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196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期間，先後被授予和晉升少將軍銜的軍官達1360人。其中，有32人擔任過解放軍的大軍區軍政主官（含大軍區代司令員、專兼職政治委員）。開國少將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人數，同開國上將的26人，開國中將的41人相比，絕對數不少，但任職百分比只佔開國少將總數的2.4%，從中也可看出開國少將能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職務是相當的不易。
“文革”前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少將
新中國成立後，早期的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六大軍區（亦稱一級軍區）的軍政主官大都由開國元帥級人物擔任。從1955年起先後成立的瀋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成都、昆明、蘭州、新疆、內蒙古、西藏、福州軍區等十三個大軍區中，“文革”前的軍政主官大都為開國上將、開國中將擔任。在眾多的開國少將中，只有金如柏、郭林祥兩人在“文革”前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
解放軍十三個大軍區成立之初，開國少將擔任的最高軍職是大軍區副職。1959年11月，昆明軍區副政治委員金如柏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時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的閻紅彥（排在金如柏之前）還擔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等職，工作重心在地方。
金如柏也是獲得過三枚一級勳章的15位開國少將之一。他在1952年的軍隊幹部評級中被評為正軍級，時任解放軍第13軍政治委員。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1952年軍隊幹部評級中的正軍級幹部能在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及相當崗位任職的很少。截止到1959年12月，在1952年被評為正軍級的開國中將裡，張達志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擔任昆明軍區司令員，譚冠三擔任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甫仁擔任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餘秋裡擔任解放軍總財務部政治委員，黃志勇擔任工程兵政治委員。而在1952年被評為正軍級的開國少將裡，當時能在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及相當崗位上任職，金如柏是唯一的一個。
◆金如柏是唯一一位在“文革”前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正軍級開國少將。
1959年11月，成都軍區副政治委員郭林祥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時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的李井泉（排在郭林祥之前）還擔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等職。同樣，李井泉的工作重心也在地方。
同金如柏相比，郭林祥的軍中資歷還要淺一些，時任西南軍區公安部隊副政治委員。在1952年的軍隊幹部評級中，他被評為副軍級。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1952年軍隊幹部評級中的副軍級幹部能在當時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和相當崗位任職的更為少有，截止到1959年12月，郭林祥是僅有的一個。
◆郭林祥是唯一一位在“文革”前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副軍級開國少將。
1962年10月，金如柏因病被免職休養。1965年6月起任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兼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文革”爆發後不久受衝擊，並被誣陷為“賀龍死黨”而被關押多年。
“文革”期間擔任過大軍區軍事主官的開國少將
在“文革”期間，繼金如柏、郭林祥之後，越來越多的開國少將走上大軍區軍政主官的崗位。據統計，有龍書金、曾雍雅、丁盛、李德生、曹思明、郭林祥、吳濤、劉豐、任榮、謝家祥、韋祖珍、任思忠、蕭思明、嚴政、王六生、吳烈等16人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除了郭林祥之外，上述人員都是首次擔任。其中，擔任大軍區司令員的為5人，即龍書金、曾雍雅、丁盛、李德生、曹思明（代）等。
1967年4月，鑑於兼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等職的烏蘭夫已被打倒，中央決定改組內蒙古軍區領導班子，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被任命為內蒙古軍區司令員（未到職，滕海清代理）。資料顯示，劉賢權是第一位被任命為大軍區司令員的開國少將，後任鐵道兵政治委員、鐵道兵司令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等職。中共九大後，他和李德生是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僅有的兩位開國少將。不過由於他未到職，本文未把他列入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少將。
“文革”初期，龍書金擔任湖南省軍區司令員。1968年8月，由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恩茂受到嚴重衝擊，中央調龍書金到新疆，先後擔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等職。“九一三”事件後因涉及到林彪問題，受到隔離審查。
1967年5月，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調四川，主持四川黨政軍工作。1968年9月，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曾雍雅被任命為西藏軍區司令員，併兼任西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等職。不過，曾雍雅只擔任了三個月的大軍區司令員。同年12月，西藏軍區由大軍區改為省軍區。1970年12月，曾雍雅調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1969年7月，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丁盛接替黃永勝，擔任軍區司令員。此時，黃永勝進京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已一年有餘。丁盛原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司令員，“文革”初期調廣州軍區任副司令員。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丁盛和許世友對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
“文革”初期，李德生奉命率解放軍第12軍赴安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先後任安徽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等職務。他在安徽的工作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充分肯定。1969年4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4月，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接替被打倒的鄭維山，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同時還擔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等職。“九一三”事件後，他為穩定北京局勢、保衛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開國少將李德生還曾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李德生和陳錫聯對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後因受“四人幫”排擠，他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的職務。
