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帶有轉折點性質的重要歷史事件。毛澤東曾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嚴重步驟，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而對日採取絕對“不抵抗”政策，依賴並乞求國際聯盟的所謂“國際公理之判決”，從而招致東北三省的迅速淪陷。張學良完全徹底執行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方針，使東北軍大部不戰而退，或不戰而降，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自衛戰爭，是中華民族奮起抵禦外侮的民族解放戰爭。
1868年明治維新後，具有深厚軍事封建傳統的日本，效法西方，“脫亞入歐”，實行資本主義改革，在促進近代化發展的同時，迅速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制定了以侵略中國、朝鮮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是其近代歷次侵華的繼續。
從明治維新開始的70餘年間，日本窮兵黷武，發動和參加了一系列侵華戰爭，按其階段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開啟侵華戰端。1874年，日本侵犯中國領土臺灣，隨後又強行將中國的藩屬國琉球併入日本版圖，從而完成了對華戰略試探。第二個時期，擴大戰爭規模。1894 年，日本發動了大規模侵華的甲午戰爭（史稱第一次中日戰爭）。日本迫使戰敗的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強佔了臺灣全島及其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等中國領土，攫取了鉅額戰爭賠款和一系列在華特權，其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急劇膨脹。第三個時期，夥同列強侵華。1900年，躋身於帝國主義行列的日本作為主力參加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通過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獲得了在中國京、津等地的駐兵權。1904年，日本為同俄國爭霸東亞，在中國東北發動了歷時19個月的日俄戰爭，奪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南部的權益。第四個時期，蓄意獨霸中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藉口對德宣戰，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1915年日本公然提出獨霸中國的“二十一條”。1927年日本內閣召開東方會議，炮製“田中奏摺”， “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制定了獨佔中國、稱霸世界的戰略構想。為加快實現獨佔中國的既定目標，日本軍國主義於1931年製造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動了長達14年之久的侵華戰爭（史稱第二次中日戰爭）。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帶有轉折點性質的重要歷史事件。毛澤東曾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嚴重步驟，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而對日採取絕對“不抵抗”政策，依賴並乞求國際聯盟的所謂“國際公理之判決”，從而招致東北三省的迅速淪陷。張學良完全徹底執行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方針，使東北軍大部不戰而退，或不戰而降，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一、關東軍制造九一八事變，發動局部侵華戰爭，東北迅速淪陷
為了尋找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藉口，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條湖事件”，爾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進而對中國東北地區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這就是歷史上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9月18日夜晚10時20分左右，關東軍所屬獨立守備隊駐柳條湖分遣隊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國軍營——瀋陽北大營外六七百米的柳條湖（瀋陽與文官屯之間）鐵路段，點燃了預先安放在鐵軌下的炸藥。隨著一聲爆炸巨響，一段31英寸的鐵軌和幾塊枕木，頓時變成碎片飛到空中。以爆炸聲為信號，各守備隊日軍按計劃分別向瀋陽城中國駐軍發起進攻。23時46分，日本特務花谷正少佐以其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名義，向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份電報，誣稱：中國軍隊在瀋陽北部北大營西側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正在衝突中，云云。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長石原莞爾等人接到電報後，一致認為，此時是日本“訴諸武力，解決滿蒙”的“絕好機會”。當即決定，按預定計劃，迅速將主力集中到瀋陽，先發制人，“懲罰中國軍隊”，佔領東北三省。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蓄意炸燬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圖為柳條湖事件現場。
與此同時，駐東北各地的日軍部隊以閃電般的速度，逐次向瀋陽、長春、四平街和公主嶺等地的中國駐軍開始攻擊。以本莊繁、石原莞爾等法西斯軍人的侵略行徑為開端，日本軍國主義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第一把戰火。
當時，東北軍的廣大士兵及下級軍官均感到憤慨萬分，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軍，並且也在他們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作了某些無組織、零散的抵抗。
9月18日夜，當日本侵略軍突然襲擊中國東北軍駐瀋陽北大營第7旅時，因旅長王以哲不在軍中，參謀長趙鎮藩當即一面下令部隊進入預備陣地，一面給王以哲家打電話，並用電話直接向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報告。榮臻命令：“不準抵抗，把槍放在庫房裡，挺著死。”日軍已從西、南、北三面逼近北大營營垣，情況異常危急。趙鎮藩即令所屬部隊利用日軍前進遲滯的間隙，從南、北兩面出擊，以掩護非戰鬥部隊由東面撤退，在9月18日夜晚，與日軍混戰至下半夜3點多鐘。
