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岫，字蘋中、如意。書室名紫竹齋。一九四五年生，浙江紹興人。原新華社中國新聞學院古典文學教授。著名詩人、學者、書法家。現為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書畫院院委研究員，中國國家畫院院委研究員，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
中國書畫與文學的生命意識，相與依存，都起始於古遠。商自盤庚遷殷（前1401年），歷一千一百年後至秦王朝滅亡（前207年），其間文字書寫多“著於竹帛”，因難於遺傳保留，唯書契甲骨和鑄刻金石者不易腐朽，方得久存，故而莊重之特殊記錄，固非甲骨金石不可。這種“生命必逝”而“物傳不朽”的驚覺，應該是最早的生命意識的萌動。
如果透過商後期的貞卜文字（甲骨卜辭），商周秦漢傳世的青銅器鑄刻文字（金文），以及鏡銘、青銅印、陶器、甎瓦、帛書、石刻（石鼓文詛楚文）、竹簡（楚簡秦簡），甚至那些留跡於玉或石片上的“朱墨書字”，我們都不難觸摸到這種生命意識的顫動。這些實物是偉大的歷史存照，它們形象地述說著民族文字源頭的衍生和發展，也傳遞出欲借“物傳不朽”的文字以延綿記功銘史等生命存在價值的意願。十年前，當筆者開始從這個解讀角度去留意這些偉大的歷史存照時，時常會想起思想家墨子（前468？至前376？）相關的醒世恆言。因為這些“物傳不朽”無疑隱秘著對生命價值認識的情感波瀾，所以，不但足資印證墨子《非命下》所言“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又《貴義》所言“古之聖王欲傳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還可以睹物感懷，聞聲發義，讓後人聆聽到數千年前先民對生命短暫的無奈慨嘆。
這些慨嘆在詩歌文學中的迴響，就是後來楚之屈原在《離騷》中強烈表達過的“歲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漢曹操的“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和曹植的“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的無盡哀婉。比較起來，唐李白《將進酒》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更像是一聲直白的吶喊，面對萬年奔流如斯的黃河，時空對比，確實難免因時間知覺引發人生價值的沉重思考和功業未盡的痛楚無奈。無論後人解讀感悟與否，生命意識都是一種客觀存在。
《庾開府全集》 道光大開本
文學如此，更況書畫？若援書法經典為例，最牽扯古今文人因生命意識傷懷的，不妨首舉唐褚遂良行書北朝周庾信的《枯樹賦》。
東晉大將軍桓溫（312—373）北伐，經金城，見當年所值柳樹已經十圍而泫然流涕，陡生感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生始死歸，本屬今古同憾，道理雖然簡單，但讓桓溫一說，忽地點醒千秋的生命意識，很是了得。桓溫逝後約一百六十年，北朝周庾信借桓溫此事，又著《枯樹賦》哀嘆自身流離。這一嘆，又傷慟千秋，令無數顛沛流離的南北遊子共鳴不已，由是更加了得。至唐，大書法家褚遂良（封河南郡公）以行書書《枯樹賦》，四十四行，四百六十七字。五百年後由元趙孟頫補圖。“此賦（本）有名江左，得（褚）河南書，可稱兩絕”，已屬精彩。不料後世如趙孟頫、董其昌、姚孟起等大手筆，情動於衷，又臨習褚本不已，由是臨本刻帖傳世，文脈書香傳播海內外，遂更加精彩。如此異代接力書寫，傷情各異，然鍾情終歸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亦堪稱吾國書法史中的一個美妙難得的例外。
東晉大將軍桓溫掠思一過，留下的“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在彈指千秋中演繹出多少綿綿不盡的思路花雨，也賺足了多少文化人傷情的玉筯珠淚。如果沿回溯之，細味歷史上那些相關的詩文書畫，其實都繞不開一個生死依戀的話題。在古今彪炳史冊的重要文家之中，筆者認為，最值得關注的是詩人毛澤東對《枯樹賦》的眷戀和厚愛。
褚遂良《枯樹賦》墨拓
