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談拿破崙戰略失誤的背後
蕭乾夫人文潔若在《我與蕭乾》和《一生的情緣》兩本書裡都談到，“文革”中，毛澤東想看法國福爾寫的《拿破崙論》，此書無中譯本，急著找人從英文翻譯。有關部門便找到了蕭乾，把他從“五七幹校”調回北京，幾個人夜以繼日地趕譯，大致一週的時間就出了大字本，送給毛澤東閱讀。此外，毛澤東當時還另外囑印過一種兩函十七冊的線裝大字本《拿破崙傳》，供領導幹部參閱。
據粗略統計，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談拿破崙，不下40次。在不同時期，對拿破崙的評價側重點有所不同。
早年，他把拿破崙視為“有大功大名”的“豪傑”，認為與“德業俱全”的“聖賢”尚有差距。1919年，他還在文章中多次以拿破崙侵入德國，而德國後來攻入巴黎的史實，來說明兩國曆史上曾怨怨相報，以此提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法國，對戰敗國德國不要相逼太甚。
延安時期，他很注意拿破崙在軍事上的成敗。他認為，拿破崙指揮的多數戰役都是以少擊眾、以弱勝強，戰略戰術運用得當；同時提醒人們注意，拿破崙最後的失敗，西班牙、俄羅斯的游擊隊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些認識，無疑是立足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經驗和抗日戰爭的戰略需要。
毛澤東晚年讀談拿破崙，關注的重點，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歐洲各國的干預和包圍，特別是拿破崙打破包圍後，反過來稱霸歐洲，侵略他國的戰略失誤。
就歐洲各國干預和包圍法國這點講，不能不讓人想到中國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所處的國際環境。在南邊，我們抗美援越，跟美國人打；在西邊，中印邊境打完自衛反擊戰後，同印度關係很緊張；在北邊，中蘇交惡，爆發珍寶島戰鬥，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還陳兵百萬；在東邊，又有臺灣當局要“反攻大陸”，局勢同樣緊張。這些，不能不使毛澤東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憂慮不已，感到威脅。即使外國人也看到了中國所處的這種不利的周邊環境，並且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處境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情形聯繫起來。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說到法國大革命“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時，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便直接比喻說：“當時我們被包圍的形勢比現在中國被包圍的形勢還要嚴重，整個邊界上都是武裝的軍隊。”
毛澤東肯定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打破歐洲五次反法聯盟的正當性，但拿破崙後來超出為捍衛革命成果而戰的範圍，去侵佔別國領土，性質便發生了變化。雖然多數戰役的勝利不斷增強了法國的地位，但始終無法實現獨霸歐洲的目標。
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又明確講，“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蘇聯野心很大呢。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隨即和蓬皮杜談起拿破崙稱霸歐洲而遭受失敗的具體情況。這事實上是直接把拿破崙稱霸的國際戰略和蘇聯當時的國際戰略直接聯在了一起。
從1968年到1973年，毛澤東10多次同外賓談到拿破崙國際戰略失敗的教訓。其核心觀點，是下面兩段話——
他（拿破崙）是偏要侵略別的國家的。他吃虧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樹立了太多的敵人。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同他作戰。法國當時的人口是2800萬，這是講法國本土。當時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意大利，都被他佔領了。後來他還佔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以前還佔領過埃及和敘利亞。他佔領得太多了。樹敵太多。（1968年6月21日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談話記錄）
後頭拿破崙佔領了差不多整個歐洲。此人後頭犯了錯誤，政策也是不大對了。第一是不該去佔那個西班牙，第二是不該去打俄國。……拿破崙還犯了一個錯誤。他的海軍比英國弱，跟英國打了一仗，就被消滅了。（1972年7月10日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
有對歷史的總結，有對英雄的惋惜，更有立足現實國際關係的考慮，透露出中國受到當時霸權國家威脅的一種特殊心境。什麼心境呢？1972年7月10日同法國外長舒曼討論拿破崙失敗時說的一段話，或許傳遞出一些消息——
你讓人家來，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現在我是事後諸葛亮。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又沒有當他（拿破崙）的參謀長。我是打過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幾年仗。所以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
顯然，毛澤東晚年讀談拿破崙“四面樹故“的侵略政策，同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衝突後面臨的戰爭威脅有關，也同他思考相應的國際戰略有關。“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所指再明顯不過了。1970年代初，正是全國落實他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應對措施，大搞防空洞建設的時刻；也是他著手改善中美關係，實現聯美抗蘇這一重大戰略轉變，和一批西方國家開展外交活動的關鍵時刻。從強大的拿破崙軍隊的最終失敗中，毛澤東看出失道寡助的歷史規律，彰顯出中國不怕霸權國家侵略威脅的信心。
關於“評法批儒”和“評《水滸》”
“文革”後期，毛澤東著眼於複雜的政治現實，越來越多地把閱讀視野投向歷史文化，思考歷史和現實的關聯。
