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為什麼會失敗？在一個素有“讀史以明智” 的傳統的國家，這場關於“楚漢之爭”的論辯已經持續了數千年之久，但即便如此，人們的立論又往往侷限在項羽的性格脾氣和政治格局之上。這在我看來，終究還是有所不足的。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在這場事關天下氣運、九州歸屬的戰爭中，南北地理位置的差異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甚至，早在項羽分封劉邦於巴、蜀、漢中之地時，就已經註定了他失敗的結局。所以說，項羽之敗，“實非戰之罪也”。
一：秦國一統之謎——天下糧倉，關中之地，巴、蜀之利
公元前221年，秦將王賁趁著剛剛滅亡燕國和代地的威勢，一舉攻陷齊國臨淄，俘虜齊王田建。至此，六國盡滅，天下歸秦。但在此之前，又有誰能想到最終結束這混亂動盪、兵燹遍地的戰國亂世的會是秦國呢？
而關於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富有四海的原因，人們都會不由自主的將其歸功於轟轟烈烈的“商鞅變法”，但若仔細梳理秦國的發家史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除了“商鞅變法”，在秦國曆史上還曾發生過一件至為重要的大事——司馬錯伐蜀。
司馬錯曰：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今伐蜀，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秦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換言之，正是因為據有了廣袤富裕的巴蜀之地，才使有著“商鞅變法”之積澱的秦國發生了質的變化，使其一躍成為天下諸侯的霸主，從此睥睨當世，人莫敢當。
當然，拓地巴蜀之後的秦國，所收穫的可不僅僅只是肥沃富饒的土地而已。當時的巴蜀，一如之前的秦國，都是蠻夷、戎狄集聚駢居之所，民風剽悍，生性好戰。往往勇於私鬥而悍不畏死，而在秦國兼併巴蜀之地後，當地桀驁不馴、輕剽善斗的百姓亦隨即被歸化整編。成為兇猛善戰、貪戾狠辣的虎狼之師，隨同秦國的將帥一起，兵出山東之地，直指六國之眾。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也。
換句話說，秦國之所以能夠完成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曠世偉業，除了不斷湧現的明君聖主和賢臣良將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廣袤的戰略縱深和豐厚的資源儲備。
二：項羽的無奈——秦楚世仇，不得不遷離關中
公元前207年，“扶義而西”的劉邦終於攻破函谷關，完成了“破關亡秦”的戰略目標。當此之際，馬上就有人以“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的理由向劉邦建言獻策。而貌似“寬厚長者”的劉邦亦隨即聽從了諫者的建議，派兵駐紮函谷關，試圖稱王關中，與天下諸侯並駕齊驅。由此可見，秦國地形的險要已然是當時天下有識之士的共識。
而如此淺易明瞭的道理，身為兵法大家的項羽又豈能不知？公元前206年，在項羽分封諸侯，準備盡遷“秦之珠寶玉帛往都彭城”的時候，其帳下的謀士亦曾以“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而霸”的理由相勸。但卻被項羽毫不留情的拒絕了，時至今日，人們亦多因此而判斷項羽沒有政治遠見，並非能夠安定天下、治國理政之人。對此，我只想說，此話實在是冤煞項羽了。
1，秦、楚兩國本是世仇，而項羽的身份又是楚國貴族，他所率領的軍隊，除了六國遺族臨時拼湊起來的之外，其嫡系主力則全是舊楚之人。而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政治立場和活動空間。所以說，關於定都之事，項羽並不能自專其事，他必須要考慮帳下將領以及故楚遺民的情感問題。
2，在反秦之戰中，作為正面戰場的主要負責人，項羽為了儘快滅亡秦國，往往極盡屠城之能事，而在秦將章邯等人投降之後，為了避免糧食枯竭和平息六國軍隊的怨憤之情以及消弭秦軍降卒所帶來的隱患，他又將秦軍二十萬人盡數坑殺。如此一來，試問，他又怎麼能定都關中呢？這不是把自己架在火堆上烤嗎？
3，相對於定都關中，彭城卻是他的根據地，是他的龍興之所。唯有定都於此，才可使他沒有後顧之憂，況且，項羽本人又是楚國貴族，這一尷尬的身份使他從起兵之初就被打上為故國報仇的烙印，迫使他只能團結楚人，而很難獲得其他各國諸侯的認同。
當然，不定都關中並不代表項羽不知道關中的重要性。所以，在分封諸侯之際，他強行將關中之地劃為三塊，分別封賜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和翟王董翳等三人。此舉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希望通過這種類似“三監”的方式，將劉邦永久性的困於巴、蜀、漢中。而另一方面，又何嘗沒有“分化形勢”，令三家彼此牽制、互為制衡的考慮呢？
