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古今中外的大師往往都是扎堆出現的，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唐朝的詩人，宋代的詞人，歐陽修身邊的文人，民國初年的大師，古希臘的哲學家，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阿根廷的數學家，波爾的學生...這些人才創造的經典，有的跨越千年，成為後人難以逾越的高峰。人才爆發背後的原因不難發覺，那就是他們所處的時代非常特殊。
今天我們所講的西南聯大也是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
抗日戰爭期間，國難當頭，每一個熱血的愛國青年都渴望用一腔熱血保衛國家，渴望去為國分憂，正是在這股愛國情懷的原動力下，促使當時的學生髮奮學習，教師不拘一格，傾其所有的教導學生。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號召“一面抗戰，一面建國”，這是一個正確而又艱難的方針。抗戰已經耗盡了黃金十年積累的那一點微薄的積蓄，在這日益困窘的境況下還要拿出一部分作為教育資金確實很難。但這在之後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在抗日戰爭期間成長起來的學子，不管是跟隨國民黨退居臺灣，還是留在中國內陸，都成為了國家的棟樑，為建國貢獻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西遷路上的聯大師生
1937年7月7日發生七七事變，隨後日軍攻佔北平、天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之後不到一個月裡，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便接到了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要求三校遷往長沙組建臨時大學。北大、清華、南開便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西遷之路，其中的艱辛不用言說。同年11月1日，這三所國立大學在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組成了西南聯大的前身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學僅一個月後，日軍在長江沿線步步緊逼的態勢，隨時會進攻長沙，聯大師生們以兩路繼續西遷，一路翻山越嶺3600公里，一路抵達沿海，乘坐海船西退。在1938年2月遷入雲南昆明，同年4月2日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正式開課，至1946年5月4日，舉行結業典禮，7月31日宣佈結束，設立時間共8年整。期間，就讀學生不過8000人，畢業學生2000餘人，條件簡陋，生活艱苦，但卻培養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三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6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朱光亞、鄧稼先、王希季，近百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在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工程技術、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有不少西南聯大校友成為業務和政治骨幹。在臺灣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聯大校友，也不乏其人。
馮友蘭手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
聯大校長梅貽琦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在西南聯大的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梁思成夫婦來到昆明後，梅貽琦請梁思成為聯大設計校舍。梁思成欣然應允，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一箇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然而當梅貽琦看到後，苦笑著否定了這套方案，因為沒錢，當時軍費都緊張，不會有多餘的錢拿來蓋校舍。梁思成只好修改方案，這方案一改再改，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平房最後變成了茅草房。修改到最後一稿，梁思成都哭了，哭的好傷心，並不是為他的方案被否，而是為了這個國家。半年以後，在原先空蕩蕩的校園裡起了一座座低矮的茅草舍，西南聯大就是在這裡度過了最艱難的八年。
梁思成屈才蓋茅草房
西南聯大雖然沒有高樓，但是大師的質量確實無與倫比的，而且用人不拘一格。讓我們先來管窺一下西南聯大彼時的師資。在歷史系任教的教師有：陳寅恪、姚從吾、毛子水、劉崇鋐和錢穆；哲學系有湯用彤、馮友蘭、賀麟；中文系有聞一多、朱自清、劉文典、羅常培、羅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許維遹、餘冠英、楊振聲；外語系有梁實秋、錢鍾書、吳宓、王佐良；經濟學系有陳岱孫、陳達、李卓敏、趙迺摶、秦瓚；政治學系有張佛泉、崔書琴、王化成、張奚若、錢端升、王贛愚；法律學系有燕樹棠、蔡樞衡、費青；社會學系有潘光旦、費孝通。燦若星河，不可具表。
梅貽琦主張“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因此“自由”和“嚴格”成為聯大的鮮明性格。
聯大有意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從課程設計到導師，但學校規定，文法學院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學科，而不論文理工，所有的學生都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
聯大提倡師生平等對話，啟發式教學，允許學生跨學科、跨專業自由選課。當時每個學年開始，教務處公佈全部課程，大量的課程單把好幾面牆都貼滿了。學生一連幾天都在課程單面前擠來擠去，記下自己要選的，想聽的課程，學生跨系聽課蔚然成風。
對於教員和學生，聯大提供最大的空間。教師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面，幾乎擁有全部的主動權。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照教師的講義來答卷，意見與教師相左，只要有根據，也可以拿高分。由於每門課都有兩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時授講，學生可以自己挑選老師。有一年，聞一多、遊國恩和羅庸三位教授各自講授《楚辭》，而青年教師唐蘭和彭忠鐸也開了這門課。老師之間有如“擺擂臺”一般，各自拿出絕活，吸引學生聽講。在校方看來，這樣的安排，既可以促進教師的良性競爭，也可以激勵學生獨立思考。
