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流傳下來與關夏代有關的史料十分匱乏，所以歷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許多人懷疑

但是《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夏代世系與《殷本紀》中記載的商代世系一樣明確，商代世系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得到證實，因此《史記·夏本紀》中所記的夏代世系被多數學者認為是可信的。這樣，在考古學家對安陽殷墟、鄭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有了進一步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課題，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

古史學家依據文獻資料，提出有兩個地區可能是夏人的活動地區：

一個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縣和洛陽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區。因為傳說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大多同這兩個地區有關。1959年開始“夏墟”調查，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來在豫西、晉南開展了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標逐漸縮小。多數學者認為：以偃師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包括二里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和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對象，並對夏文化問題發表了各種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證據，學術界對哪種遺存是夏代文化還沒有形成共識。但是無論是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還是“二里頭文化”，均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它為最終解決這個問題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據傳宋代宣和年間臨淄出土的一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叔夷鍾（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後裔，齊靈公時任齊國正卿）

有銘文追述宋人祖業說：“……隙成唐，又嚴在帝所，溥受天命，刪伐夏司，敗厥靈師，以少臣惟輔，鹹有九州，處禹之堵……”也就是“威武的成湯，敬畏天帝，接受天命，討伐有夏，打敗其軍。在小臣的輔佐之下，囊括九州之地，佔有大禹之都。’這段銘文同西周以來文獻中關於夏和殷（商）是前後承替的兩個王朝、‘殷革夏命’的說法完全一致，成為兩週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鑑於記述夏王朝與夏商更替的文獻史籍沒有早到西周者，所以春秋銅器叔夷鍾恐怕還是無法成為“西周以來”或“兩週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

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屬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的字樣

銘文記述大禹採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並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規定各自的貢獻。在洪水退後，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崗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於平原。由於有功於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遂公盨的發現，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於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但文中並無“夏”的字樣，禹似乎還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這篇銘文似乎並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傳說最早的文物例證”。

並不是沒有找到遺址

根據眾多史料記載，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區，洛陽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也基本證實了這一點。 經碳14測定，二里頭遺址絕對年代，在約公元前1900年左右，相當於夏代，距今有4000多年的歷史，總面積為3.75平方公里，內有大型宮殿遺址。眾多

這樣，按理性的考慮，確證當時的王朝名稱為夏，或暫時不能確證或否定這一點，已經沒有原則的差別了。不稱其為夏，而稱為，比如，中國第一王朝，也沒質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