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農業無疑極其重要，涉及城鎮化發展、城鄉關係問題的根本。而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更是一件需要謹慎的事情。但學者們往往因視角、方法不同，對農業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張。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就認為，這些觀點迥異的主張之中，多有浪漫主義的色彩。而一些經過當事人渲染、吸引眼球的主張，對決策者難免發生影響。以下，黨國英撰文批判了不同維度的“農業浪漫主義”，他認為，對中國的農業競爭力不必悲觀，不必對設施農業高額補貼，美麗鄉村要靠富裕農民來支撐，應遏制農業公司化、農場莊園化、農民僱工化趨勢，不應否認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農民合作社對農業經濟的意義，等等。十條之中，必然有若干條，會有助於我們對鄉村問題、城鄉關係的深入理解；我們也歡迎不同意見的討論。
農業與農村發展是近年來的一個公共話題，吸引不少學者在這一領域發表意見。基於學科背景不同、利益關聯不同、知識積累程度不同以及研究方法不同，學者們發表了大量觀點迥異的意見，其中多有浪漫主義的色彩。
農業浪漫主義分佈在若干領域的知識譜系中。在資源配置效率的維度上，從強政府的深度干預到強市場的自由放任兩端之間；在社會平等的維度上，從大資本主導到小農保護的價值分析視野；在生態保護的維度上，從極端原生態標準化監管到農企自主約束的政策覆蓋跨度，都可見農業浪漫主義主張的蹤影。
一、悲觀者的農業浪漫主義
有朋友認為，中國農業競爭力不可能比得上歐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國，因此，現實的路是兩條，要麼通過類似多設置非貿易壁壘的辦法，儘量不進口農產品；要麼敞開市場，讓市場確定一個平衡點。前一個辦法不可行，後一個辦法已經迫不得已在使用。但事實上，中國農業競爭力的提高，前景遠沒有那麼悲觀。只要改革措施跟進，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國農業競爭力完全可以保障農產品的充分自給。筆者借一個案例來支持這個看法。下面的數據是筆者自己2014年在江蘇射陽調查的結果。
筆者所調查的這個村，2014年實現一定水平的規模經營以後，成本與收益發生了顯著變化。我把這個模式稱作“農場規模經營+社會化服務”的模式。那裡的單位規模經營水平從幾百畝到千餘畝不等。因為產權方面的問題，這個村不是通過土地流轉實現這個變化，而是用合約責任制的辦法，將耕地交到比較專業的農戶手裡，實現規模經營。這個村以往的模式是“小農戶+社會化服務”，這個舊模式雖然比小農戶自己耕作的模式效率高，但與目前的“農場規模經營+社會化服務”模式相比，效率要低許多。
我國糧食生產的單位重量成本如下降30%左右，並引起價格下降同樣的幅度，糧食的進口優勢就將不復存在。例如，玉米價格不超過0.7元，就有了競爭優勢；在我國農業規模經營比較發達的地區，這個價格完全可以覆蓋玉米市場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農產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對中國農業競爭力完全不必悲觀。
二、工業家的農業浪漫主義
最近一些年，企業家喜歡講設施農業。他們希望農業儘快採用工業化技術，擺脫土壤、氣候和人力對農業的影響，實現食物生產的工業化。
如果把設施農業定義為人工控制水溫光肥條件的農業，那麼，這種農業不會是農業現代化的主體。拋開設施農業可能影響生命機理對自然的精密依存關係不說，單就經濟預算來說，這是一種導致高成本的農業發展理念。
據筆者調查，目前一畝地上建設較好的溫室，資本報酬及折舊成本需要1萬元左右，常年的管理成本也達1萬元，加上其他投入，總共近3萬元。但是，1畝地的溫室蔬菜，在很多北方地區，平均獲得1萬元並不容易！遼寧省這個指標在2009年不過0.5萬元。[ 遼寧日光溫室蔬菜面積和產量均居全國第一，2009-5-22，遼寧日報。]但這個省此後仍大力發展設施農業，每年政府投入平均在10億元左右。[ 遼寧高度重視設施蔬菜生產 2015年日光溫室面積位居全國第一。2016-01-21 農民日報。]如果把廣東的蔬菜運輸到瀋陽，1萬斤蔬菜的運費不到5000元，綜合成本明顯低於在遼寧建設溫室。北方某些地區也可看到1畝蔬菜產值達到數萬元、投資利潤率達到50%以上的情形，但這種情形通常很難長期維持，除非有某種自然壟斷因素髮生作用。
美國農業高度發達，但在農村地區看到的溫室並不多。有溫室主要用於花卉栽培。這其實是成本計算使然。為什麼中國搞起了那麼多設施農業？筆者在某地調研，聽到一位從事規模化農業幾十年的老闆的一席話，終於解開了謎底。他說，中國的設施農業如果沒有政府補貼，全部虧損！以筆者判斷，除了菌類、花卉栽培、不易運輸的蔬菜以及組織培養育種等條件苛刻的特殊農業活動，基本沒有必要搞設施農業！政府對設施農業的高額補貼，實際上錯配了農業資源，降低了中國農業競爭力。
三、文化拯救者的農業浪漫主義
有一種論調近年來甚囂塵上，說中國農村因城市化變得凋敝了，農村空心化了，農村文化衰敗了，鄉愁的依憑沒有了！此論大謬不然。
悠悠萬事，吃飯為最。誰都不能為了自己的鄉愁有所寄託，而干預農民的自由選擇。農民離開家鄉，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如果種地不掙錢，農民為什麼不能撂荒土地？相反，如果種地能掙錢，能使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年輕人也會去種地。這是我在農村調查的基本結論。
事實上，承載鄉愁的居住形態，在城市也可以存在，只是因為我們的土地規劃管理制度有太多的弊端，才壓縮了這種可能性。如果留居農村的農民轉變為家庭農場主，農村居民點的形態會發生變化，鄉村田野會更加美麗，我們將能更多地領略鄉村意蘊。
美麗鄉村要靠富裕農民來支撐。如果指望農民不動窩留守家鄉，過一種“十畝土地半頭牛”的苦日子，讓你起興時到農村走一遭，去收穫你的鄉愁，那不是太殘酷了麼？留住鄉愁絕對必要，但正確的路徑是城鄉統籌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
