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戴鞍鋼教授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青年學者讀書班上”的講座整理而成，分享了他對近日再版的著作《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係的歷史考察（1843—1937）》一書的思考，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
開埠前上海與內地經濟關係考察
上海常常被認為是在開埠以後由小漁村發展成東南大都會的，但實際上上海自唐宋以後就脫穎而出。青浦的青龍鎮是2016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它的地位在上海史的研究中逐漸凸顯出來。但隨著自然條件的變化，青龍鎮慢慢湮沒下去，十六鋪取代青龍鎮成為上海最重要的港口。
開埠前的傳統經濟格局制約了上海經濟的發展。人們往往用“落後就要捱打”這句話來強調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愚昧，實際上，清政府一直沒有切斷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廣州也作為通商口岸開放過，所以，鴉片戰爭前的貿易是一種主要針對歐美國家的限制貿易政策，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閉關鎖國。當時的清政府已經意識到西方殖民主義東來產生的威脅，只是對於這種威脅缺乏主動的防範，而是沉醉於自己虛驕的朝貢心態之中，這種限制貿易政策也就束縛住了上海作為長江流域所產絲、茶、瓷器等主要出口商品輸出地的經濟活力。比如王家範先生認為江南人從來就有商業天賦，上海被迫開埠打破了政府對江南人經濟天賦的束縛。
探討經濟關係離不開貿易，內河沿海和海外貿易是上海貿易的主要形式。上海因為有深厚的港口底蘊，儘管有對外貿易政策限制，依然在中國經濟內部承擔了重要的角色，上海在明清時代水網密佈，這對商業、市鎮發展非常便利，是先天的優勢。上海的沙船是上海的特色，因為沙船是平底船，可以在長江口以北的灘塗地便利通行，到過遼東半島和日本，有利於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係，就像濱下武志先生在《朝貢貿易體系》中所討論的，中國明清時期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體系在鴉片戰爭以後並沒有中斷，沙船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但開埠以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量只佔5%左右。
1843年上海開埠設置海關，1846年選址黃浦江邊修建新的海關大樓。
開埠後內地經濟關係的架構
在傳統中國政府的視野中，經濟一直是服從於政治的，直到近代外國的入侵才打破了中國的限制貿易政策，使得上海的區位優勢得以釋放。上海因為面向太平洋，背靠廣闊的長江流域並且位於海岸線的中點使其擁有廣闊的經濟腹地，水網密佈，航運非常便利，這使得上海比其他四個通商口岸更具優勢，上海的地位也是寧波、廣州所不能比擬的，吸引著外國人紛紛來上海投資和經營。
如今水運便利的上海港不是天生的，而是後人不斷努力改變的結果。英國人赫德曾對上海持悲觀的態度，他認為上海港口的淤塞會使得鎮江早晚在航運上超過上海。當時上海港的長江口、吳淞口都有攔門沙，在有近90度轉角的陸家嘴航道處淤塞嚴重，上海港的發展也隨著水深從青龍港到十六鋪，外灘，虹口，浦東，最後落腳到今天的洋山港。在上海港的演進過程中，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列強對於上海港的疏浚也格外重視，甚至將上海港的疏浚納入到《辛丑條約》的附約，並設立中外合作的專管上海疏浚的部門以及建立航標設施等。各國對港口貿易非常重視，據上海1853年後的外貿統計，上海貿易港口的吐納大約佔到中國貿易總額的50%以上。
《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係的歷史考察（1843—1937）》，戴鞍鋼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5月
作為經濟中心城市的崛起
戴鞍鋼教授通過以港興市，以港促工，依港擴城三個方面講述了近代上海的崛起過程。港口帶動了上海的貿易，貿易反過來壯大了港口。外國人並不是一開始就看中上海，而是如上所述綜合五個通商口岸條件分析的結果。就以寧波為例，經濟腹地狹窄，市場購買力、出口貿易的供給等方面都滿足不了西方國家的要求，而上海通過廣袤的長江流域給貿易提供了源源不斷進出口貿易的空間，這使得以利益為主的外國投資者心動。
但是外國人總體上不關心中國的近代化，外資企業幾乎沒有在上海興辦重工業，上海工業發展的基本脈絡是跟隨商業走。上海最初的工業興起於船舶修造業，也是為了適應來華外國商船的需要，因此上海早期工業的兩大支柱一是造船業（船舶修造業）、二是以繅絲為代表的出口加工業，同時存在服務於外資外僑的一些輕工業，這使得上海租界的牛奶、麵包等食品加工業和煤氣水電等業都得以發展。
