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訊】近日，當10歲的康納（Connor）和一個朋友在課間休息時，一群男孩找到他們一起玩個“遊戲”—— 測試他們倆是否感染了冠狀病毒。
據《時代》週刊報道，康納有一半的中國血統，他的朋友是中國人。康納的母親娜迪亞·阿拉姆（Nadia Alam）說，兩個孩子一開始也在玩這個遊戲，但是很快他們就感到不舒服了，因為那些男孩根本停不下來。
阿拉姆在一封給《時代》週刊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我真的不認為這些孩子的行為是出於惡意的，他們只是表現出了對現實情況的恐懼和無知。我兒子很生氣，但他沒事，孩子們也很後悔。”
然而，這僅僅只是一個小例子。
中國中部城市武漢的新型肺炎病例數量不斷增加，隨著媒體的大量報道，人們對亞裔的成見越來越多。
有些人在社交媒體上列舉了詳細的例子。比如，不要吃中國菜否則你可能會感染病毒，或者不要去唐人街之類的。這說明人們有在公共場所刻意避開亞裔，甚至在公共場合與亞裔進行對抗。
醫療人類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高級學者莫妮卡·斯科奇·斯帕納（Monica Schoch-Spana）說：“無論科學怎麼澄清，在歷史上總會有人指控與自己不同民族、種族或宗教背景的人是傳播病毒的罪魁禍首。”
社交媒體上已經出現了反對種族主義成見的運動。例如在法國，“我不是病毒”（JeNeSuisPasUnVirus）這一話題被廣泛討論。與此同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在一篇發表在Instagram平臺上的文章中，將“仇外主義”列為病毒傳播所造成的正常反應，這篇文章已經被刪除，該校也因此面臨巨大的譴責和質疑。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沒有立即回應《時代》的置評請求，但上週四（1月30日）該校在推特（Twitter）上發佈了道歉聲明。
在緊急情況下，社交媒體可能會加劇錯誤信息、種族成見和散佈恐懼等信息等傳播。而且社交媒體也造成了“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s），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與那些可能已經對各種群體存在偏見的人，分享不準確和種族主義的信息，只會加劇錯誤的印象。
社交媒體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此類疾病暴發時助長仇外心理蔓延了。
康納的媽媽、同時也是安大略省喬治敦市的一名醫生阿拉姆說：“我們在非典和埃博拉疫情中也看到了這一點。”
斯科奇·斯帕納也表示：“不幸的是，在歷史上，疫情暴發時，社會羞辱、責難和歧視是反覆出現的現象，在此期間，人們需要糾正過錯。”
她還補充道，這種種族主義的後果既有道德上的，也有醫學上的。她說：“在傳染病暴發的背景下，防止社會羞辱不僅僅是利他主義的一種形式。從歷史上看，這些群體中的人在有症狀時可能更不願意就醫。”
但是，斯科奇·斯帕納說，她最近注意到的另一種更積極的人類行為模式——即民眾正在積極反對種族主義，捍衛特殊群體的權益。
社交媒體還幫助人們分享經驗，提高人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認識，這是打擊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她說：“如果你縱觀歷次疾病暴發的歷史，就會發現每次都會有人崛起。例如在1918年流感疫情暴發時，人們開始自願將病人送往當地醫院、或向病人家庭運送食物。”
阿拉姆也決定在推特上分享她兒子的經歷。截至發稿時，已收到了3.13萬個贊和6.3萬個轉發。人們轉發分享、發表評論、還會講述自己身邊類似的事情。阿拉姆說：“我知道社交媒體是一把雙刃劍，但從我的推文來看，人們的反應是壓倒性的。這使我非常感動，也受到了鼓舞。人性真的很美。”
斯科奇·斯帕納建議每個人——無論是個人、政治領袖，企業或其他組織——都要對自己進行評估，分析自己對於冠狀病毒暴發的反應是否來自偏見。她說：“哪怕沒有疾病，仇外心理仍然存在。但人們需要理解，在流行病中，我們都是脆弱的，我們需要彼此。”
明尼蘇達大學移民歷史研究中心（Immigratio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主任、亞裔教授艾麗卡·李（Erika Lee）表示，當你想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言論之前、或者是想在公共場合進行什麼行動之前，都應該捫心自問，如果這個疾病在一個歐洲國家暴發，你會以同樣的方式做出反應嗎？如果你的態度立即改變了，那麼請你阻止自己做出那個糟糕的決定。（朱三景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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