又如，9月19日上午，長春市的日軍突然襲擊城郊寬城子和南嶺方面的中國駐軍。當地中國駐軍士兵及下級軍官奮起抵抗，給予日本侵略軍以迎頭痛擊，斃傷日軍155名，其中死將校軍官3人，兵64人；傷將校3人，兵85人。至當日下午3時許日軍佔領了寬城子。後在吉林軍署參謀長熙洽“毋須抵抗”的命令下，含憤撤退，長春於19日22時許陷落。
長春戰鬥，連同11月的黑龍江馬占山部的嫩江橋抗戰，給日本侵略軍予嚴重打擊，中國人民由此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此後，東北義勇軍、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等抗日武裝，在白山黑水之間風起雲湧地廣泛開展游擊戰，展開了長達6年之久的局部抗日戰爭。
至19日5時30分，日軍佔領北大營。6時30分，日軍侵佔瀋陽內城。中午12時許，日軍又佔領了東北軍的第二大營——距瀋陽10公里的東大營。北大營戰鬥，日軍參戰人數總共約500人，對國民黨東北軍王以哲第7旅等部約近一萬人。東北軍在蔣介石絕對“不抵抗”的命令下，潰不成軍，慌亂敗撤，自身死亡320多人，傷20餘人，其營房全部被日軍燒燬。日軍只死亡2名，傷22名。整個進攻瀋陽城的戰鬥，日軍死7名，傷20餘名。
◆日軍在瀋陽外攘門上向中國軍隊射擊。
9月20日，日軍繼而攻佔了瀋陽市大小北關和大小南關，日軍飛機還不時在空中偵察、掃射，日軍坦克在瀋陽城內街上橫衝直撞。當日下午，日軍佔領了瀋陽兵工廠及東塔飛機場。21日，瀋陽市磚城各城門先後被日軍坦克攻開。至此，瀋陽市所有國民黨東北當局的軍、政、民、文化、財政等機關，全部被日軍佔領。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全部落入日寇之手。據不完全統計，僅9月18日一夜，瀋陽損失就達18億元之多。
同時，駐南滿鐵路全線所有日軍，也於9月18日夜先後展開全面攻勢。至9月25日，遼寧、吉林兩省的大好河山淪入日寇鐵蹄的蹂躪之下。
二、東北淪陷，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必然後果
北大營的炮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紛紛要求武裝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進攻。中國共產黨發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的怒吼。
◆1931年9月，日軍侵佔瀋陽。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對日本軍國主義武裝侵略東北的強盜行徑，卻採取了不抵抗的妥協政策。可以說，九一八事變前，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政策招致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國民黨蔣介石對日實行絕對“不抵抗”政策，又斷送了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
九一八事變前，在日本加緊準備侵略中國東北之際，國民黨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集中全力“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書》，稱“赤禍是中國的最大禍患。”1931年7月初“萬寶山事件”發生後，中日關係緊張加趨，蔣介石擔心萬寶山事件導致全國性抗日運動的高漲，而影響他“剿共”計劃的順利進行，故遠在江西撫州“剿共”前線的他給南京政府發電，內稱“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傷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7月23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說：“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氣，而後方能禦侮；完成國家統一，而後乃能攘外。……故不先消滅‘共匪’……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他在11月30日的講話中則把“攘外應先安內”改為“攘外必先安內”，對其重要性作了進一步的強調，“應”字改為“必”字，說明蔣介石的“安內”是其一切工作的優先考慮重點和方向，是第一位的，其他則次之。
◆被日軍炮火摧毀的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營房。
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介石曾告誡張學良等東北將領，對於瀋陽的緊張局勢，“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聯，日本不能強佔我國領土。”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發動侵佔東北三省的戰爭，說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戰略企圖與動向判斷嚴重失誤，但蔣介石又為什麼如此自信呢？這與他1927年10月底至11月出訪日本，於11月5日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達成的所謂“圓滿諒解”有關：即日本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和權益”，而蔣介石則表示“保證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慮”。究竟“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則沒有說明，但到了1931年10月，蔣介石派遣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許世英代表蔣介石聲稱：只要中國保證日本在滿蒙的利益，日本則可“擔保中國本部18省的完整，國民黨可同意向日本讓出東北，”這時才真相大白。後來的事實證明，實際上田中義一欺騙了蔣介石。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乘艦在急赴江西南昌部署“剿匪”內戰途中，他頓感突然又憤慨。9月19日下午，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九一八事變的處置辦法。至深夜，決定了三點：
甲、由外交部對日提出抗議，向國聯提出聲訴，並通知美國。
乙、催促蔣介石迅速返回南京主持“大計”。
丙、電勸廣州非常會議，撤銷國府，“約集同來南京共赴國難。”
蔣介石在湖口至南昌途中得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即於9月20日改乘飛機趕回南京。於9月21日在陵園官邸召集國民黨黨政軍首腦，商討應付辦法，結果決定：
1、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機關。
