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先生拜訪董必武，孫兒失蹤
1953年5月9日，一位頦下長髯飄逸的銀髮老者攜著8歲孫兒，乘坐列車風塵僕僕從武漢來到首都北京。
這位老者，姓鄭名震俠，湖北黃州人氏，1905年考取秀才，與後來成為著名革命領袖的董必武同為湖北“文普通學堂”學員，1910年畢業後，又同批獲得清朝學部授予的拔貢學銜。次年，鄭震俠和董必武一起參加了辛亥革命，並經董必武介紹加入了同盟會。
在之後的歲月裡，鄭震俠當過蔡鍔的智囊，又在廣州為孫中山出謀劃策，一度還是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麾下的少將參議。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後，鄭震俠心灰意冷，從此退出政界，遠走高飛去了南洋經商。直到抗戰爆發後，他才從海外回國，以企業家的身份出資援助軍隊抗日。當時，蔣介石曾親自前往鄭震俠在漢陽的寓所拜訪，委以高官，企圖利用鄭在軍政界的影響為其所用，遭到鄭震俠的拒絕。
當時，鄭震俠當年的摯友董必武正和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鄧穎超、王明等中共領導人在武漢領導長江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鄭震俠聞知後，便前往漢口日租界中街9號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拜訪，受到了董必武的熱情接待。董必武還特地請出周恩來，將鄭震俠鄭重介紹了一番。
“皖南事變”發生後，由於鄭震俠在陪都重慶公然嚴詞指責蔣介石，而遭到戴笠控制下的“軍統”局的綁架，竟被關押半年有餘，幾乎喪生。出獄後，鄭震俠想前往延安參加革命，但因“軍統”特務的阻撓而始終未能成行，於是只好繼續經商。抗戰勝利後，鄭震俠回到武漢，正式退出商界，賦閒在家。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有一次去廣州公幹途經武漢作短暫停留，曾和鄭震俠見過一面，當面轉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對鄭震俠的問候和赴京遊覽的邀請。鄭震俠當時即向董必武去函致謝，表示非常願意去北京拜訪，但因身體原因恐怕一時難以成行。董必武收到函件後修書一封，除了關心老朋友的健康外，還再次邀請鄭震俠在方便時赴京一遊。這樣，鄭震俠在休養兩年後覺得身體可以了，這次就帶了8歲孫兒鄭星兒赴京了。
鄭震俠沒有想到，這次北上竟是一趟驚魂之旅！
鄭震俠抵達北京後，被一位在民主黨派中央機關任職的老友接往其寓所，讓他在京期間就住在那裡。當天下午，鄭震俠給董必武辦公室打了電話。董必武聽說鄭震俠已抵北京，很是高興，不一會兒就親自給鄭震俠打電話，說次日下午3時派車接鄭震俠去他那裡會晤。
鄭震俠在北京有許多朋友，聞知他抵京，紛紛來電來人約見。有一位原擔任國民黨中將後來起義後在國家某部任職的老部下來電，說他因次日中午就要離京出差，所以約定上午9點前往鄭震俠在京下榻處拜訪。
次日，5月10日，那位老部下準點抵達，兩人已經二十年未見，自有一番親熱。鄭震俠的孫兒鄭星兒初時還依偎在爺爺膝前看小人書，一會兒就溜到外面院子去玩了。鄭震俠沒有在意，只管跟老部下聊著。鄭星兒在院子裡，先是看爺爺那位老部下的司機檢查轎車，漸漸沒興趣了，就在院子裡四處奔跑。奔著奔著，不知怎麼的就出了大門去了外面。
這一去，竟然就此消失了！
一小時後，那位老部下告辭時，鄭震俠送他上車，這時才發現院子裡沒有孫兒的影子，但是沒有在意。直到把老部下送走後，才開始叫著孫兒的名字在寓所內外找，卻沒小傢伙的應答，這才有點緊張。他的那位老友于是馬上讓家裡的傭人去外面尋找。一刻鐘後，傭人還沒有回來。大人們這時意識到情況似乎不妙，於是就坐不住了，主人、客人一齊出動到外面去找。這番尋找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以失望告終。
鄭星兒是鄭氏家族自鄭震俠以下第三代中唯一的男丁，鄭老先生這下真是急得團團打轉，血壓驟高，癱倒在沙發裡。老友一看，一面吩咐妻子拿出降壓藥讓鄭震俠即服，一面馬上往西單公安分局打電話報警。
西單分局接到報警電話後，馬上派出兩位治安科民警趕來，稍一瞭解情況後，說他們這就去轄區派出所請求派員尋找，同時還要發動附近居委會幹部相幫查找。鄭震俠這時還沒有透露他此次赴京主要是來拜訪董必武的，但老友覺得應該讓民警知曉一下，也好引起他們的足夠重視。其實，西單分局是知道鄭這位老友的民主黨派要員的身份的，要不大概還不至於為此而立馬派員登門瞭解情況哩。當下，他就對民警說，希望趕快找到孩子，因為下午3時董老要派車接鄭震俠過去敘舊，這孩子自然也得過去拜見董爺爺的。
民警一聽，吃驚不小，馬上就近去了轄區派出所打電話向分局報告，又對派出所領導說了說。派出所領導聽了也覺得此事非同小可，於是馬上下令全所民警一律放下手頭的工作，除了留人值班外，其餘人員立馬參加尋找，一部分人下居委會發動群眾協助尋找，一部分人則騎著自行車直接尋訪。西單分局方面接到電話後，也當即派員前往車站布控。
如此折騰，結果卻仍是零。
於是，西單分局一面向北京市公安局報告，一面繼續查尋鄭星兒的下落。
北京市公安局三處（治安處）接到西單分局的報告後，出於慎重，馬上指令專人以市局的名義給全市除西單分局之外的所有分局打電話，讓各分局瞭解各自轄區內是否發生了同類情況。然後，三處領導就向市局分管領導報告此事。
