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膽方案
蘇聯影片《小英雄》（後定名為《團的兒子》）是榮膺斯大林文藝獎的兒童片。影片敘述了一個被德寇殺害了父母的孤兒伐尼亞英勇機智地與德國侵略軍鬥爭的故事。譯製這部電影，是準備獻給解放後新中國兒童第一個“兒童節”的禮物之一。為了保證“六一”能在解放區各城市上映，必須在四月底以前完成對白錄音，以便廠審後，五月初送京審查，否則，後期製作——混錄（音、效、對白的合成）、字幕、洗印拷貝就來不及了。工作拷貝寄到上海已是三月初了，離“六一”只有三個月，離送京審查只有一個多月了！據說東影第一部戲《普通一兵》的譯製用了八個月。誠然，他們不僅沒有經驗而且是處於流動性很大的戰爭環境下工作的，我們比他們強多了，至少有他們的經驗借鑑，又處於安定的和平環境中，可根據我們當時的條件（一無設備、二無生產地方）究竟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譯完，誰也說不上來。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對白錄音必須兩個月內完成，大家的心情是緊張的，幹勁是十足的，就是在怕完不成，而又決心必須完成的精神狀態下投入了譯製。
譯製《小英雄》不僅是上影第一部譯製片，還是限時限刻的“突擊”任務。要在80年代，像這類影片只要復對完成，有個兩天便可高質量完成。可這是幾十年前的事啊！
《小英雄》的譯製導演周彥同志當時的想法是：“對一個翻譯蘇聯影片的導演，這對於我實在是一個陌生的工作。雖然我曾經去過一次東影向他們學習，但是沒有親自參加實際工作……沒能更加深入的瞭解到如何能做好導演的工作。”（《我這樣導演了〈小英雄〉》，1950年《上影通訊》創刊號，以下簡稱周彥文）確實如此，人家的經驗必須通過自己的實踐，才能更好的領會、消化和運用。同時，由於主客觀的條件不同，也不能生搬硬套。譯製組“所有工作人員的熱情都很高，都希望不僅僅在這次工作中摸索出一套經驗來，還要達到好、快、省這個原則。”（引自周彥文）
周彥導演在工作時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分配現有配音演員所配角色的問題。這部影片主要人物不多，但男主角是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兒——伐尼亞和他的同伴，其他多半都是德寇。導演擔心：“如果用兩個這麼大的小孩來配，恐怕不能掌握技術”（引周彥文），當時我組只有三女一男（即張同凝、姚念貽、陳松筠、邱嶽峰）這幾個人要擔任全片所有人物配音是絕對不夠的，但可以從上影演員組借啊，唯獨幾個小孩兒誰來配呢？真是絞盡腦汁！在大家一籌莫展之際，陳敘一組長經過思考後提出了一個大膽方案——讓大人配小孩子。具體建議：“讓姚念貽配伐尼亞，張同凝配他的小夥伴。”這個安排在今天並不稀罕，可在當時，的確是個大膽驚人的方案。經過試音，覺得還可以“冒充”得過去，就這樣定了下來。（引自周彥來信）
姚念貽