1972年7月，由於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因涉及林彪問題被隔離審查，新疆軍區政治委員曹思明代理軍區司令員至1973年6月，並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二書記等職。
“文革”期間擔任過大軍區政治主官的開國少將
“文革”期間，在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少將中，大部分為政治主官。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和開國中將一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一個大軍區設立多個政治委員。據統計，在“文革”期間，有12位開國少將擔任過大軍區政治委員（含一名擔任過大軍區政治委員的代司令員曹思明）。即：郭林祥、吳濤、劉豐、任榮、蕭思明、謝家祥、韋祖珍、任思忠、曹思明、嚴政、王六生、吳烈。除郭林祥之外，其他都是首度擔任大軍區政治委員。
“文革”初期，又有一些開國少將走上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1967年4月，內蒙古軍區副政治委員吳濤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5月，內蒙古軍區改為省軍區，吳濤僅擔任了一個月的大軍區政治委員，後任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兼內蒙古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1967年7月，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接替鍾漢華，擔任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後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第二書記等職。此次劉豐的“破格提拔”，也使他和丁盛、劉賢權、李德生等開國少將一起進入了中共九大後成立的中央軍委42名委員的行列。
1968年9月，西藏軍區副政治委員任榮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12月，西藏軍區改為省軍區。任榮擔任了三個月的大軍區政治委員，後任成都軍區副政治委員兼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西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西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等職。同年9月，河北省軍區政治委員蕭思明被任命為新疆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71年2月，他因病免職休養，7月調任武漢軍區第三政治委員。
1970年12月，成都軍區副政治委員謝家祥被任命為軍區第三政治委員（後改任軍區政治委員），併兼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四川省委書記（當時設第一書記）等職。1971年2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當時設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二政治委員韋祖珍被任命為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任思忠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第60軍政治委員曹思明被任命為新疆軍區政治委員。
“九一三”事件後，中央軍委對軍隊部分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1971年11月，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嚴政被任命為成都軍區政治委員；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王六生調任武漢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隨後兼任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等職；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劉豐因涉及林彪問題被隔離審查，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廣州軍區政治委員韋祖珍、成都軍區政治委員謝家祥也因涉及林彪問題被隔離審查。1973年6月，郭林祥復出，繼續擔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兩個月後，調任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進入1975年後，解放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不小的調整，其中也涉及到一些開國少將。3月，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任思忠調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8月改任軍區副政治委員。4月，第二炮兵第二政治委員吳烈調任武漢軍區政治委員，8月改任軍區副政治委員。
8月，武漢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王六生調任工程兵政治委員；武漢軍區第三政治委員蕭思明因病離職休養；新疆軍區政治委員曹思明調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治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郭林祥調任新疆軍區政治委員。
“文革”結束後擔任過大軍區軍事主官的開國少將
“文革”結束後，有丁盛、李德生、尤太忠、蕭全夫、周世忠、張銍秀、向守志、王誠漢、江擁輝、郭林祥、嚴政、譚友林、谷景生、王猛、傅崇碧、劉振華、陳仁洪、譚善和、謝振華等19位開國少將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其中，15人是首次擔任。除丁盛、李德生之外，尤太忠、蕭全夫、周世忠、張銍秀、向守志、王誠漢、江擁輝等7人是首次擔任大軍區司令員。
“文革”結束時，有兩位開國少將正在大軍區司令員的崗位上。李德生擔任瀋陽軍區司令員；丁盛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粉碎“四人幫”後的一個時期，相當一部分大軍區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1977年3月，丁盛被免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職務，隔離審查。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幹部新老交替的步伐明顯加快，一些開國少將先後走上大軍區司令員的崗位。1980年1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被任命為成都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蕭全夫被任命為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張銍秀被任命為軍區司令員。此時，在十一個大軍區司令員中，開國少將4人，開國中將6人，開國上將1人。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之後，隨著幹部隊伍年輕化步伐的進一步加快，還有一些開國少將走上了大軍區司令員的崗位。同年10月，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向守志被任命為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王誠漢被任命為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周世忠被任命為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原司令員尤太忠則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1983年10月，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江擁輝被任命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此時，在十一個大軍區司令員中，開國少將8人，開國中將3人。