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兼任的，副局長是馮基平和張明河。西單分局上報的情況很快就送到了副局長馮基平那裡，他意識到這件事一定會驚動董老，正盤算如何在全市範圍內展開查尋時，羅瑞卿的電話就打來了。果真如馮基平所預料的，此事已經驚動了董必武。
董必武按照昨天的安排，於當日下午3時派轎車來將鄭震俠接去。董老一看鄭震俠是一個人去的，馬上說昨天電話裡不是說過連孩子一併過來做客嘛，為什麼不把孩子帶來？說著就要吩咐司機再走一趟去把孩子接來。鄭震俠原本不想驚動董必武，當下一看不驚動也不行了，於是就把鄭星兒失蹤之事說了說。董必武一聽，馬上親自給羅瑞卿打電話，請求公安局方面加緊行動，務必要找到失蹤兒童。這樣，羅瑞卿就把電話打到了馮基平這邊。
馮基平向羅瑞卿彙報情況的當兒，三處又報來了相同的情況——西單分局急報：該局轄區範圍內又有男女兒童各一名失蹤；西四區也報來有男女兒童各一名失蹤。馮基平跟羅瑞卿通畢電話一看治安處的電話記錄就愣了：看來，這不是通常常見的兒童走失啊！莫非是有人故意拐劫兒童？
這時，三處竟然又報來了情況：海淀區、崇文區各有一名兒童失蹤！
至此，不用說像馮基平這樣的早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從事保衛、情報工作的老公安了，就是北京解放後參加工作的學生出身的人民警察也能夠意識到這顯然是團伙式的故意作案了。馮基平當即召來三處的幾位領導，一番商議後作出決定：立刻責成西單、西四、海淀、崇文四分局對各自轄區發生的兒童失蹤事件立案，迅即組織警力開展偵查，儘快追回失蹤兒童，緝拿犯罪分子。
北京市公安局三處於是立刻以市局名義向上述四個分局通報了全市一天之內失蹤七名七八歲男女兒童的情況，下達了立案偵查指令，規定不管調查工作是否取得進展，都必須每隔四小時就向市局三處報告偵查情況，以便市局方面及時掌握情況，能夠在第一時間對整體工作進行合理調控。
此時是5月10日下午4時20分。
西單、西四、海淀、崇文四個分局於是當即對兒童失蹤事件立案，組織了以本局治安科、刑偵科警察為成員的偵查小組，迅即投入了偵查工作。
先說西單分局的偵查情況。該分局轄區內一共失蹤了三名兒童，簡述失蹤者情況如下：
鄭星兒，男，湖北省武漢市人，8歲，父母均為知識分子，其父系大學中文教授，母系中學語文教師；於當日上午9時30分許在西單區其祖父友人宅院內玩耍後獨自走出大門，失蹤。
劉菊馨，女，北京市人，7歲，父母均為醫務工作者；當日中午隨母親及舅舅、舅母去“達誠飯館”用餐時失蹤。
袁至秋，男，北京市人，8歲，喪父，母為京劇演員；當日下午2時許隨姥姥在其家所居衚衕之鄰居處串門時失蹤。
三名失蹤兒童的家長在發現孩子失蹤後的處理措施是相同的，先是自己和發動親友尋找，尋找不著然後報警。警方接到報警後，出動警力協助尋找或者聯繫居委會組織群眾協助尋找，但都未能找到。
立案後，偵查員分別走訪了三名兒童的家長以及失蹤前在場的居民、飯館夥計及顧客十三人，一一進行了詳細的瞭解，但未能獲得任何線索。
西四區失蹤的兩名兒童，男童7歲，名叫李清唯，天津市人，父母均為區政府幹部，由奶奶照料，讓其上了幼兒園，幼兒園距家僅四十米距離，平時都是孩子自己來回的。當日下午1時，孩子跟奶奶說過“再見”後，和平日一樣出門而去。奶奶只道孫子已經抵達幼兒園了，哪知到了下午3時幼兒園放學了卻還不見回家，於是就去看看，這才知道孫子下午沒去上學。老奶奶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當下一急，立馬暈了過去，幼兒園於是馬上報警。
失蹤的女童名叫姜美麗，8歲，唐山市人，小學一年級學生，父親是鐵路職員，母親是沒有工作的家庭婦女，在居委會義務幫忙。居委會就在她家附近，姜美麗每天放學後必去居委會向媽媽拿家門鑰匙，逗留玩耍一會兒。小姑娘名“美麗”，長得確實漂亮，人見人愛，一班鄰居都喜歡逗她。這天下午由於老師開會，學校只上一節課就放學了，她卻沒出現在居委會。媽媽看到其他孩子都已放學卻沒見女兒，覺得奇怪，也有點不大放心，於是就去學校查看，方知女兒早就離校回家了。媽媽於是就在附近四處尋找，居委會幹部知曉後，馬上發動群眾幫忙找，但找了一個多小時尋遍了附近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還是沒見小姑娘的影子，於是就斷定有問題了，居委會主任二話不說馬上向派出所報了警。
警方立案後，西四分局派出了三名偵查員，會同失蹤兒童所在轄區的兩個派出所指派的四名民警開了個短暫的碰頭會，決定分成兩支力量分別予以查找。具體分工是，派出所的兩名民警，一個下衚衕發動群眾提供查找線索，並請居委會幹部組織治安積極分子直接尋找失蹤兒童；另一個民警則和分局偵查員一起走訪失蹤現場，察看地形並逐家訪問沿途住家、店鋪。
兩支力量一直調查到午夜，也沒有獲取有價值的線索。
海淀區和崇文區失蹤的是兩名7歲男童，都是北京市人，一個名叫郝衝鋒，一個名叫伍中瑞。郝衝鋒的父親是解放軍軍官，駐防在河北廊坊，母親是紡織廠工人。這天母親休息，午後帶著兒子去公園遊玩，2時許看到有人在賣風箏，就上去給兒子買。等到付過錢擠出人群一看，卻不見兒子的身影了。情急之下一面哭一面大聲呼叫著兒子的小名，旁邊人見她一副急赤白臉的樣子便問是怎麼回事，聽說丟失了孩子，就找來了公園管理人員。管理人員和這位母親以及數名樂於助人的遊客馬上幫著全園尋找。公園不大，十來個人分頭轉了半個多小時已經搜尋了兩圈，但卻沒見孩子。公園方面於是就向公安分局打了電話。