2、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攻粵部隊、剿共計劃悉預停援。
3、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張繼、陳銘樞專程赴粵，磋商統一團結禦侮辦法。
4、民眾方面，由國府及中央黨部分別發佈“告全國軍民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市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發表講演說：“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聲明要求：“現在政府既以此案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避免衝突。”
爾後的事實證明，國聯的決議如同一張廢紙，日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裡，反而不斷擴大侵略規模。1931年10月上旬，關東軍派飛機轟炸錦州。10月下旬，日軍又向黑龍江省發起進攻，時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龍江省軍事總指揮馬占山，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影響下，先後於11月上、中旬，在嫩江橋、昂昂溪及三間房等地，給進犯之日軍予沉重打擊。日軍先後參戰人數計5900餘人，死傷1181人（其中戰死將校軍官5人、準士官以下53人，傷將校7人、準士官以下120人，凍傷996人），死傷人數佔其參戰人數的20%。黑龍江省中國軍隊參戰人數約11800人，傷亡約1100人（其中戰死約600人，傷500人）。馬占山部抵抗關東軍的進攻及取得的勝利，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但終因馬部勢單力薄而未能持久堅持下去，日軍於1932年2月5日侵佔哈爾濱。
◆1931年11月，黑龍江省代主席兼軍事總指揮馬占山領導了嫩江橋抗戰，使日本侵略者遭到沉重打擊。圖為嫩江橋。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不抵抗”和完全依賴國聯的另一突出表現，是它接受美國的授意，企圖在錦州建立所謂“中立區”，來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從九一八事變到11月，日軍因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經相當順利地侵佔了東北三省的大部地區。因而，日軍又隨即向遼西錦州進犯。11月2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電令駐日內瓦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希望日本軍隊不要繼續進攻，並由美英法意等國派軍隊駐紮，而由中國軍隊退入山海關內為交換條件的建議。這個妥協投降的“建議”計劃，無疑是變相、自動地出賣中國東北，承認日本軍國主義佔領東北的既成事實。因而，它一出籠立即遭到全國人民及海外華僑的一致強烈反對，最後在全國人民的憤怒指責下，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錦州“中立區”的計劃被迫於12月4日取消。
然而，由於日本更加看清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屈辱無能，侵略野心也越來越大。12月22日，關東軍發表了所謂“討伐遼西一帶土匪”的聲明之後，便開始了向遼西的進攻。此時駐遼西錦州一帶的東北軍，按照蔣介石的電令，早已全部撤至山海關內，錦州一帶只留下維持治安的三個地方公安騎兵總隊，就這三個騎兵總隊，也可以“如遭攻擊不能抵禦時，可退入關內。”因此，日軍對遼西的進攻，又基本上沒有遭到什麼抵抗。日軍於1932年1月2日輕而易舉地佔領了東北軍在東北的最後據點錦州，國民黨東北軍則全部撤退到了關內。
歷史證明，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只有用反侵略戰爭的軍事手段予以反擊，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用外交途徑和運用輿論的方法，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和支持，這是應該的，也只是次要的一個方面，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把外交手段當作唯一手段，並且依賴國聯組織機構來制止日本的侵略，這就本末倒置了。
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常務理事會先後於9月19日、21日、22日、23日和25日，10月13日、16日、19日和24日等，連續開會討論九一八事變案，國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報告日軍在中國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擴大侵略行徑的情況，請國聯“主持公道”。國聯決議促日軍撤軍，並“勸告中日雙方退兵”，但均被日本否認，稱這只是“地方事件”，主張中日直接交涉，不容國聯或第三國插手。後來，日本乾脆以退出國聯相威脅，根本不把西方各大國的批評和國聯的決議放在眼裡，國聯也隨之態度軟化，轉而贊成日本的主張。蔣介石國民政府依賴國聯解決九一八事變的希望最終成為泡影。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在錦州附近的大虎山等地佈防，多次與敵人激戰，延緩了日軍對錦州的侵佔。圖為東北軍在大虎山東新民屯設立的第一道防線。
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這一重大侵略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高潮。北平、上海、天津、杭州、太原、長沙、西安、廣州、武漢、福州、南昌各大城市的學生和工人上街遊行示威，掀起了全國第一次抗日救亡運動。
三、張學良完全執行蔣介石“不抵抗”命令，東北軍大部不戰而退或不戰而降，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32年1月2日錦州失陷，前後僅僅105天，遼寧、吉林、黑龍江等東北三省就全部淪陷，這完全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絕對“不抵抗”政策的嚴重惡果，其主要責任無疑應該由蔣介石承擔，因為他是“不抵抗”政策的最高決策者。但是，作為東北軍的最高長官張學良不打半點折扣地完全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東北軍大部不戰而退，或不戰而降，無疑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一再告誡張學良對日要實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謂：“此非對日作戰之時。”7月13日，于右任也致電張學良：“中央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7月23日，蔣介石向全國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
