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的封面上写着“所谓历史，正是这些平凡人物感受的小时刻。”
书的作者是皮特·恩格伦，他是一名历史学家、作家，曾经也是一名战地记者。他亲历过巴尔干、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战争。
这是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史的书。《美丽与哀愁》中文版写了 23 个普通人在一战中的经历，这 23 个人来自不同阶级、国家和阵营，他们都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书从 1914 年-1918 年写了 5 个年份，每一年份为一章。每一段的标题都类似于日记，像“ 1917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安格斯·布坎南参与坦达木提山脊的强攻”，“同一天，哈维·库欣在日记里写道”。整本书的结构像一个矩阵图，其中的每一格，就是在战争的某一天里 23 人中的一些人经历的事。
这本书原先只有 22 个人，在中文版中恩格伦加入了轻型巡洋舰“埃姆登号”军舰上的德国海军中尉恩斯特·冯·莱韦措。这艘德国的军舰从青岛出发的时候带着 3 个中国洗衣妇和猫，它最终被澳大利亚的驱逐舰“悉尼号”击沉。
每个国家的版本里恩格伦都会删减一些人物，选取一些与当地有关的人物。这得益于这本书“矩阵图”似的写作方式，恩格伦说他大概翻阅了 80 - 100 个材料来找到这些新增加的故事，因为他的书不断地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恩格伦非常偏爱细节，这个故事里的中国妇女和猫都是真实的细节，这些细节特别有说服力。他引用了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话表明了他对细节的重视，“人所有的经历和快乐都存在于细节中。”即便是故事的细节，仍需要更多的细节去支撑它。战争并不全部是关于一场一场的战斗，而是关于每天日常的生活。
恩格伦说这本书分两个层次，表面层次是他按照时间的叙事，第二个层次是穿插在叙述中的私人书信和私人日记。在“一战”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人是相信这场战争的，但是他们后来逐渐变得迷失、怀疑，甚至不相信这场战争。这个转变没有在表面上叙事，而在第二层次的书信和日记中显示出来。
书的开头写着“谨以此书纪念卡尔·恩格伦”，他是澳大利亚籍士兵，在 1918 年 9 月 10 日的一次战事中负伤，三天后去世。卡尔·恩格伦是皮特·恩格伦的亲戚，早前皮特·恩格伦并不知道这个亲戚的存在，是在一次演讲之后有一个人告诉他的。随后他查阅了不同的战事记录，真的发现了这个卡尔·恩格伦。但是，这不是他写这部书的主要原因。卡尔最后埋葬的时候没有墓地，这本书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安葬，这种结局也是很多战争中的无名英雄的结局。
全书的最后的“尾声”里引用了希特勒 1925 年《我的奋斗》里的片段。在 8 月 18 日刘震云与恩格伦的对谈中，刘震云认为这是书里第 24 个人物，“希特勒的出现使我知道了恩格伦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因为最好的作家讲究作品的结构，就是你如何摆放这些细节、情节和人物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的衰落，一战之后，欧洲失去了它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恩格伦说，“每个人在看待历史书和历史故事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终于看到了结局，这就是结局。很多人都喜欢看战争开始的时候，包括投入战争的人，但是没有人能看到最后。当我的读者们看到这本书快结尾的时候可能也会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本书终于结束了。但是当他们看到希特勒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的问题如此之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如此之多。所以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后面。”
Q：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皮特·恩格伦：《美丽与哀愁》的作者，采访翻译：万之
Q：作为一个书写战争亲历者命运的人，同时也作为一个战争的亲历者，对战争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皮特·恩格伦：把战争作为一种景象和作为一种经验是两回事。
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景观，可以以一种遥远的距离观看，这是景象。你看着它，这是一种力量将你拉入其中，就像你从远处看一场可怕的风暴。你从远处看的话，这会非常有趣（ interesting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人为力量，人们可以通过创造景观形成一种力量。但作为一种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事。
这种区别就相当于你从远处看风暴和自己在风暴中。
在历史的长河中，你可以看到人们被这种力量吸引，一战摧毁了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但当一战开始的时候，战争是非常受欢迎的（ popular ），几乎每个人都在欢呼（ cheered ），战争有一种吸引力。但是当我描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总会让你失望。因为它耗尽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因为这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力量。