伍中瑞是北京市人，其父是中醫，母親是百貨商場的會計。這天母親輪到休息，中午帶著兒子到丈夫供職的診所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飯後返回時，跟著丈夫去診所取東西。到診所後，和另一熟識的女中醫說了兩三分鐘話，等到告辭後想招呼兒子離開時，剛才在診所門口玩耍的兒子已經不見影蹤了。
海淀、崇文兩個分局立案後，採取的方式有點不約而同：除了跟西單、西四分局一樣派出民警調查以及發動群眾尋找外，還在郝衝鋒、伍中瑞失蹤的公園和中醫診所門口及附近張貼了請群眾提供線索的啟事。
上述措施不謂不周全，但跟西單、西四分局一樣，海淀、崇文分局一直到次日上午7時向市局三處報告偵查情況時，還是白板一塊，沒有發現失蹤兒童的任何線索。
北京市公安局的領導非常關注該案，留局擔任總值班主任的馮基平副局長8點鐘一上班就把三處領導召來了，想跟三處領導商議如何推動偵查該案的問題。話剛說了個開頭，就有電話打了進來，報來消息稱：有三名失蹤兒童已經回來了！
二、又有五名兒童失蹤
三名兒童失而復現是一個姓蔣的汽車司機發現的。蔣師傅是國家重工業部的專職司機，負責駕駛一輛大客車，有時沒有大客車的載客活兒時，也被調去開開小車或者大卡車。這兩天，他的大客車負責載著一批從蘇聯過來的工程師在北京各處遊覽。昨天晚上，蔣師傅把蘇聯客人送到下榻的位於西單區的飯店後，就駕著汽車回家了。蔣師傅家住海淀區周家巷迎福機器修造廠旁邊，工廠前面有一籃球場大的空地，晚上沒有人活動，他有時開著汽車回家，就把車停在空地上的一株大槐樹下面。昨晚也是這樣，蔣師傅把大客車停好後，關上窗子，鎖上車門就回家休息了。
今天早上7點，蔣師傅想把大客車開到飯店那裡去等著接蘇聯賓客遊覽八達嶺長城，哪知發現車門鎖已經被撬開了，車門開著一條縫。他看了下，雖然感到吃驚，可是卻又不可思議，這車上又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小偷幹嗎撬車門？有這把力氣那倒還不如去撬油箱鎖了，裡面倒是剛加滿了汽油，偷一桶汽油去還能銷得幾個錢呢。蔣師傅一邊想著，一邊上了車。只一瞥，不禁大吃一驚：靠近車門這邊的三個雙人座位上，竟然躺著三個孩子，身上都裹著舊毛毯。蔣師傅一瞬間還以為是屍體，嚇得頭皮發麻，片刻大著膽子上前去看，這才發現這三個孩子臉色如常，一動不動的原因是正呼呼大睡。
蔣師傅不敢去碰孩子，想了想，下車朝遠處幾個正在練拳的老者呼喊請他們過來。老者過來後，蔣師傅讓他們守著車門，自己三步並作兩步奔到迎福機器廠，借用工廠的電話機給海淀公安分局打電話報告了此事。
海淀分局昨天就已經對本轄區的7歲兒童郝衝鋒失蹤之事立案偵查了，也知道全市四區一天之內一共失蹤了七名兒童，值班警員此刻接到電話，自是重視，當即通知昨晚忙於偵查未能回家休息而留宿分局的三名偵查員。偵查員一聽頓時來勁，立刻出動。趕到迎福機器修造廠那裡登車一看，那三名兒童已經醒了，正一臉迷糊地睜著惺忪的眼睛趴在車窗口往外張望。
經詢問，這三名兒童一是海淀區的郝衝鋒，一是西四區的姜美麗，還有一位是西單區的袁至秋。
這樣，海淀區失蹤的孩子算是找到了，偵查員鬆了一口氣。當然，人是找到了，但案子是如何發生的，作案者是如何作案的、動機何在、為什麼又把孩子放了回來、放回的孩子是否受過傷害，等等，這些問題還有待於繼續調查。所以，偵查員在對大客車內外痕跡進行勘查後，就請蔣師傅順便把大客車開往海淀分局，讓三個孩子到分局去。
郝衝鋒等三名兒童到了分局後，馬上有女警員負責接待。偵查員則分別向三名兒童家長打電話告知消息，請他們來分局。而海淀分局的領導則向市局打電話報告了情況。
市局這邊，馮基平聽說這一情況後，跟三處領導略一商議，當即下達指令：先把三名兒童送往醫院檢查看是否受到了什麼傷害，必須派員寸步不離地予以監護，除了家長、醫生，不準任何其他人接觸孩子；同時，與兒童失蹤案相關的西單、西四兩個分局參加偵查該案的偵查人員立刻集中到海淀分局合議案情；市局指派一處（偵訊處）科長吳福鑫和三處兩名資深偵查員前往指導。
郝衝鋒、姜美麗、袁至秋三名兒童在醫院接受了檢查，沒有發現受了外傷，但是精神似乎有點恍惚，醫學專家懷疑可能系麻醉類藥物所致，出於慎重，還抽取血液作了化驗，但血液中並未發現異常物質，於是被認為可能接觸了乙醚之類的嗅型麻醉劑。醫學專家的意見是，在孩子未曾完全恢復正常精神狀態前，最好不要對他們進行詢問。
這當然跟公安人員的想法有所不同，偵查員此刻真是恨不得立馬像對大人那樣跟三名兒童進行談話，詳盡瞭解他們失蹤的情況，以及在將近二十小時內發生了什麼，以便儘快獲取有價值的線索，迅即營救另外四名被拐劫的兒童。於是，偵查員就向專家提出了這個問題，請教是否有讓孩子儘快恢復正常精神狀態的法子。專家說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孩子放鬆再放鬆。怎樣放鬆？讓家長帶他們去公園轉轉，做做遊戲，如果有條件，提供些玩具那就更好了。
偵查員於是馬上照辦，先招待大人孩子在醫院外面的一家小飯館吃了點東西，然後弄了輛汽車把大人小孩拉到了頤和園，由兩名女警員陪著一起遊玩。想想只怕力度還不夠，又臨時從海淀區機關幼兒園借了一名擅長把跟兒童的距離可以接近到零的女老師，送到頤和園去一起活動。
一部分偵查員在作上述安排時，另一部分偵查員也沒有閒著，市局吳福鑫科長他們對那位發現三名兒童的重工業部司機蔣師傅的口述情況記錄、大客車的刑事勘查情況以及那三條裹孩子的毛毯等情況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一、大客車的車門鎖是被人用工具強行撬開的，從留下的痕跡判斷，撬車門者對於此行並非熟手，由此可以排除作案人有盜竊之類的刑事前科。
