從演員，服從表演，它不是獨立的。應當怎樣想法子讓臺下聽得更真才好。 簡練不光是人少。整個劇情是抱起來的，象一棵抱心白菜似的，老集中在一點上，緊湊乾淨。拿《牛府貴婿》來說吧，這個戲是一出喜劇，可不敢讓正面人物也用一點智慧幽默幽默，而光要那個落後的老農民。到正面人物要交代問題時，就瞪起眼睛，一點不幽默，這個戲就不抱著心兒了。它分成兩團了，一團是招笑的，一團是非常嚴肅的，很不協調。正面人物也可以幽默嘛，他可以諷刺，話也可以來得俏皮。當然我們不能醜化正面人物。
我們戲曲有這麼多少年的歷史，有這麼深厚的傳統，這麼多的創造。一個國家裡有三四百種戲，而且都這麼好，真是了不起的事，這是我們一個極寶貴的遺產，必定得把它繼承下來。但是，今天發生了一個問題：有些年青人不看戲曲。假如我們光看今天不看明天，那我們各種戲曲就有衰落的危險。新的人不看，這就是很嚴重的問題。原因是傳統戲裡所反映的思想感情，跟今天的思想感情距離很遠。我們現在的思想感情已經不是唐朝的，宋朝的，明朝的，連五十年前的都不是了。我是個老聽戲的，現在有時候也聽著聽著就不愛聽了。
我們的戲曲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是不是所有傳統戲裡的東西原封不動地擺出來都能為社會主義服務呢？自然不行。因此，我們總得逐漸地讓它的思想越來越接近我們的時代。一方面是演現代戲，另一方面要把傳統戲好好修改。我們要大膽一些，不要過於保守，以為什麼東西都改不得。有的東西，以前看著很好，現在看著就不那麼好了。這幾年來，我們戲改工作有了很大成績，但是有時還是過於保守，老是認為老技巧不可以去掉，但是那個老技巧是由那個老生活、老思想出來的，擺在今天的舞臺上，就會令人覺得不太合適。比如焦贊這個人物，在老戲裡總是個可笑的人，事實上，在我們今天看，焦贊是個了不起的大將，這個人直爽、幽默一點，但是不能離了大將的身份。如果原封不動的留著，就覺得焦贊不是焦贊，而是小丑了，讓人物受到了損失。不是說那些技巧都該去掉，但是，為了今天的觀眾，就要很好的想一想：哪裡去一點，哪裡添一點？我們應該大膽地改革。
我們的傳統戲要是改編得好，能夠讓它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掛上鉤，還是頗有可為的。假如完全在我們思想感情之外，無論技巧多麼好，恐怕也打動不了後一代，假如後一代都不愛它，那就很危險。我們不應當輕視傳統的技術，但要推新出新，超過古人。
這些年，我們把有些戲改得很好了，乾淨了，很不近情理的地方已經去掉了；但是，我們做得還遠遠的不夠，首先就是戲詞，這要用很大的力量整理劇本，先把不通的去掉，慢慢地再讓詞句精彩。演出的劇目需要不斷的加工，一絲不苟的加工，儘管是保留的劇目也得加工。戲是不怕改的，一個戲在不同的歷史期間演出總有所改動。我不相信在解放前那些演員、導演、作家都敢幹敢改，而我們今天社會主義時代的作家、導演、演員反倒怕改，說：“這可改不的，當初秦始皇時就是那樣。”秦始皇那時還沒有戲啊！
我希望，能夠花五年、十年的功夫，每一個劇團都有值得保留的劇目，包括新的歷史戲、舊的歷史戲、現代題材的戲，都有那麼一些保留節目，全國湊起來劇目就很多了。讓我們大家都努力吧！
（《湖南文學》196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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