这是一种巨大的、没有灵魂的力量，这是我对战争的态度。
Q：为什么会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这在哪些层面上影响了你的人生？
你觉得作为一名记者上战场，是您通往一名更好的历史学家的一种途径而去这么做的吗？
在战场的这些经历，对您的非虚构写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吗？它提供了一种更真切的视角吗？
皮特·恩格伦：我是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但我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我被提供了在巴尔干战争中成为战地记者的机会。得到这个机会，我没有理由拒绝亲眼看到一些事情的机会。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件总是迟到的。去到一个正在发生事情的地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作为历史学家会有一种挫败感，就是你永远不在现场，你永远晚一步。实地看到这些战争的情况，确实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历史学家。这些经历让我更好地理解特殊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反应。
亲历战争让我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可以说是信息问题（在你理解人们为什么做决定的时候）。当你在历史中的时候，你的信息会有局限。当我成为一名晚了 100 年、 200 年的历史学家时，我常常有更全面的图景。而在历史中的人们（不止是战争）常常只有少得多的信息，他们会被有限范围内的信息引导。因此你会理解人们在特殊情境下的反应，你不能说历史中的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想，而是人们被给予的是非常有限的信息，他们的精神处在非常可怕的压力下。这样你就更好理解了为什么人们会做非常愚蠢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信息，因为他们处在特殊的压力之下。这使我在面对与历史人物的关系时变得更加谦逊。你会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反应、这么做。
Q：关于书名《美丽与哀愁》，这其中的“美丽”可以怎么理解？
皮特·恩格伦：书中有一个美国的外科医生，他的名字是哈维·库欣。当我写他的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还不是很多。他是当代神经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著名的脑外科医生。他去欧洲是因为他对大脑如何影响人非常感兴趣。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一直在给人做手术，他的手一直是沾着血的，他非常知道战争的代价。但是 1917 年他造访法国的时候，这些经历还是令他震惊。作为一个脑外科医生，即使他了解战争的代价，当他看到当时的场景时，他说：我知道了，就是这些构成了人。
美丽，代表了所有那些吸引人们加入战争的东西。从来都不缺乏参加战争的人。
美丽，代表了所有让人们想要一场战争、为一场战争鼓舞、想要亲自参战的这些东西。代表了所有这些因素的吸引力，吸引人们想要战争、吸引人们参加战争，这就是“美丽”所代表的。
事实是，战争常常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结束的时候永远是不受欢迎的（ never popular ）。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战争很容易开始，但是很难结束。
（Q：这个“美丽”是打引号的，讽刺性的吗？）
这个是讽刺的。在许多版本的书里，包括第一版瑞典版，封面就是反讽的。书名是《美丽与哀愁》，但是封面图片是一具被老鼠啃噬过的尸体。这种讽刺在瑞典版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在英文版本里，是 The Beauty And Sorrow ，没有加of the battle。美丽与哀愁，就是有一种反讽在其中。很多版本中都把战争这个词拿掉了，“美丽与哀愁”这五个字是一个更好的书名。
Q：美丽与哀愁中的 23 位人物是如何成为你的写作对象的？
是先有了写这本书的方法论而去选择了对应的材料，还是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渐渐出现了？
皮特·恩格伦：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知道有很多一战中的书信和回忆录，我在大学里也教授一战相关的历史课，在这之前我就了解到这些文字材料的存在。在欧洲，有一些从一战而来的书，留存至今已成为了经典，即便你对历史不感兴趣，这些书有鲜活的文学性，也可以作为文学阅读，比如
Memories of a Fox-hunting Man。至少有十本介绍一战的经典书籍了，大家已经作为文学经典在阅读了。所以，一战确实是一场“文学性”的战争，二战就没有产生这么多的经典文学作品，虽然也有类似《安妮日记》之类的书。
我想写一本与之有关的书，但我不希望写一本传统的书，因为已经有很多传统书写的书成为经典了。我想写一本用新的方式诉说历史的书，一本只从底层展开的历史书，而不是宏观叙事。我思考着，如果我用 20 多个人的个体经历来写，会是怎么样的？于是我写了个体的所见和经历，来传达战争的图像。
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就在于写法，即这本书是怎么结构的。如何结构这本书，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本书的结构是人物和时间交织在一起的，像建立一个矩阵图一样，把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的日子列出来，将人物放进其中，填满一个个方格。