大人配小孩、女同志配男孩，姚、張可算是我國譯製片歷史上開天闢地的第一回。自此以後就屢見不鮮了。例如：話劇、電影演員史原曾在蘇聯片《鄉村女教師》中為童年普羅夫配音；配音演員聞兆煃曾為匈牙利片《懺悔》中為小男孩卡西、意大利片《生的權利》中小阿爾貝託、英片《霧都孤兒》中八歲兒童奧里爾、《孤星血淚》中童年匹普等配音；劉廣寧曾為《父子情深》中魯卡、《海島探寶》中勞兒、《張開幻想的翅膀》中五歲兒童、《鹿苑長春》童年主角等影片中男孩女孩配音；丁建華為《鐵道兒童》中姐姐女孩、《龍子太郎》中太郎、《誤解》中的哥哥、《我兩歲》中幼兒等男孩女孩配音；王建新為《愉快的假日》中帕斯卡、《熱帶叢林歷險記》中託尼、《女偵探》中郎熱等男孩女孩配音；李梓為《英俊少年》中海因切等許多男孩女孩配音。此外，程曉樺、曹雷也成功地為許多影片中男女孩配過音。東影老大哥，也早在50年代就這樣做了。老一輩配音藝術家張桂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曾為《一年級小學生》中瑪露霞、《丹娘》中童年卓婭、《青蛙公主》中華西麗莎、《最高獎賞》中安得列的男孩女孩配音。
為什麼大人配小孩（男演員配男孩、女演員配男孩女孩）能達到亂真的視聽效果呢？這決不是單純地模仿，也不僅僅是技巧問題，這裡（包括配其他年齡段角色）蘊蓄著配音演員向生活學習的艱辛而又特殊地創造性勞動。這一點常常被人們（包括同行中少數人和一些評論家們）所忽視，而被影片劇情、原片演員表演，是否配的主角所左右，不能客觀、準確地判斷某位配音演員配的好壞。例如：把配的音與原片演員的創作相比較，把一個配音演員配的許多角色放在一起比一比，就能品出他們所配的每一個角色，都具有不同味道。是性格化的配音演員，還是都一個調一個味的配音匠。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為《小英雄》男孩兒配音的演員定下來了，又從上影演員組借來了高博、溫錫瑩、陳天國，加上本組邱嶽峰等人，演員齊了。錄音師陳錦榮、擬音師袁立風、剪輯師韋純保，翻譯是陳涓與楊範合作，以陳為主。1950年3月20日上影翻譯組第一部譯製片《小英雄》工作組成立了！（“工作組”是當時的叫法。50年代初期，每譯一部影片除藝術、技術的創作人員外，都要單獨由黨、政、工、團臨時組成工作組，組的核心領導人員由本組選派，分工抓生產、生活、福利、競賽、訂立公約等政治思想工作。1957年建廠以後由於生產週期縮短，改為廠辦領導的統一性的長期組織——作者注。）上影廠領導出席並講了話，全組同志情緒高漲，都表了決心，氣氛十分熱烈。可是，單憑熱情不行，擺在他們面前必須克服的困難，還有不少啊！
（二）“游擊戰”
《小英雄》工作組成立之後，導演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沒有工作場地。前面講過了，上影翻譯組成立之初只有漢彌爾登大樓一間辦公室，一些簡單桌椅和新到的七本《小英雄》拷貝。這裡沒有放映機、銀幕、剪輯臺……凡譯製影片所必須的最基本的設備和排練間一樣也沒有。只能採取“遊擊”打法。由“陳敘一每天親自抱著一兩盒拷貝率領全組人馬，風雨無阻地今天到天道庵路一廠（原國民黨的中電一廠，解放後改建為上影一廠，後又改為技術廠、洗印廠——作者注），明天到金司徒廟二廠（原藝華影片公司，後被日寇合併到中聯，抗日勝利後國民黨接管，解放初，為上影的一個分廠，1957年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成立，這裡改建木偶片廠生產基地。後來又改建為美影廠職工宿舍——作者注），哪裡有空，就見縫插針借用兄弟廠放映間對口型、排戲，最後，再去一廠錄對白。”（引自周彥來信）