二、裹孩子的三條草綠色毛毯，系用舊了的美國軍用毛毯，那是二戰結束後美國救濟總署運來中國的美軍剩餘物資，當時在北平地區就低價拋售了三萬多條，所以很難以此為線索進行查摸。
三、從撬開車門然後再把三名熟睡的兒童送到車上的過程判斷，作案的可能不止一個人，聯繫到昨天在本市四個區失蹤七名兒童這一點來看，這是一個專門拐劫兒童的犯罪團伙。只是，他們為什麼把已經拐劫到手的孩子又放回來，還顯然是出於生怕孩子受涼的原因而給裹上了毛毯，這就一時捉摸不透了。
要想進一步瞭解案件情況，看來只有從郝衝鋒等三名兒童那裡作嘗試了。上午10點，陪同孩子們去頤和園的偵查員打來電話，說孩子都已經恢復正常，請示是否把他們拉到分局來接受詢問。這邊吳福鑫科長他們一商量，說還拉回來幹嗎，就地跟孩子們聊唄，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七八歲的兒童進行案情詢問，也真難為那幾名偵查員了。他們一邊聊天似的問著，一邊根據他們的回答考慮著如何啟發孩子回想起更多的內容。這番折騰，足足耗費了三個小時。
三名兒童的陳述情況綜合起來如下：郝衝鋒出事是在媽媽給他買風箏的時候，他看著媽媽擠進了人群，自己也想跟著擠進去，當然難以實現，正著急間，他被人從後面抱了起來，還沒作出反應時，一樣有點溼的軟東西捂住了他的鼻子，他就失去了知覺。姜美麗的情況跟郝衝鋒差不多，只是她記得在被人抱起前身後傳來一個男性大人的聲音，說你的鉛筆掉下來了。她回頭去看，身子就懸空了，跟著就什麼也不知道了。袁至秋是跟著姥姥去鄰居家串門的，姥姥在裡面聊得起勁，他在門外一堆黃沙上掏洞堆壘玩得也正開心，玩著玩著，就不知道了。
等到袁至秋醒來時，已經在一間燈光通明的屋子裡，他是躺在鋪在地板上的棉被上，旁邊一字兒靠牆坐著六個孩子，其中兩個就是和他一起出現在大客車上的郝衝鋒和姜美麗。他們手裡都拿著糖果、餅乾等零食，有的在吃，有的只是拿著。屋裡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大人，正拿著毛巾給他擦臉。據郝衝鋒、姜美麗說，他們醒來後一看是待在陌生環境，馬上哭了起來，但很快就被那個男的兇聲惡氣地給嚇住了，那個女的很和氣，拿出零食讓他們吃。袁至秋倒沒有哭，他不吭聲，只是盯著別人手裡的零食。人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把裝著糖果和餅乾的罐子拿到面前，他就抓了一些放在身邊吃了起來。
一會兒，那個男的出去了，女的讓袁至秋也靠牆跟其他孩子坐在一起，然後就細聲細氣地說我現在跟你們說話，一個一個說，不要害怕，一會兒拿玩具給你們。先說說自己的名字，住在哪裡，爸爸媽媽幹什麼的，說清楚了我們可以聯繫上他們把你們領回去。
問話是按照孩子們所坐的位置次序逐個進行的，那個有著兩條長辮子的女人一邊問，一邊在一個本子上記錄著，不但問了她說過要問的內容，還特別詳細地詢問是否上學、是否識字、會唱歌嗎等等。姜美麗是揹著書包被拐劫的，那女人就把她的書包打開翻了一番，看到作業本上老師批的成績，說：“小姑娘看看你長得漂亮，讀書怎麼這樣笨？看都是紅燈，最好的也不過是3分，真是可惜了！”一邊說，一邊搖頭。
那女人問完後，拿出了一些小人書讓孩子們自己看，一會兒又問他們是否要上廁所，沒有人敢答話。但是，她還是把他們帶到了外面院子上了廁所，這時外面天色已經幾乎黑了。
晚飯吃的是水餃，飯後那個男人送進來一塊小黑板，那女人在黑板上寫了各人的名字，問他們是否認識。認識的就讓玩玩具，不認識的就教他們，認識後就讓各人在黑板上輪流學著寫，寫對了的就讓玩玩具。識字的姜美麗等人，則學另外的生字，看誰記得快。
如此折騰了一番，後來就來了另一個燙著披肩長髮的女人，說是教他們唱歌。教之前逐個問孩子會唱什麼歌，還在本子上記了下來。問過後，燙髮女人就教他們唱《小熊盪鞦韆》。
這番折騰結束後，那個男人捧來了兩條被子，說你們睡吧。袁至秋他們已經很累很困了，也不脫衣服，就地躺下，不一會兒就睡著了。等到醒來，已經在那輛大客車上了。
詢問結束後，偵查員馬上返回海淀分局，向等著他們的市局吳福鑫科長等人彙報上述情況。
這個案件的偵查進行到這一步，受命前來指導的吳福鑫大體上已經領會了市局領導的意思，目前集中在海淀分局的這十一人，基本上就是一個專案偵查組了，組長就是他。如果案件偵查沒有進展，那市局就該案組建專案組的指令肯定下達。這一點，海淀分局的領導顯然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們連案情彙報也不來聽了，對吳福鑫說這個案子就請你多費神了。吳福鑫當下也不說官場套話了，尋思破案要緊，還是趕緊開案情分析會吧。
案情分析會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對以下情況進行了梳理：
從袁至秋被拐劫至目的地到去院子上廁所時天色快黑這段時間後所經歷的事情所耗時間來推斷，案犯的窩點應當是在北京市的市郊接合部，結合三個兒童被釋放的地點，窩點位置應該是在海淀區，可能就在迎福機器修造廠所在的周家巷地區。