这个矩阵图，即关于结构的想法是先出现的。
另外一个困难的地方在于选取人物放到矩阵图中，因为有很多的资料，你要思考选择什么样的人填到格子中去。当我选取人物的时候，我希望选取不同的人，不止是士兵、军官、男人，也有女人和儿童，不止是英国人，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
这个矩阵图自然地形成了叙事，一个星期是一个格子。一开始在矩阵图中加入人物是容易的，而后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不想要同一个人在每一个章节里，他们应该有一些距离。到后面要找到空格子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但有时候，日期的选择是偶然的。所以我不是总选择最好的日子、最有冲突性的日子。有可能我想要将这个人放在这个日期里，但是那段时间里这个人没有发生任何事。但是这不重要，因为我这本书所要说的其中一点就是，战争不全是戏剧性事件，很多时候就是无趣的，没有事情发生。一本关于战争的书里不应该有太多的战争事件（ action ），因为战争其实本身并没有那么多战斗。这本书里有些人从来没有从未听到过一声枪响，这些经验也是相关的，他们的经验也是战争经验的一部分。
Q：你说过“一战”是一次“文学性”的战争，这个说法是您基于对很多别的战争的了解之后所做的描述吗？这种“更多地用文字方式保留下来记录”的特殊性是什么造成的？
皮特·恩格伦：是，我说这是一场“文学性”的战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拥有的知识、一个在文学上来说有洞察力的人，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战中，文学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文学可能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阅读战争、书写战争，在一战中是传播战争最重要的方式。
在这之后，有了新的媒介，从而有了新的传播和分享经历的方式。二战的时候，我们有了广播和影像（ moving images ）等材料。新媒介的采用改变了人们参与战争、传播战争的方式，我认为就没有那么多被写下来的经验了。伊拉克战争期间，我注意到所有美国士兵都有一个小相机，并且一直在拍照，很少有人用文字记录。那是一个“图像性”的战争，他们的记忆是由图像构成的。但是一战中，是由文字构成的，（当时）只有文字。
当然，现在人们也继续书写战争，即便是伊拉克战争也产生了很多不错的文学文本。但是一战之后，文字书写渐渐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图像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我们回忆一战时，是文字的材料。而想起二战，图像已经更占据了记忆的中心位置了。
Q；在书里多次提及战争规则“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态度。书里的注释里写到“一战”的战俘 90 %战后活着回家，这一点不同于二战。为什么在一战中，人们可以表现出对于战争规则的严守，而之后却不行了？
皮特·恩格伦：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 1914 年的战争比 1939 年的战争更加文明。1939 年的二战是因为一战而导致的，但 1914 年的战争在更多方面来说都是更加文明的战争。
一战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争，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战争，而二战是。一战是不同国家之家发生的冲突。在一战中，人们不会将对手看作是要被碾压的动物，不是要消灭的低等生命。在这样一个非意识形态的战争里，对手不是要被根除的动物，而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在瑞典乌普萨拉的大学里有一个战争纪念碑，上面有一长串在战争中去世的学生和毕业生的名字。但是其中也有 3 、 4 个名字，他们 1914 年出发为德国而战。他们是德国人，但他们依旧因为参加战争而被纪念，他们是可敬的对手。
Q：书里有罗伯特·穆齐尔和弗朗茨·卡夫卡，他们都被称为现代主义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中都带着荒诞性，你曾说过“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能够把常常是荒谬的现实转化为伟大的文学”，你认为“一战”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影响？
皮特·恩格伦：穆齐尔和卡夫卡，他们经历了战争之后都有所转变（ transform ）。
我认为穆齐尔在荒谬性上有更多的转变，他将这种荒诞描画进了自己的时代中，尤其是在他的著作《没有个性的人》里。卡夫卡在战争之前就对存在持一种荒诞的态度，但是他的这种荒诞感在战争中突然地变为了时代的荒诞感。当时代变得荒谬的时候，卡夫卡的这种荒诞性与时代相互匹配上了。所以，战争对于穆齐尔的改变和对卡夫卡的改变是不同的。
时代和卡夫卡的步调越来越一致，卡夫卡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有这种荒诞感。当战争进行得越来越荒谬时，卡夫卡开始表达一些东西，是一种和以前一样有力量的东西。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卡夫卡作品的伟大之处就不会被理解。
如果允许我做一个推测的话，如果没有经历战争，穆齐尔的《没有个人性的人》很有可能写不出来。在战争最开始的时候，穆齐尔是对战争叫好的那些人之一。而卡夫卡无论如何都还是能写出他的著作。我认为这是这两个作家的区别。
Q：在用个人的故事叙述宏大历史这件事上，你向谁学习过技巧或者思考方式？
皮特·恩格伦：我是个历史学家，我有很多的研究材料是个体故事。
其次，即使不被提起，个人的素材也存在在历史中。我作为记者的工作经历，增加了我对个人故事的兴趣。