金司徒廟二廠原建築基礎很差，辦公室、化妝間都是在攝影棚內用木板搭起來的。從抗日前一直到解放，年久失修，破爛不堪，象一座殘破不全的古剎。就在這既陰冷又漏風的攝影棚一角有個用佈景片搭起來的簡陋“放映間”，為了避光、聚聲，四周掛著麻袋片，由於日久天長，麻袋片上全是灰塵，牆角兒上蛛網林立，又因長期不見陽光，棚內散發著一股強烈的黴味，令人窒息。裡面無靠椅，只有幾條長凳和長方臺，放映機是老式的“皮包機”“獨龍眼”（一種便攜式的老放映機，用燈泡發光，因為只有一架，故稱“獨龍眼”——作者注），銀幕是一塊白布四面用繩子吊著，風一吹，就呼扇呼扇的顫動，銀幕上就出現震動的波紋，看口型很費勁，一天（八小時）下來，感到腰痠、眼疲、嘴幹、舌燥、頭髮漲。到天道庵路一廠工作，條件比二廠好多了。“儘管工作條件極差，又要東奔西跑‘打游擊’……可是全體成員為了上影翻譯組創業，毫無怨言……”（引自周彥來信）他們想的是：“不僅僅在這次工作中摸索出一套經驗來，還要達到好、快、省。”（引自周彥來信）他們以苦為樂，一事有困難，大家想辦法，一人有困難，大家來幫助，《小英雄》的譯製工作，就在“游擊戰”中開始了！
（三）急煞人
陳涓、楊範兩位翻譯只用四天就把《小英雄》對白本譯完了。可演員拿來怎麼對也“對不上口型……翻譯、導演到全體演員對這一工作都沒有經驗……沒有發現這是哪兒的毛病，是臺詞長短不恰當呢？還是演員不能掌握技術呢？……一天下來連一段（那時一段就是一本，約一千尺——作者注）口型也沒對下來……”（引自周彥來信）。真是急煞人了！
1950年代上影廠翻譯片組合影
後排左起：蔣炳南、周彥、陳敘一、陳涓、姚念貽
前排左起：陳松筠、張同凝、楊範
後立：寇嘉弼
大家想來想去，想出了個辦法，就是用秒錶量。先量影片中人物講這一段話的時間，然後演員再把翻好中文的這段對話讀一遍，也是用秒錶量時間，兩下對照，看中文對白比原片對話長還是短。按量的時間差修改翻譯本。修改後再放原片對口型，結果是失敗了。因為銀幕上人物講話的節奏跟配音演員讀中文對白的節奏不一樣，分開來用秒錶量時分毫不差，到放原片一對誤差就很大了，在沒辦法中又有人想出個“好”辦法，即翻譯讀原文，演員讀中文，先把文字長短校正好，再和原片對。實踐結果，當然又是失敗。現在知道，這兩個辦法都不科學，因為脫離開原片人物講話時的感情、速度、呼吸、停頓等節奏，用翻譯讀原文，演員讀中文怎麼能行呢？採用卡秒錶更是白費勁兒。經過反覆思考終於捂出個道理，先請翻譯按原片演員講話的節奏和地位，在中文對白間劃出停頓記號，然後，演員再按此記號一句話一句話地對，翻譯一邊聽一邊校正。即使這樣，也發現有不少話錯位或長短有誤。小的氣口、停頓那時還是無法解決。“於是在排戲階段又回到搞劇本（口型本——作者注）階段。”（引自周彥來信）。
50年代初期，我們把“對口型、排戲”作為同一個工序，經過此次實踐，後來把對口型排戲分開改為兩道工序。
由於沒經驗，加上技術設備條件的限制，最初，把一本影片（一千尺左右）從頭到尾地放，演員一遍一遍地對著原片的人物對口型、排戲。一本戲一般要放十分鐘，片越長，演員記的臺詞越多，負擔也就越大。由於那時口型本臺詞不穩定，翻譯、導演要隨時改詞或刪補，記詞就更困難。演員的一雙眼既要看銀幕上的他或她的口型節奏，還要看中文臺詞，嘴裡還要配戲，腦子裡既要記住原來的詞還要記住哪些地方改過的詞，同時，還要用耳朵分辨、用心記住哪個地方的詞長、詞短和呼吸、停頓、情感、節奏以及導演對戲的意見，常常因片長、詞多，顧此失彼，思想一時空白，就白白浪費許多工作時間。記不清是那位聰明人建議：把一本分成小段，片短、詞少、負擔小、容易對情緒的掌握。可當時限於技術條件和對譯製藝術規律還不夠了解，只能把一本分成三、四段，而且有音效的地方還不能分、剪，剪得越多將來雜聲越多（音效要受影響），導演、演員、錄音師更認為剪得太短，情緒、語氣、音調等難於掌握銜接，所以每本只能分三到四段。