袁至秋醒來的時間應當是在下午3點鐘左右，他和另外兩個孩子郝衝鋒、姜美麗卻一致記得所待的那個屋子裡亮著電燈，那說明這個窩點所處的環境並不隱蔽，那個屋子的窗子是關閉上的。因為關閉了窗子，並且蒙上了布簾，光線不足，所以大白天才要開燈。為何關閉？顯然是恐怕被鄰居發現那裡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幕。天黑後才讓孩子們去院子裡上廁所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從被拐劫兒童都瞬間失去知覺後遭劫持這點看來，案犯是使用了某種高效麻醉劑。這種高效麻醉劑在使用時——尤其是對兒童使用時，其劑量、稀釋比例、麻醉時間都有嚴格的控制，使用不當就會發生危險。而那七名被拐劫的孩子都是到了目的地用冷水擦拭臉部後就甦醒，而且很快就能進入正常活動狀態。如此看來，案犯中顯然有人掌握這方面的知識，有可能是從事或者曾經從事過醫務工作。
案犯對被拐劫兒童進行識字、唱歌測試之舉，使偵查員感到莫名其妙。聯想到拐劫行動的動機，莫非是打著草臺班子旗號流竄江湖的犯罪團伙企圖訓練兒童從事那些由兒童出面下手的刑事犯罪活動？
如果上一點的判斷是準確的話，那麼袁至秋、郝衝鋒、姜美麗的被釋放則是測試之後被認為缺乏訓練項目的潛質而放棄了。
案情分析會根據上述分析，迅速制訂了偵查方案：通過派出所聯繫居委會發動群眾，對海淀區以周家巷地區為中心的居民住宅進行可疑情況查摸；偵查員同時對迎福機器修造廠周邊地區的住家進行訪查，瞭解昨晚是否發現過異常動靜。
案情分析會結束後，吳福鑫給市局打電話報告會議情況，提出鑑於目前的偵查工作事實上進入了統一專案的程序，所以建議領導考慮是否乾脆將目前三個分局以及市局參加偵查工作的人員合成組建一個專案偵查組，對三區範圍的七起拐劫兒童案件串案並偵。接電話的市局一處領導認為此事可議，待請示局領導後作出正式決定。
一小時後，吳福鑫接到了市局的電話，原以為是他的建議獲准了。哪知卻是告訴他一個消息：當天中午11時40分至下午2時50分這三個多小時內，東單分局轄區的天安門廣場、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一共有五名6至8歲的外地來京的男女兒童失蹤！
吳福鑫還沒有回過神來，電話就斷了。正要撥打過去，又一個電話打進來了。這是馮基平副局長親自打來的，說已經決定立即組建專案組對拐劫兒童案進行偵查，東單分局將派三名同志前來充實專案工作，由你吳福鑫同志擔任專案組長。鑑於案情重大，關係到被拐劫兒童的生命安全，故要求專案組在從現在起的七十二小時內將該案偵破。馮基平還說，從現在起，他開始親自抓這個專案，專案組的情況直接向其彙報。
電話掛斷後，吳福鑫看了看時間，此刻是1953年5月11日下午4時。這就是說，到5月14日的這個時間，專案組就得把失蹤的兒童全部找到，並將案犯捕獲。而此刻，他們手頭還沒有掌握任何線索。
這時，東單分局派來的三名偵查員趕到了。他們向吳福鑫彙報了那五名兒童的失蹤情況：這五名兒童是兩女三男，分別來自福州、上海、南寧、合肥的五個互不相識的家庭，是由其家長領著進京走親訪友或者旅遊的。他們失蹤時，正由家長、親友領著在上述地點遊覽，跟昨天郝衝鋒等七位小朋友被拐劫時一樣，也是大人一不留神，孩子就不見了。
吳福鑫聽後說，那看來這也是昨天作案的那夥歹徒下的手了，作案手法一模一樣，遂把相關情況簡單作了介紹，又說已經把偵查員全部派出去調查了。正說到這裡的時候，分局大門門衛室打來了電話，說有人求見吳福鑫科長。吳福鑫問是哪位，聽見回答後馬上一躍而起：“哦！看來是線索來了！”
三、小女孩記憶中的一個碎片
點名求見吳福鑫的，是失蹤後又回來了的女童姜美麗的父親姜林曦。姜林曦在鐵路局工作，常年在列車上跑。女兒失蹤時，他正在車上值勤。昨天早上剛回北京，在聽說女兒失蹤的壞消息後不到一小時就又得到了姜美麗平安無事的好消息，便和妻子一起趕到海淀分局，後來又陪女兒去了醫院和頤和園，偵查員向孩子們瞭解情況時，因為要讓孩子情緒穩定，所以家長也是在場的，有的內容還是家長出面問了自己的孩子才打聽出來的。
因此，姜林曦知道偵查員需要了解些什麼內容，偵查員讓他們帶著孩子回家時也特地關照過讓家長回去後注意繼續跟孩子作這方面的溝通，如果有什麼線索請立刻通知這幾天移於海淀分局辦公的市局吳福鑫科長。對於姜林曦來說，由於列車員職業的緣故，他是很善於跟各種年齡段的人進行溝通的，跟自己的女兒那就更能溝通了。今天下午，姜林曦帶著女兒出門去逛街，走出衚衕迎面來了一輛載著客人的三輪車，“丁零零”地從他們父女身邊一溜而過。
姜美麗看著遠去的三輪車，記憶中忽然靈光閃現似的出現了前天被拐劫後的一個碎片，便告訴父親說，她記得前天失去知覺後不知過了多久似乎恢復了一點感覺，覺得自己是乘坐在一輛三輪車上。小姑娘對三輪車有著一種特別的感覺，因為她的叔叔就是三輪車伕，路過她家停下歇息一會兒時，經常載著她在衚衕裡轉上片刻。姜林曦聽了，認為這可能是一條線索，於是就決定來公安局向吳福鑫科長報告。
當下，姜林曦把上述情況向吳福鑫科長一一作了陳述。吳福鑫認為這是一條線索，馬上意識到他們在進行案情分析時遺漏了一個問題：案犯是通過什麼交通工具拐劫兒童的？似乎有必要循著交通工具這一點軌跡進行調查。不過，現在對於此事還來得及作補救。於是，吳福鑫馬上以市局名義同各分局聯繫，佈置分局交警科即刻跟各轄區的三輪車管理部門聯繫，火速尋找前天下午2點左右在護國寺街一帶營業過的三輪車、人力車工人，主要目標是曾經拉過一個或者兩個大人抱著一個似乎熟睡著的八歲女童的那位師傅。