中村事件（即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中村震太郎等人，假冒“日本黎明學會幹事農學士”名義，奉命到中國東北興安嶺地區進行間諜活動，收集許多情報，後被東北軍秘密處死）發生後，8月16日，蔣介石以“銑電”致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
9月6日，張學良原來打算從北平回到瀋陽（1931年6月張學良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後即駐北平，託病就醫），因有日本特務土肥陰謀暗殺他的密報，所以張學良又遲疑停止赴瀋陽，他遵照蔣介石的數次電令精神，於當日分別致電東北邊防軍參謀長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全文如下：
“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我方務當萬分要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為要。張學良，魚子秘印。”
在東北邊防軍司令部等首腦機關要人中，由於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思想的嚴重影響，造成東北當局毫無戒備，以致事變後指揮失靈，被日軍各個擊破。張學良本人因軍閥混戰長期留駐北平。東北邊防軍代司令、參謀長榮臻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正忙於為其父親作壽。黑龍江省主席、東北邊防軍副司令萬福麟及其兒子萬國賓均在北平遙控，而且急於將其眷屬家財由齊齊哈爾轉向哈爾濱，再轉運至天津。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因其父親去世回到錦州老家治喪，由軍署參謀長、省政府委員熙洽代理。總之，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及政府各界在張學良多次“不抵抗”電令的影響下，思想上不但毫無對日抵抗的準備，而且早已作好了如何逃退的打算。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幻想依賴國聯逼迫日本撤兵，導致東北國土迅速淪喪。圖為當時關於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報道。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在北平的張學良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示，而國民黨政府根據蔣介石的旨意，一再覆電：“對日採取絕對不抵抗，……繳械則任其繳械，入佔營房即聽其侵入。”請問，這跟投降有什麼區別？9月19日午夜1時許，張學良在北平獲悉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立即電令東北軍政大員要“聽命於中央，所候軍事、外交均系全國整個問題，我們只應連報中央，聽候指示……這次日本軍隊尋釁，我們避免衝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實為湖）路軌之理。總期這次的事件，勿使事態擴大，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 “如我不服從中央命令，只逞一時之憤，因東北問題而禍及全國，餘之罪過，當更為嚴重。”張學良自己也承認：“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餘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故當日軍開槍並用炮襲擊北大營與其他各處時，中國軍隊並無有組織之報復行為。”張學良給東北軍一道道的“不抵抗”電令，無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繩捆綁住了東北軍廣大官兵，他們雖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無組織的，扭轉不了整個戰局。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導致了東北三省迅速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一鐵的事實連國民黨政府自己也無法否認。1977年臺灣出版的《抗日戰爭簡史》，是一部竭力吹捧蔣介石國民黨的著作，但在敘述九一八事變的歷史時，也不得不承認蔣介石是主張絕對不抵抗政策的。它寫道：“蔣主席至湖口，聞訊立即折回南京。21日，在陵園召集黨政首長續商應付對策。決定設立特種外交委員會，以為對日本外交之決策機關。同時發表告全國軍民書。沉著鎮靜，信任‘國聯’之公理處斷。希望全國軍隊避免對日衝突。”（虞奇：《抗日戰爭簡史》第33頁，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77年版）
◆堅持抗日的東北義勇軍。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東北的兵力總共只有1.05萬餘人，而中國東北軍有26.8萬餘人，其中除去駐守平津地區的兵力11.5萬餘人外，在東北地區也還有15.3萬餘人。如果事變前作好充分的反侵略戰爭準備，對日軍制造的九一八事變進行堅決反擊，完全可以制止日軍在東北的軍事侵略擴大行動。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迅速淪陷的歷史告訴人們：一是被侵略國家領導集團政治上的妥協投降政策，是帝國主義國家發動侵略戰爭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二是企圖依賴國際組織所謂的“公理判決”來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事與願違，只有丟掉和平幻想，奮起抵抗，才是贏得和平的唯一途徑。
劉庭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原軍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常務理事。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首席軍史專家和中宣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主要成員。出版專著：《九一八事變研究》《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新四軍》《中國局部抗戰史略》《中國抗日戰爭論綱》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史縱論》。合著：《中國抗日戰爭史》（3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5卷本）《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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