平均每段約三百尺，這可比一千尺要少多了（隨著技術條件不斷的改善和對這門藝術製作規律的認識不斷提高，到1958年又有了新工藝上馬，每本可分成三十多段左右；到70年代可分四十來段，而且將無聲（沒對白）部分去掉；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了錄像帶就更方便了，想怎麼分、怎麼錄都成——作者注）。段是分短了，可是每段還有三百尺左右，雖然比一千尺少多了，但是要對準這麼長的口型，還是相當困難的。對那些難啃的口型，集中優勢“兵力”一起攻。經過十二天苦戰，終於把《小英雄》的口型對完了！當然，精確度不能和現在比，速度就更不能比了。可那時卻是全力以赴啊！
《小英雄》譯製過程還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難。如，“九、十兩本沒有原聲帶”，剪輯師韋純保與其他同志一起研究解決了；又如，一廠錄音棚回聲太大，錄音科同志放棄休假“在星期日動手搭了一個布棚”保證了錄音質量與速度。總之，克服了許多困難“從工作組成立到對白實錄完成，實際工作日是二十七天”（不包括翻本、對口型），如期完成了上影第一部譯製片任務。（均引自《上影通訊》1950年創刊號《小英雄》工作總結，以下簡稱總結）
周彥：《我這樣導演了〈小英雄〉》
（四）可貴的一步
《小英雄》於1950年4月29日通過組審、廠審，5月8日送北京，11日文化部審查通過，“六一”在全解放區正式公映了。譯製質量當然比不上80年代，就是與50年代晚些時候比，也不是“上品”，但貴在開始。他們是在“三無”（無場地、無設備、無經驗）的情況下，憑著對黨、對譯製事業的忠誠、信念，克服了當時難以想象的困難，盡全力爭取更好地完成了建國後第一個為中國兒童節獻禮的任務，這也是上海的第一部譯製片。
通過這次實踐，他們總結了五條改進工作意見，著重指出：“翻譯片最主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劇本，翻譯必須完成四大任務……在忠於原作，儘可能加工的原則下，必須做到語氣、動作、特寫的（近景的語言、節奏——作者注）精確化。然後由導演檢查，最後藝術加工……做到劇本發到演員手裡不再修改”（引自總結）。周彥同志從譯製導演角度提出了“分段排練”、“選擇演員的時候必須注意音色”等等（引自周彥來信）。在以後的實踐中均被證實是正確的。經過長期實踐、不斷改進、充實提高，使之更臻完善，形成了我廠一整套譯製片生產工序一直沿用至今，這套工序基本上保證了翻譯本做到忠於原片，少出或不出錯譯和儘可能準確地體現它的文學性、藝術性以及符合原片人物性格的語言口型節奏的“初對”編輯制；保證演員搭配恰當的廠審制；保證譯製質量，演員熟悉原片，導演闡述制；保證編輯配音貼切原片人物的聲畫鑑定制；保證出廠譯製片藝術質量完善的合成鑑定制等一系列，從實踐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又在實踐中行之有效地上譯廠的譯製工藝。
應該說，這第一步走的不錯。為上影譯製片如何提高質量和速度，提供了令人思考的、寶貴的、可借鑑改進的經驗與教訓。是值得記敘和紀念的。
姚念貽訃告 1958年
選自富潤生著：《譯影見聞錄：兼論譯製片配音的藝術》
閱讀更多 配音經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