第三点，我是一个对人有好奇心的人。当我在街上、巴士上、飞机上看到某些人的时候，我很容易会去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的志向是什么，他在期望什么。我对人感兴趣。
在欧洲有这么句话，“如果你救了一个生命，你就拯救了一个宇宙。”
我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非常有趣的，这是一本只使用个体素材的实验性质的书。
但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它很容易丧失对广大图景的描写。我可以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已经有很多描绘了时代背景的书。有从下往上写的书，也得有宏大叙事的书（从上往下写），两者你都需要。如果你只有宏观叙述，你会有一个宏观视角，但是你会缺少其中的人性。如果你只从个体书写，那阅读者很有可能理解不了。
这就好比，坐在旅馆里看这座城市，你可以看到这些高楼，但很少能看到移动的人。当你乘坐电梯下楼，离开空调房间走到温暖的街道，你看到树荫底下有鲜活的人和具体的生活。当你站在街上的时候，你看不到高楼了。但其实上海是两种元素的结合，上海有高楼，但也有街上的巴士和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总是坐在高楼里看城市快速移动。但其实两者都不可缺少。
Q：为什么这种叙事方式并不常见？
皮特·恩格伦：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叙事。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第一个给故事（悲剧）下了定义，什么是故事（story）？故事是由开头、中间和结尾构成的。
我认为不常见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一条叙事弧线，你不知道他们最后能不能被连接在一起。所以写这本书是一个实验，我花了至少 6 个月的时间来确定这个方法可以成功，这可以成为一本书。这也是一个关于临界点的问题，你到底得用多少个故事，才可以使这些故事结合成为更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becoming something more）。如果你只有 50 个个体故事，它不会变成更大的一个东西。临界点在于究竟多少个故事才能成书，是 30 个、 70 个、 100 个，还是 200 个故事？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不常见的原因，因为是一个实验方式，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叙事故事，它是一个叙事的结合，你比较难判断这样的方法是否有效。
我最开始的意图就是想用一个个的个人故事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战争图像。我坚持这种冲动没有放弃，最后走到这一步。当你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要连接它们，这是这本书带有实验性的地方。我有很多的故事，我要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一开始可能就是一把散落的珍珠，最后串起来是一串珍珠项链。
Q：你曾经在 70 年代初的时候，参加过反对越战的团体活动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青年党。但在这之后您再也没有参加过政治团体。这期间是什么促使了你的改变？这对您后来学习历史、写作等有什么影响吗？
皮特·恩格伦：对我来说，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我对从政不感兴趣。
我发现我很难站在某一个政党后面支持他们，这是政党的一个问题，它们都要完全的忠诚。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无法对除了真理（ truth ）之外的其它事物绝对忠诚。这对我的影响是，让我更公平地看待人和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在政治上。我想要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理解人。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重大的（ important ）选择。
但我还是相信社会公正。
Q:《波尔塔瓦》( Poltava )还没有中译本，可以和我们说说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吗？
皮特·恩格伦：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30 多年前写的。这是一本更为传统的历史书籍。它有一个主线叙事，关于一场瑞典和俄国之间的战役。瑞典输，俄国赢。这场战役决定了俄罗斯之后的崛起。如果没有这场战役，俄国不会成为强国。瑞典和俄国之间有过很多次的战争，这是持续时间最久、最血腥的一场，持续了 21 年。
这本书就是关于这场战争，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更多的是一本传统历史书籍，但它依旧包含了很多个体人物。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搜集了 300 年前所有这场战役中可以找到的个人素材，所以这本书中也有多个人物。
一般来说，这是一本年轻人写成的传统历史书。
Q：听说你的下一本书将是一部历史著作，主题来自 20 世纪，形式会有点不寻常。是在刻意寻求一种书写上的创新吗？
皮特·恩格伦：对于叙事的探索实验，是非常有趣的。我相信在形式上的实验。
题图来自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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