那時候，三輪車、人力車還是私人經營，全北京林林總總大大小小不下六七百家車鋪，各分局接到協查通知後馬上分頭行動，通過派出所找到轄區內的車鋪，向老闆說明來意。那些老闆們自是積極協助，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手機、呼機，但他們自有迅速跟各自工人取得聯繫的渠道。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東四區“順昌車鋪”老闆向東四公安分局報告：該車鋪三輪車工人葛小順稱其在前天下午2時多曾在護國寺街虎踞坊口拉過一個抱著熟睡女孩的乘客，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穿著一件藍卡其中山裝，戴一頂同樣顏色的帽子，帶著一個黑色公文包，看模樣像是一個幹部。
吳福鑫帶著偵查員小胡馬上跟葛小順見了面，詳細詢問了當時的情況，從他記得的那個被認為是熟睡著的女童所穿的衣服顏色和那個小書包這兩點上，確認他當時載的確實是被拐劫的姜美麗。據葛小順說，他踩著空車經過護國寺大街虎踞坊口時，從衚衕裡匆匆忙忙走出一個抱著孩子的三十多歲的男子，衝著他喊“三輪”，嗓音有點沙，聽口音是北京當地人，身高大約在一米七二左右。他就停了車，因為對方抱著孩子，生怕人家上車不便，他就下車去扶了一把，這才發現對方手裡還拿著一個花布做的書包。
葛小順問對方要去哪裡，那男子指了指西邊：“新街口大街！”
葛小順原以為這孩子生了病，尋思肯定是讓去醫院，一聽心裡便想：新街口大街可沒什麼醫院啊！於是就問：“先生您去新街口哪個旮旯？”
那人似乎有點不耐煩：“你踩過去就是了，到了我會招呼你停車的。”
於是三輪車就時不時響幾下鈴地往新街口大街去，經過一所私立小學大門口時，那人讓三輪車停了下來，掏錢付了車費。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一個三十多歲的燙髮女人來，接過了男子手裡的公文包和書包，那男子就下了車。葛小順當然不可能沒來由地去關注乘客下車後去了哪裡，於是就踩著空車離開了。
吳福鑫獲得上述線索後，看看時間已是下午7點，天都黑了，但他還是和偵查員小胡馬不停蹄又去了新街口大街的那所私立小學門口。那裡是一塊很大的空地，白天黑夜都有一些小販前來設攤，出售小吃、蔬菜、雜貨、舊衣服、古書籍之類，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市場。區政府似乎也認可了這個事實，派了個稅收員待在這裡對小販收取若干稅款。吳福鑫找到了那個脖頸上掛著個帆布包四處晃悠的稅收員，亮了亮證件，將其請到一旁，低聲打聽靠近馬路的位置有哪些小販白天也在這裡擺攤的，麻煩你把他們一個個請過來，我想向他們瞭解情況。
片刻，就有小販過來接受偵查員詢問了。吳福鑫一說前天下午有一輛三輪車載送一個懷抱熟睡孩子的男子在這裡下車之事，那小販就說看到了。但是，這人提供的情況還沒葛小順詳細。這使偵查員有點失望，好在還有小販在旁邊等著接受詢問。於是又問，還是如此。直到問到第四個，才算有了點新的內容。那是一個女小販，說一口北京郊區話，她說她是在這裡賣小吃的，因為當時沒有主顧光顧，所以有些空閒，見有人乘三輪車過來，就有意無意地注視著。那個迎接抱孩子男子的燙髮女子，事先是等候在這邊的，就在她小吃攤旁邊的那棵大樹下站著。
那麼，你是否看到那個女子候到了抱孩子的男子後去了哪裡呢？
看見了，他們就在大樹下站了大約三分鐘左右，這時來了一輛轎車，銀灰色的，停在離這邊大約十幾米的馬路邊，那對男女一見就快步走了過去。這時有人來問小吃價錢，她回答後人家沒買，於是又轉過臉去看那對男女，只見他們已經上了轎車，轎車隨即就開走了。
吳福鑫儘管不抱希望，但還是問了一聲：那輛轎車的牌照你看了嗎？
對方果然搖頭。
不過，還有五個小販沒有接受過詢問，偵查員還是心抱希望。一一詢問下來，問到最後一個，果然又有新的發現。新的發現不是那輛轎車的牌照，而是另一內容，這個內容後來被證明對於偵破案件起到了關鍵作用——
這個小販姓丁，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這邊市場上人都稱呼他“丁老頭”。丁老頭是賣古錢幣的，他的攤位正好在那輛銀灰色轎車停下位置的旁邊，他以為來了主顧，兩眼飽含期待地盯著轎車上下來的那位司機。那是一箇中年男子，身穿米黃色西裝，頭上戴著一頂同樣顏色的鴨舌帽，臉上扣著一副大墨鏡。他站在轎車旁邊，四下張望著。這時，那對抱著孩子的男女過來了，跟司機沒有說話，但也沒有上車。那個女人把手裡拿著的公文包、書包遞給男子，然後向那司機做了個手勢，司機就讓他們上車了。
偵查員馬上詢問：“那女子做了個什麼樣的手勢？”
丁老頭說我也沒有看清楚，大體上是這麼一個姿勢吧——說著就做了一個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手心向內置於胸前的動作。吳福鑫不知這是什麼意思，問小胡，他也說不清楚。
儘管不清楚，可是兩人都已經意識到這肯定是一條線索。調查進行到這裡，算是結束了。吳福鑫離開前，拜託稅收員幫助打聽是否有人看清了那輛轎車的牌照號碼。
吳福鑫和小胡回到設在海淀公安分局的專案組臨時辦公室時，白天派出去的各路偵查員都已經返回，正一邊七嘴八舌議論著案情，一邊等著吳福鑫回來。吳福鑫說那咱們趕緊開會吧，現在領導給我們的期限只剩下六十六個半小時了，耽擱不起，還是抓緊時間討論案情吧。
吳福鑫主持會議，先讓偵查員彙報各自的調查情況，有收穫的詳細說，沒有收穫就一言帶過。結果，竟然沒有一路查訪到有價值的情況。這樣，吳福鑫就說了他去私立小學所調查到的情況，最後說到了丁老頭所說的那個手勢，問同志們是否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話音剛落，有人倒抽一口冷氣：“啊——我知道了！”
四、“合同手勢”