毛澤東喜歡讀庾信的詩賦，由來已久，曾經多次對庾信作品作過公開評價，而且一向自恃法眼，以為真知庾信者莫過於己。他好像不大以老杜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為信條，倒是更願意接受清代王夫之“六代有心有血者，唯子山（庾信）而已”的說法，所以每將文學成就難分軒輊的江淹與庾信作比較時，他總是充滿詩人的感性氣質，更加肯定庾信。毛澤東評論庾信說過：“南北朝作家中，妙筆生花者遠不止江淹一個，庾信就是一位。”所以，筆者每次翻檢庾信詩賦，很容易想起毛澤東對庾信《枯樹賦》的眷戀和厚愛，覺得文學的情緣通得古今，大約存在著一條直通心靈的神秘時空隧道，未必需要多大的理由，也不會在意地位的偉大平凡，喜歡就是喜歡，真的心甘情願。
毛澤東為何讚賞庾信，以至在情感上異乎尋常地生生依戀？如果欲做深入研究，至少應該先從庾信的北國之行入手，似乎才有可能解開隱藏在這個情結後面的“生命意識”。此事須從兩截說下，方得周全。
南北朝時期，南北文化交流不夠，多有隔山不聞聲響的偏見，加之文學的中心長期在南不在北，故南北文人皆各自壁壘，蔑視對方才子。庾信初至長安，北人很輕視這位來自南朝宮廷的大詩人。庾信遂將得意之作《枯樹賦》示之，竟然鎮住了北人，“自後無敢言”，於是北人想聽聽南人對北方文士的評論，又請教“北方文士何如”，庾信就此揚眉吐氣，高聲言道：“唯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意思是北朝老文家中只有溫子升的《韓陵山寺碑》尚可共語；善書者（書法家）呢，只有薛道衡、盧思道二人稍解文章筆法，餘則驢鳴狗吠，不過發些聒耳噪聲而已。這一頓狠貶，倒逼出北人的恭敬來（事見《朝野僉載》《太平廣記》等）。後來，庾信充作“咸陽布衣”，在長安滯留二十七年，於隋朝開國的開皇元年（581）逝世。
無獨有偶，三年後北方的薛道衡出使陳朝，在南方度歲，新年正月初七作《人日》一詩，方出“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二句，南朝人嗤笑說“是底言（這是什麼話啊）！誰謂此虜解作詩（誰說這個臭小子會作詩啊）”，待薛道衡後兩句“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出來，南人遂大服，讚道“名下固無虛士”（事見《古詩紀》《五總志》等）。
庾薛二人的南北之行，事堪彷彿，對文化中心的南漂北移大有關係。湖南籍的毛澤東飽讀詩書，焉得不知？他看重庾信，一則庾信才高八斗，其“清新老成”（杜甫評價）的辭賦風格恰合毛澤東的審美趣味；二則南人寓北的遭遇，毛澤東也有設身處地的體會，如此異代的情投意合，也是一段難得的文學機緣。
根據記錄，毛澤東最早談論庾信作品是在1949年3月國共兩黨會談期間，當時周恩來假座頤和園設宴招待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宴會後，雙方話題轉到魏晉南北朝文學，毛澤東順口唸出了庾信《謝滕王賚馬啟》中的一段，“柳谷未開，翻逢紫燕。陵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還對邵力子開玩笑說“（庾信）他還能認幾個字吧”。因為對方和談代表頗多高層次的文化人，毛澤東說得幽默，但話中有話，綿裡藏針，邵力子等都心領神會。
庾信的代表作中最精彩動人的，除了《哀江南賦》，就是《枯樹賦》。毛澤東最愛讀誦《枯樹賦》，甚至爛熟於心，而且每背誦一遍猶自動情不已。1951年，當彭德懷向他彙報完毛岸英犧牲經過後，他站在窗前久久凝視院中的垂柳，低聲吟誦的就是庾信的《枯樹賦》。1975年毛澤東曾讓江青把清人註釋的《枯樹賦》送至中南海大書房；1976年周恩來、朱德相繼故去，毛澤東病重臥床時仍在背誦《枯樹賦》，“直到他不能講話為止”。當時，他讓張玉鳳讀了兩遍《枯樹賦》後，自己又情不自禁地背誦起來，他一字一字艱難地誦讀到賦的最後，“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以上參見《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1992年長江文藝出版社版，又見《毛澤東評點歷代王朝》，2011年6月山西人民出版社。）
歲月流逝，天地無奈。人生縱有百年之久，“朝如青絲暮成雪”，也不過朝夕之間。事有未竟，生命老去，迴天無力，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當人生已經步至生命的邊緣時，猶如朝日夕暉，花開花落，縱有回眸顧藉，那難以領略的苦澀，卻是中國文化人以詩意感受生命最後的一道風景境界。
人生幾何？一路走來，殊多不易，難免風雨顛沛，人事摩擦，坎坷不斷。無論偉大或是平凡，沒有文學的人生，太過寂寞；待峰迴路轉，人生將盡時，如果還有至愛的詩詞歌賦可以相攜相送，亦堪寬慰感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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