上海實際上是依港擴城。近代開埠以後的城區，它的起點是港區，先有港區，再有城區。明清時期的上海城就是通過十六鋪發展而來的。以法租界為例也是這樣，它最早的起點是十六鋪，這是外國人登陸上海的一個起點，而後法租界往英租界和華界之間的地帶發展，最後往洋涇浜的西邊推進。因此，港口對上海城市發展的歷史烙印是非常清晰的。
上海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的變遷
上海作為樞紐大港和經濟中心城市崛起後，首先對它毗鄰的長江三角洲的經濟變遷產生重大影響。第一，上海的城市發展和交通變革引起城鎮格局變動。明清時期寶山地區“金羅店”“銀南翔”“銅江灣”“鐵大場”的城鎮排位到了近代就被“江灣－南翔－大場—羅店”新格局替代。在上海開埠後，江灣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城市，南翔在交通上更佔優勢，所以他們與上海城市經濟的銜接更緊密，發展也就更快。
第二，上海作為外貿口岸和接軌世界市場的連接點，推動產業佈局變革。拿手工業的典型——紡織業來說，雖說洋布進入中國市場對土布的產銷有巨大沖擊，但至少在江南地區，土布並未就此崩潰。其一是農民消費能力有限，限制洋布的銷售；其二是土布在勞作中具有獨特使用價值。因此上海的紡織業絕大部分是紗廠，而不是布廠，織布這一環節是由傳統“女織”來完成。所以，在整個產業佈局方面，手工織布與工業制紗的結合完成了中國勞動力和傳統手工業與世界工業的接軌。
第三，社會生活和習俗也在經濟變遷大背景下產生新內容。明清以來，江南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風俗就產生了較大變化。江南地區的婦女得益於紡織業的發展，可以較少受時空氣候限制進行紡紗織布，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往往超過男子，相應的家庭地位就比較高。上海開埠後，城市的發展吸引大量婦女進入城市，一方面她們為城市注入活力，促進上海城鎮化；另一方面她們增加收入，改善了生活狀況，提升了她們的家庭地位。所以一些農村婦女表現出要購買化妝品追求時尚美麗，反對包辦婚姻追求婚姻自由等現象就不足為怪了。
上海與長江流域市場的網絡演進
上海毗鄰長江三角洲，背靠整個長江流域，其地理位置優越，腹地範圍廣闊。上海之所以能成為上海，成為長江流域的龍頭大港，在於能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推動包含下面三個層次的市場網絡的完善。第一，完善高效的口岸銜接體系。上海和長江流域的口岸城市建立起一套“自生長”型的市場網絡——即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節點城市—集鎮，然後一直往下到眾多集散點，這是一種具有很強靈活性自主生長的市場體系。他舉了上海－鎮江－——南北運河、上海－蕪湖－——安徽、上海－九江－——江西、上海－漢口——湖北、湖南，這四組口岸銜接線路為例。而要發揮這個網絡的作用，前提是要保證市場經濟運作流暢。
第二，市場流通。農民手工業者越來越貧困和進出口貿易越來越擴大是一個悖論，近代史上的一個爭議問題是：近代以後中國的農民是越來越貧困化還是有所改觀？戴鞍鋼教授沒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了兩個例子來說明問題，首先，捲入市場流通的農民的生活是有改善的。因為經濟作物的附加值高於糧食作物，並且吳承明先生通過統計數據也說明進出口貿易攀升拉動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其次，最早捲入市場流通的市鎮（比如生絲貿易的南潯）也在這一過程中成長為佼佼者。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逆，促進市場流通有利於經濟發展和進步。
第三，商路變遷。戴鞍鋼教授通過對以地方誌為代表的基層資料梳理，基本勾勒了開埠前後上海的脫穎而出帶動長江流域的商路變遷。上海開埠，打破廣州一口通商，使得原來以內河航運為主，面向南北聯繫的商路變為以沿海航運為主，面向東西交流的商路。比如湘潭－郴州和樟樹鎮－贛江兩條內地通往廣州的傳統商路迅速凋敝，而上文提到過的作為納入長江口岸體系的新興商路則迅速發展。
在人類歷史上，港口的發展和繁榮，往往是沿江沿河及沿海城市的催化劑，而城市的繁榮拓展又對腹地經濟的發展形成強力的推動效應；腹地市場經濟的推進，又對作為商品集散地的港口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近代上海作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的崛起，首先得力於港口開發和口岸貿易對城市發展的有力推動。近代上海港在發展成為長江流域及中國沿海樞紐大港的同時，也成為聯結上海與長江流域多層面的穩固經濟帶，並帶動了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的發展。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青年學者讀書班不定期邀請海內外學者發佈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聞將陸續刊載這一系列講座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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