這個倒抽一口冷氣的人，是西單分局偵查員老範，他說過“我知道了”之後，稍一停頓嘴裡又吐出了一句話：“莫非案犯是‘一貫道’分子？”
此語一出，滿室皆驚：北京的“一貫道”已經給摧毀了，怎麼又冒了出來，而且出手不凡，一下子就作了這樣一串驚動高層的大案！吳福鑫定定神，說老範請你說說何以懷疑案犯是“一貫道”分子。
老範是早在抗戰勝利時就奉命打入國民黨北平市警察系統的中共地下黨員，當時為了便於開展工作，經請示組織同意參加了“一貫道”，因此他知道一些“一貫道”的情況。解放後，北京市開始清理“一貫道”反動幫會時，由於老範熟悉情況，所以曾被市局請去擔任過一個介紹“一貫道”內幕情況的短期培訓班，使參加培訓的那些偵查員知道“一貫道”是怎麼回事，便於他們在接下來進行的取締行動中開展工作。為此，老範還受到了表彰。
這樣一個角色，對於“一貫道”的手勢自然能說得出個道道來的。當下，老範就向與會人員介紹了這個手勢：參加“一貫道”時，有一個入道儀式，那就是點傳師的所謂“傳三寶”。何謂“三寶”？名曰：點玄關，傳口訣，教合同。其中的“教合同”就是點傳師教給入道者一個手勢，其手勢為右手拇指按右手第四指第三節紋，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左手拇指按右手小指第三節紋，將兩手置於胸前，手心向內，謂“子亥相交”。因左手不持刀，是善手，意思是以善壓惡。又因子亥是地支的一頭一尾，象徵新舊交替，脫胎換骨。
老範邊說邊比畫，眾人便都看清楚了這個手勢。老範又說“一貫道”分子若到異地有事要跟同道人士取得聯絡，第一個方式就是做這個合同手勢，手勢對頭後，如果對方信也就罷了，談話即可進入正題，如果不信，那就需要盤底，即說一些“一貫道”中流行的暗語切口。從吳福鑫科長查摸到的情況來看，那兩個拐劫姜美麗的男女案犯，跟前來接應的轎車司機打出了“一貫道”的合同手勢，那估計是屬於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一是那對男女是外地來京的“一貫道”分子，跟北京的“一貫道”分子取得聯繫後共同作案，那個前往接應的轎車司機則是北京“一貫道”派出的，但他本人跟那對男女從未謀面，所以需要打手勢確認。另一種可能則是相反，那對男女是北京的“一貫道”分子，因為作案需要汽車，就從外地的“一貫道”分子那裡借了汽車，那個司機根據事先安排開車抵達新街口私立小學前接應，由於雙方互不相識，所以需要手勢確認。
眾偵查員都贊同老範的這個推斷，說看來不管怎麼說，那三個傢伙的“一貫道”身份是確信無疑了。那麼，這是“一貫道”分子排除跟“一貫道”的組織關係自己聚合團伙作案呢，還是為了“一貫道”的某種利益而作案？這個問題，需要分析清楚，因為如果是前者，本案就基本上是一般性質的刑事作案；而如果是後者，那就是一種政治性質的反革命案件了。
於是繼續分析，這當然是熟悉“一貫道”的老範唱主角了。
為了讓讀者朋友更容易瞭解案情，這裡有必要對“一貫道”情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貫道”，又名天道，此外還有很多別名，如先天大道、孔孟聖道、中央大道、白陽教、性理大道、明理道、中庸道、明一道、老母道、真道、真天道、崇華道、中華道德慈善會等等。“一貫道”於清光緒三年即1877年由山東青州人王覺一首先創立，當時叫“末後一著教”。到了1886年，王覺一的徒弟劉清齋接替王覺一執掌教門，九年後正式易名“一貫道”。之後，經過路中一、張光壁、孫素貞的發展，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貫道”已由原來只在魯、豫、蘇交界的農村活動的小教門，一躍成為流傳全國的第一大教門，擁有信徒一千五百萬人，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佔當時全國其餘大約三百個教門道徒總數的一半以上。
“一貫道”初創伊始，曾在江蘇海州、武進、湖北武漢等地組織發動過反抗清王朝暴政的暴動，被清廷鎮壓後以失敗告終。應當承認這些暴動帶有一定的反封建的進步意義。但是，進入民國後，“一貫道”就再也沒有過任何進步意義的行動。抗日戰爭期間，“一貫道”招收了大批漢奸頭目入道，其總首領張光壁也賣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充當漢奸，大肆鼓吹神權，尊崇帝制。抗戰勝利後，“一貫道”又跟國民黨上層官吏相勾結，積極反共。解放後，“一貫道”繼續與中共及人民政府對抗，秘密從事破壞活動。
“一貫道”的上述作為，解放後被人民政府宣佈為反動會道門，列為重點取締、打擊對象是一樁很容易使人理解的事情。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市是“一貫道”活動的重點地區，全市有“一貫道”道徒數十萬之多。北京解放伊始，主政當時還被稱為北平市的兼任市長聶榮臻司令員就指出“一貫道”會徒甚眾，其上層分子多為地主、富農、特務，政治上堅決反對我們，所以應當予以取締。中央也開始醞釀有計劃地分地區、分步驟解決全國的包括“一貫道”在內的反動會道門問題。
1949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就按照公安部長兼市公安局長羅瑞卿的佈置，組成專門小組對“一貫道”情況進行秘密偵查，很快就掌握了北京“一貫道”總壇及各分壇的名稱、壇址、壇主、主要點傳師、三才，以及道產、職業點等重要情況。