聯大課程的另一大特色是，老師可以根據新的研究成果或基於國際學術新動向而開課。而且，由於三校雄厚的師資，即使是隻有幾個學生選修的極為冷僻的專業課，也能堅持下去。著名古典文學家季鎮淮曾在1942年暑假後選修過朱自清講授“文辭研究”這門課程：“聽課學生只有二人，一個是王瑤，原清華中文系的復學生；另一個是我，清華研究生。沒有課本，上課時，朱先生拿著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抄材料，抄過了再講，講過了又抄，一絲不苟，好像對著許多學生講課一樣。”
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聯大辦學八年，近八千名學生通過了入學考試，但僅有3800人畢業。聯大對教授的要求也是極嚴的，無論多有名的教授都親自給本科生上課。但對其言行有損為人師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時，大考小考不斷，要求極其嚴格。比如理學院，計量時發生誤差意味著會丟掉50%的分數，方法錯誤就等於交白卷吃零分。
聯大師生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學習，但是在物質生活上確實一貧如洗。
吳大猷是西南聯大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的恩師，早年留學於美國密歇根大學，東西方許多物理學家們在走上諾貝爾物理學獎領獎臺時，常會不約而同地想到這位從未去過斯德哥爾摩的東方物理大師。吳大猷的妻子患有嚴重的肺病。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吳大猷聽說喝牛肉湯可以治這種病，便每天到菜市場買牛肉來熬湯，送到女生宿舍給他這位女友當藥喝。吳大猷的執著打動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國後兩人結為終生伴侶。然而到了昆明，吳大猷的薪水，再也無法每天買牛肉熬湯了。為了病妻的身體，有時吳大猷不得不化裝成貧民，到菜場去撿拾剩餘的牛骨頭，回家給妻子熬湯。當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動，常常將一些牛骨頭替他留著。
1942年，校長梅貽琦家裡有時也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飯吃。校長夫人韓詠華想找份工作，但作為當時中國第一校長的梅貽琦，不肯利用職權為妻子謀利。教務長潘光旦的夫人給她出了個主意：“詠華，你做的米糕，我們家大人孩子都喜歡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門賣米糕算了。”袁復禮教授的夫人也點頭贊成。三人真的做起了賣米糕的生意。韓詠華說：“如果不是為了抗戰，我們何苦受這份罪。這糕叫定勝糕，這是個吉祥的名字。我們瑞在糕上寫點字吧。”袁復禮夫人總有辦法搞到當時緊俏的廉價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貽琦夫人親手調製蒸熟，用紅糖漿寫上“一定勝利”四個字，夫人們自己提著籃子到街上叫賣。
定勝糕在昆明街頭銷路很好。開始的時候，韓詠華不願別人知道她是西南聯大校長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鏡，脫下旗袍，換上從農民手裡買來的藍布裝。可白皙的皮膚、鼻樑兩側深陷下去的眼鏡凹印，還有那明顯帶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話，都瞞不了人。久而久之，不僅聯大校園裡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這位走街串巷賣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學校長的夫人，而定勝糕的名稱也就此傳開了。
1938年，華羅庚結束在英國劍橋大學的進修，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經過千里跋涉，終於在距故鄉千里之遙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來杳無音訊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聯大教學系任教，剛開始，一家六口人與聞一多一家八口人合住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廂房裡。後來因為實在擁擠不堪，華羅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用最便宜的價錢把牛圈上頭用來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他們一家人住上面。
數學大師華羅庚以其驚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著殘腿，跋涉十幾裡地回家，伏案於牛圈的樓棚，潛心於他的數學專著和論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癢癢，常常搞得整個樓棚地動山搖，人坐在樓棚上，那感受就象喝醉了酒一般。蚊子成群的在牛圈飛舞，蝨子跳蚤也來吮吸大師的血液。在這樣的條件下，華羅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著數學題。從1938年到1945年這短短7年間，華羅庚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攻克了十多個世界數學史上的難題，寫出了《堆壘素數論》和《數論導引》兩本專著及十幾篇論文，僅公開發表的論稿就達百萬字之多。
然而，就是在如此極端難苦的情況下，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奇蹟”：1942年10月聯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聯名致函校領導，拒絕教育部發給自己的特別辦公費。正是在這種家庭生活極端貧困的情況下，聯大25位擔任系主任的教授，毅然拒絕接受特別辦公費，真是高風亮節！
西南聯大的師生在困境中不折不撓，以自由嚴謹的治學態度，正氣凜然的氣節，完成一個偉大的壯舉。今天的我們也不必對現在的大學感傷，西南聯大是那個時代下的產物，不是今天的清華、北大、南開或者雲南師大中的任何一所，它就是西南聯大，它承載的是當時時代下，中國有志青年為祖國救亡圖存下的不懈奮鬥史，一如聯大校歌所述：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梅貽琦宣佈聯大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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