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有很多值得紀念的東西，有很多值得關注和總結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最眩目的是中國的城市化。”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徐林表示，我國的城市化率由改革開放初1978年的17.9%，提升到了去年年底的58.52%，平均每年大概提高了1.02個百分點左右，中國的城市人口目前也超過了8億人。無論是一線城市、二線城市還是到西部地區，甚至比較偏遠的縣城去看，中國城市和城鎮的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徐林說，過去40年，中國城鎮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背後是城市公共服務和城市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中國的城市化也帶動了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大概2.7億的農民工實現了異地的轉移，他們從農業到非農產業就業，從農村到城市地區居住，這種轉移大大節省了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對經濟增長效率和增長質量都是非常有好處的。
有人認為，由於過去幾年中國農業勞動轉移的數量有所下降，中國開始出現了“逆城鎮化”的現象，對這種觀點，徐林表示並不贊同。他分析指出，會不會出現"逆城鎮化"的現象，是由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是不是還追求更高的報酬和更高勞動生產率的部門決定的，如果這樣來看，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現在還有2.7倍。如果把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公共服務的差距再包括進去的話，實際上這種收入和公共服務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
徐林表示，從農業勞動生產率和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差距來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大概只相當於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四分之一。按照人往高處走的規律，今後依然還會出現勞動力資源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從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轉移的趨勢。“這樣一種趨勢只要存在，我不認為中國在大的格局會出現逆城鎮化的現象。少數城鎮人可能出於對某種情結的考慮，到農村去居住，這批人的變化，不代表大的出現逆城鎮化的現象，所以我們對逆城鎮化的表達要保持一種警惕。”徐林說。
在徐林看來，黨的十九大提出要促進鄉村振興，今後政府肯定會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鄉村地區去改善鄉村的生產生活和公共服務的條件，這是出於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平衡城市和農村發展的需要。即便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離開了城市化的拉動，鄉村的振興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在城市化率還不到60%的情況下，就要實現鄉村大規模全面的振興，這是做不到的。所以目前推進鄉村振興必須有重點、有規劃、有節奏的來進行，做不到遍地開花。未來繼續帶動農民收入增長，提高整個經濟的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還是要靠城市化來實現。
徐林認為，我們未來的城市化要進一步改善制度建設，使城市化在過去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發展。城市化的動力來自何處？“我覺得未來城市化可能就要按照十九大的要求，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已經進城農民工的落戶及他們的家屬、子女的市民化。一旦這個問題能夠得到突破，可以想象，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比例還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在這一塊是具有巨大的空間的。”徐林說，當更多的農民工可以和他們家人在城市團聚的時候，他們可以形成對未來更穩定的預期，他們的子女可以接受更現代的教育，這對中國的現代化也是非常有好處的。
徐林認為，從農業的發展角度來說也必須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的水平。中國即便到了很現代化的程度，農業相對其他產業依然會是相對弱勢的產業，需要有政府的補貼。如果城市化水平不高，這樣的補貼機制是不可持續的。
在徐林看來，中國未來城市化的星火燎原還會走二十到三十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克服在過去城鎮化過程中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是城市治理，包括城市可持續方面發展方面的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的城鎮化之路可能會走得更加穩健健康，城市和農村發展會更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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