1950年12月，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北京市開始對當時業已轉入地下活動的“一貫道”採取暴風式的打擊行動，從12月19日至次年3月16日，封閉“一貫道”道壇二千五百六十六個，共逮捕了千餘名“一貫道”頭目和骨幹分子，其中大約三分之一被分批判處死刑，執行槍決。至1951年暮春，全市約有七十四萬道徒宣佈退出“一貫道”。至此，北京市的“一貫道”被徹底摧毀。
偵查員老範認為，北京市對於“一貫道”的打擊力度雖然非常強大，“一貫道”已經被取締，但是，其中肯定有漏網分子，時隔兩年，這些漏網的骨幹分子很有可能開始進行死灰復燃活動，而這次的拐劫兒童系列案件就是在為“一貫道”的死灰復燃作準備工作。
為什麼這樣說呢？這要提一下“一貫道”的兩大具有相當惑眾性的活動：扶乩和借竅。
扶乩，又稱為開沙盤，具體操作如下：乩手三名，分別稱為“天才”、“人才”、“地才”，“一貫道”內將這三個位置統稱為“三才”，在兩張桌上分別放上乩盤和文房四寶。乩盤是一個七十釐米長、五十釐米寬、十釐米高的木盤，內盛淘淨曬乾的細沙。此外需準備工具：用薄竹皮彎成一個圓形的籮圈，直徑約三十釐米，高約八釐米，在一邊綁一根木棒，此為乩筆，高出籮圈約十五到二十釐米；木製耙子一把，用於平理沙盤。扶乩正式開始時，天才閉目站於沙盤左側操作，剛開始時，讓乩筆飛快運轉，說這是“神人合一，代天宣化”，所有神仙的旨意全由它頒降。乩筆在沙盤上多次旋轉，畫成許多圓圈，由人才理平後，天才就開始寫字，先寫一首定壇詩，通常是五言四句或八句，有時也會來一首西江月什麼的，將降壇神仙的名稱嵌於每句的第一個字中貫出。一旁的人才就大聲念出，並讓圍觀的道眾察看，然後就用耙子將細沙抹平。天才就開始寫訓文，稱為“壇訓”。壇訓的第一部分是報名和序文，通報降壇神仙的名稱、來路和用意；第二部分就是正文了，體裁通常是十言韻文，三三四句法。每句分三次寫在沙盤上，由人才念出，地才記錄下來。壇訓的內容中通常都會包含在場道徒當時想請神仙預測的內容，得到妥善解決的指示。奇怪的是這些道徒這時還沒來得及開口詢問，乩文中卻已經說出來了。這樣，道徒就不得不相信這真的是神仙降臨了。其實，壇主事先通知道徒來時，早已派人查摸過允許前來的道徒的最新情況；而在進門登記時，負責登記的“一貫道”骨幹分子也會巧妙地向人套話，並且留心他們在等候開壇的這段時間裡互相之間談話的內容，然後悄悄向天才通報。
借竅，跟北方農村經常舉行的“跳大神”差不多，也由天才負責操作，自稱某某神仙附體，說一番也是事先已經通過暗中查摸而知曉了的內容。借竅，通常在“一貫道”內部發生糾紛時進行，不對普通道眾開放。
按照“一貫道”的規矩，擔任天、地、人“三才”角色的，一般都是從10歲出頭的兒童開始，因為這麼一個小小人兒能夠操縱乩筆在沙盤上書寫詩詞，還能將別人的心事用四六句半文半白行文不打半點噎頓地一呵而就，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顯然不得不嘖嘖稱奇，然後就會相信那是得了神助之故。借竅也是這樣，一個孩子能夠用戲曲中的道白腔調、文縐縐的語言，將附體的神仙的來歷淵源報得一清二楚，還能明白無誤地道出別人的心事，指出解決的辦法，對某些未來的事情作出預言（由於“一貫道”之後的操縱，其中部分“預言”是“靈驗”的），這不是真的神仙附體還會是什麼呢？你不信也得信啊！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要勝任“三才”，就得具備以下條件：熟讀四書五經和古詩詞，熟悉中國歷史重要人物和神仙典故（因為有的新道徒有時會現場來個考核，你說是某某神仙，他偏偏要問你家住何處，你就得迅速寫出出處），具有把需要表達的現實內容的意思巧妙地鑲嵌在古體詩詞中的能力，有時甚至是直接寫出一首詩詞來，此外，還必須寫一手流暢的毛筆字。這些能耐，要一個只有十來歲的兒童能夠獨立勝任，就不是一般的難度了。所以，就得選擇七八歲的具有靈性天分的男女兒童（“一貫道”規定男女必須分別扶乩，所以“三才”分為男女兩種），由專人傳授文史民俗知識，習練書法，起碼進行兩年的強化訓練後，方能出面操作。
正因為“三才”的選材、培訓不易，所以“一貫道”一旦培養出了“三才”（特別是“天才”）那就奉為寶貝，一定得牢牢控制在手裡，一年一年使用下去。至於新培訓出來的小“三才”，那就專門用於矇騙新道徒。不過，畢竟物色、培訓“三才”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和財力，對於那些道徒眾多已經形成很大勢力的地區如北京市的“一貫道”首領來說，一般已經不大需要依賴十來歲的小“三才”出場施用矇騙手段去發展新道徒了，所以，這些地區的“一貫道”對於新“三才”的培訓工作也就不大熱衷了。這樣，到解放後北京市公安局對“一貫道”採取取締措施時，所抓獲的“三才”年齡最小的也超過十八歲了。按照當時的政策，“一貫道”“三才”屬於骨幹分子，逮捕後法辦時如果沒有重大立功表現，那就決無寬大之說，不是死刑就是無期，最輕也得二十年。因此，到1953年時，北京地區的“一貫道”殘餘漏網分子中已經沒有“三才”了。
“三才”是“一貫道”賴以發展組織的最基本要素，要想發展新的道徒，必須得靠扶乩、借竅去矇住人家，如果沒有“三才”，那也就沒有扶乩、借竅了，“一貫道”就無法取得發展。這樣，“一貫道”殘餘分子如果想死灰復燃重整旗鼓，那就只有重新物色合適人選，重砌爐灶培訓“三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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