◆最後一位離任大軍區司令員的開國少將向守志。
1985年6月，中央軍委決定，人民解放軍裁減員額一百萬，大軍區的數量也由十一個調整為七個。隨後，各大軍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較大的調整。李德生不再擔任瀋陽軍區司令員，調任國防大學政治委員，並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王誠漢不再擔任成都軍區司令員，調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江擁輝不再擔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周世忠不再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蕭全夫不再擔任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張銍秀不再擔任昆明軍區司令員。此時，在擔任大軍區司令員的開國少將中，只有尤太忠、向守志兩人還留任大軍區司令員的崗位上。1987年11月，尤太忠不再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任中央軍委紀委第二書記。
1988年9月，人民解放軍實行新的軍銜制，有9位開國少將被授予解放軍上將軍銜。在9位開國少將中，擔任過大軍區司令員的有4位。即時任中央軍委紀委第二書記的尤太忠、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王誠漢、國防大學政治委員李德生、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
1990年4月，向守志不再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他是最後一位離任大軍區司令員的開國將軍。
“文革”結束後擔任過大軍區政治主官的開國少將
“文革”結束後，在擔任過大軍區政治主官的開國少將中，除郭林祥、嚴政之外，譚友林、谷景生、王猛、傅崇碧、劉振華、陳仁洪、謝振華、譚善和等8人是首次擔任大軍區政治委員。
“文革”結束時，有兩位開國少將正在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上。郭林祥擔任新疆軍區政治委員；嚴政擔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粉碎“四人幫”後的一個時期，部分大軍區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1977年9月，成都軍區政治委員嚴政調任武漢軍區政治委員。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開國少將走上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1980年1月，烏魯木齊軍區副政委譚友林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1981年2月，谷景生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烏魯木齊軍區政治委員。1981年7月，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王猛被任命為廣州軍區政治委員。王猛是在1955年後眾多的晉銜少將中，第一個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的。1980年1月，烏魯木齊軍區政治委員郭林祥則調任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之後，幹部隊伍年輕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同年10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劉振華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他是在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陳仁洪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謝振華被任命為昆明軍區政治委員。谷景生則不再擔任烏魯木齊軍區政治委員。此時，除烏魯木齊軍區外，各大軍區均不再設立第一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
◆最後一位離任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少將劉振華。
1983年10月，烏魯木齊軍區政治委員譚友林調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工程兵司令員譚善和調任烏魯木齊軍區政治委員。此時，在十一個大軍區政治委員（烏魯木齊軍區指的是第一政治委員）中，開國少將8人，開國中將1人，開國校官2人。
1985年6月，中央軍委對各大軍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較大的調整。郭林祥不再擔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之前的3月，他已擔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後兼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崇碧不再擔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陳仁洪不再擔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王猛不再擔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嚴政不再擔任武漢軍區政治委員；謝振華不再擔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譚友林不再擔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譚善和不再擔任烏魯木齊軍區政治委員。此時，在擔任過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少將中，只有瀋陽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還留任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上。1987年11月，劉振華調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
1988年9月，人民解放軍實行新的軍銜制，有9位開國少將被授予解放軍上將軍銜。在9位開國少將中，擔任過大軍區政治委員的有兩位。即時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林祥和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1990年4月，劉振華不再擔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他是最後一位離任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將軍。此時，以劉振華和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的離任為標誌，開國將軍最終都離開了大軍區軍政主官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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