“九一三”事件發生，按那時風氣，必然引出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即林彪在“文革”中所為，屬於極“左”還是右？說其極“左”，可能意傷“文革”；說其屬右，道理上似又講不通。由此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著“形左實右”。這樣的右，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極右。這樣講，比較符合當時的政治思維習慣。
事也湊巧，從林彪的住處發現他抄有“克己復禮”之類的孔子語錄；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也把毛澤東說成是“當代中國的秦始皇”。這就為批判林彪的“形左實右”提供了依據，引發毛澤東把現實問題和歷史文化聯繫起來思考，進而把對儒法兩家的評價推到討論的焦點位置。因為提倡“克己復禮”的孔子從理論上代表儒家，秦始皇從實踐上代表法家，他們的歷史發展觀是不同的。一個向“後”，一個向“前”，用今天的說法，恰如一“右”一“左”。
事實上，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讀談中國思想史，就表達出“揚法抑儒”觀點。“文革”中，這個觀點越來越鮮明。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他明確講：“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麼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的書），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還對在場的郭沫若說：“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麼贊成。但是，在範（文瀾）老的書（《中國通史簡編》）上，對於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
把“評法批儒”同“批林整風”聯繫起來，是1973年點的題。這年8月5日，毛澤東同江青談到：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這期間，他還寫了《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這篇史論，闡發了設置郡縣、廢除分封、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屬於偏向秦始皇的法家一路。毛澤東讀之，聯想到郭沫若《十批判書》中“揚儒抑法”觀點，寫詩“呈郭老”，也屬自然，似不關涉現實中對郭老的政治定性。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是毛澤東一生寫的最後一首詩作。以“揚法抑儒”為主題封掉詩筆，也引人遐思。在毛澤東看來，當時中國的發展，似乎也存在著相似的選擇：是像法家那樣厚今薄古，“法后王”，向前看；還是像儒家那樣厚古薄今，“法先王”，向後看。林彪要“克己復禮”，步孔子後塵，顯然是要復辟倒退。這就涉及怎樣評價“文革”這個大問題了。“文革”後期，從“批林批孔”發展到“評法批儒”的基本邏輯，大體如此。
“評法批儒”運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4年6月中旬，江青讓中央辦公廳把好幾篇評法批儒文章印成大字本，送給毛澤東閱讀。其中包括：梁效《論商鞅》、燕楓《孔丘的仁義道德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廖鍾聞《尊儒反法的〈辨姦論〉》、鄭教文《儒家的仁——陰險狠毒的殺人術》、慶思《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想家李贄》等。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幾次談話中，還說到：“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這些要求，整理進了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發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也公開發表了。
與此同時，毛澤東讀《水滸傳》發表的一個談話，也在當時發生了重大影響。1975年8月13日晚上，他同請來讀書的蘆荻談到：“《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個談話，主要是表達毛澤東閱讀《水滸傳》的一些體會，反映他晚年閱讀此書，特別關注梁山起義軍最終投降朝廷的悲劇。他“文革”前讀談《水滸傳》，基本上沒有從這個角度議論過。這個變化，是從“文革”後期開始的。1973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第一次提出，“《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1974年又說，“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1975年集中評價《水滸傳》，根本點是要求把這部小說“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關注《水滸傳》的投降悲劇，不能說和毛澤東晚年對現實的憂慮沒有關聯。但是不是要搞成全國性的“評《水滸傳》”運動，那倒也未必。姚文元等人無疑是藉機造勢，把批判矛頭引向黨內高層的所謂“走資派”，把毛澤東閱讀《水滸傳》略帶現實憂慮的評論，極端地引向政治現實。特別是江青，無端大講評《水滸傳》的現實政治意義，甚至說宋江架空晁蓋，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
評《水滸傳》，不其然間同中央領導層的政治分歧掛上了鉤。其中的詳情，當事人鄧小平1977年9月29日同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談過。他說：
那時他眼睛不好，找人讀書，有一次找人讀《水滸》，在讀的過程中毛主席有些評論……並不是針對哪個人的。後來，“四人幫”歪曲毛主席評《水滸》的意思。一九七五年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江青以批《水滸》為名，實際上就是批“民主派”“走資派”和“投降派”。她想借此名義轉移會議方向。我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聽了我的彙報說：簡直放屁，文不對題，不要聽她的話。我馬上打電話制止了。“四人幫”就是幹這種事情。他們說宋江奪權把晁蓋架空，實際上他們首先是說周總理把毛主席架空，後來又說我把毛主席架空。這完全是“四人幫”自己製造的。
江青的發揮，顯然已超出毛澤東評論《水滸傳》的初衷，引起他強烈反感。此後，“評《水滸傳》”的熱潮便自然歇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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