不僅如此，在對於新都彭城的建設上，也可以窺測出項羽對地形地勢的重視，首先，鑑於彭城四境平曠、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客觀現實，項羽在分封之初，就有意識的將自己的心腹干將九江王英布以及臨江王共敖封在彭城的南部和西南部，以其強大的武力來拱衛王室。此外，他又強勢削奪魏王魏豹的部分州郡，並將東北部強大的齊國一分為三。如此一來，彭城天然的地理劣勢以及西楚周邊的強大威脅都被一一解除。再加上楚霸王千古無二的蓋世武力，天下諸侯終其一生也只能匍匐在項羽足下戰戰兢兢，磕頭納貢。若不是後來以“三秦困守巴、蜀的戰略規劃”突然崩潰，進而使劉邦佔據憑高凌下的地理優勢。彭城也不至於被劉邦突襲成功，而項羽的西楚霸國更不會因此而崩塌。
三：韓信北伐——逆轉楚強漢弱之勢的關鍵
公元前205年，在巴、蜀、漢中之地獲得充足補給的劉邦終於在韓信的輔佐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陷沒三秦，進而奄有關中之地。至此，號為“天府”的巴、蜀、漢中以及關中盡入劉邦之手，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肥沃的土地資源和豐厚的糧食儲備，使劉邦大軍完全沒有了後顧之憂。而這也就是劉邦在一次次慘敗後馬上能夠捲土重來的原因。就此一點，就已經是項羽所無法匹敵的天然優勢了。
公元前204年，經過數月休養生息，已將關中之事安排妥當的劉邦在群臣建議之下，以“為義帝舉喪報仇”之名，親率諸侯聯軍計五十六萬人，趁著項羽深陷齊國不能自拔的檔口，徑自偷襲楚都彭城，並一舉陷沒之，同年，聽說彭城被攻破的項羽，又親率精銳三萬人，星夜馳騁，縱兵大破正沉酣於醇酒美人之中的劉邦軍，倉惶逃竄的劉邦一路狂奔至滎陽，拒關而守，至此，楚漢之爭進入長達兩年的對峙期。
而就在楚、漢對峙滎陽、僵持不下的時候，饒有戰略意識的劉邦謀臣袁生，竟又創造性的提出“以滎陽為據點來牽制項羽，然後派韓信在北方開闢第二戰場，進而達成由北向南合圍項羽，聚而殲之”的戰略規劃。
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城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而袁生的這一計策隨即得到了劉邦的大力支持。而這也就是在此後的戰場上，無論戰事多麼危急兇險，劉邦都不曾下令韓信回師救援，而韓信也不曾略有表示，只是一味的攻趙、拔魏、亡燕、滅齊的原因。因為，只要能成功覆滅北方四國，那整個長江以北地區都將成為劉邦的實際控制區。然後在此基礎上，劉邦集團就能最大限度的整合北方資源，對其進行優質配備，並最終有條不紊的實施“以北打南、長驅直下”的亡楚之戰。而事情的發展也正如袁生所預料的一樣，在韓信打下齊國之後，一向強大的楚軍在面對漫長的北方戰線時突然變得捉襟見肘、疲於應付。而急轉直下的情勢又逼的項羽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主動謀求“中分天下、各自為王”的和解之策。
四：天時不如地利———遏住了項羽咽喉的南北地勢
“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古代善治軍者，無不以地形地勢為要。所謂堅城要塞，往往得其天險而已。有鑑於此，春秋時期的戰略大師孫武，甚至還專門在《孫子兵法》一書中特設“地形篇”一章，以此來專門討論地形地勢在行軍作戰、築城建關時的重要性。
換言之，北方四國的覆滅之所以會成為劉邦“由弱而強”的轉機，是因為自古以來，就存在於中國的南北之間的難以彌合的地域鴻溝。
1，就地形地勢而言，九州大地整體呈現“ 北高南低”“西高東低”的態勢，北方以平原丘陵為主，土地平曠，利於馬匹縱橫馳騁；南方則山川交錯、水網密佈，便於行船而短於馳馬。
2，就飲食生活而言，北方天寒，不耐水稻的種植生長，故此北人主要以麥食為主，往往人高馬大，體態雄健；南方則不然，此地氣候溫和，四季分明，極其適合水稻等農作物的種植，再加上水網密佈的緣故，南方百姓往往以魚米為主食。因此，在個頭上往往不如北人健壯，普遍較矮小。
3，就南北物產而言，北方善產戰馬，在冷兵器至上的年代裡，品種優良的戰馬就相當於今天的巨型坦克，一旦上場，勢必馳騁縱橫，如入無人之境。可這一戰爭利器卻又是北方所僅有的，南方的自然環境根本不足以培養出具有強大戰力的戰馬。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戰國時期的秦、趙兩國能夠迅速崛起；而兩宋時期卻只能被動挨打的原因。
綜上所述，正是這種南北疆域的巨大差距，使劉項之間的戰爭形勢被逐步逆轉，並最終導致項羽的覆亡。換言之，棄韓信、陳平、甚至范增而不用，都不足以成為項羽失敗的原因。所謂“天之亡我，我何渡為？”這句一貫以來被人們認作是項羽為自己的窮兵黷武、坐失天下找藉口而說的話，在我看來，卻恰恰是兵敗如山倒的項羽在認識到自己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時所發出的無奈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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