至於文化傳承，也要有一種開放心態。所謂文化，廣義地說，就是人類行為規則及其藝術化表達。不同的人類群體有不同的文化特性。我認為，並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只有對人類進步發揮積極作用的文化才是文明。在歷史長河中，一些文化被淘汰了，另一些文化類型又產生了。在現代化進程中，文明國家的農村人口大幅減少，不是文化沒有了，更不是文明沒有了。現代城市照樣承載文化，發育文明。朋友們如果對哪一種具體的農村文化類型非常珍愛，而那裡的農民為了自己的富裕意欲放棄它，我看你可以自己掏腰包給農民，讓農民掙你的錢，為你守住那種文化。如果你欣賞的那種文化類型適合大眾趣味，我相信它也不會消失，人們不必為此焦慮。
四、鄉村精英的農業浪漫主義
鄉村精英是鄉村社會的寶貴資源。但一些鄉村精英的腦袋也不精明。他們喜歡上了農業僱工經營，以為這是中國農業發展必由之路。我國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設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給農民的耕地收歸集體統一耕作。於是，村長變成了總經理，書記變成了董事長。
地方政府大多熱衷公司化農業。目前究竟有多少公司型企業涉及田間生產環節，尚沒有沒有官方統計數據，但從進入農業的企業基本都使用合作社的招牌看，數量應該不少。目前，我國合作社數量約150萬家，其中示範社在10萬家左右，達到示範社標準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筆者的調查，公司化不見得比家庭農場效率更高。在1000畝以上的公司農業，差不多都會出現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則管理成本會非常高昂。
反過來說，一個農業生產單位一旦出現土地分包情形，就意味著出現了因規模過大而產生的“不經濟”問題。一些公司化農業投資者直接或間接從農民那裡以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藉助政府的財政支農項目，對土地進行大規模整理，然後再高價出租給實際農業生產者，自己從中淨賺一筆。在有的地方，土地的一進一出產生的差價可達到3倍以上。這種以套取國家農業補貼為目的的公司，不會認真從事農業經營。分包農戶因為土地租約期較短，也沒有長期經營行為。
依筆者之見，為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促進農村社會轉型，應遏制農業公司化、農場莊園化、農民僱工化趨勢。政府對相關行為可以不強力制止，但決不可鼓勵，尤其不可將支農資金投到助長這種勢頭的當事人手上。
一概反對村莊成立公司也不對。有的村莊事實上已經不是農業居民點，例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土地變成了工業用地，或者變成了大魚塘，技術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決一個分配問題，很有必要。但是，就農業耕作來說，家庭經營足以承載起現代規模化農業，不必成立什麼公司。
五、慈善家的農業浪漫主義
農民收入低，城鄉收入差距大，是多年來的老話題。這當然是一個事實。在我們國家，近半農村常住人口長期處於低收入狀態當然不合理。特別是我國絕對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與發達國家形成顯著反差。怎麼辦？一種看法就是，主張全方位城市反哺農村，讓數億農民就地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實現收入增長。這個主張很有浪漫主義性質。
農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農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農戶+社會化服務”模式下，1戶農民種10畝穀物需要的勞動時間平均約為60天左右，且為簡單勞動。這個年度工作量約是中國勞動者年均工作量的22%[湯姆•菲利普，中國人工作有多努力？環球時報譯轉，2015-10-08]。但目前全國農民的人均農業經營收入佔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23.3%！[國家統計局發佈，2015年國民經濟運行穩中有進、穩中有好，2016年1月19日。]要知道，全國平均的勞動複雜程度要比農民高。這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的本質是就業充分程度的差異。如果單算一個工作日的報酬，農民的收入並不低於城市居民。這也說明，提高農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國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救濟，並不具有公正性。農民收入增長最終出路，是減少農村勞動力，使留在農村的勞動者轉變為就業充分的專業農民。
慈善家的農業浪漫主義的另一個表現，是對農村女性的關懷。
解放農村婦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經驗觀察表明，女性比之男性，更容易獲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收入的性別差異要小於農村。有資料表明，紐約的女性平均收入要高於男性。有研究文獻指出，女性更容易受到傳統倫理關係的傷害，而向城市遷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獲得感[ 李慶，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中國婦女的根本解放，中華女子學院學報，第15卷第1期，2003年]。從大的方向看，促進農業發展，提高女性地位，主要辦法是幫助農村就業不充分的女性進入城市謀生，而不是給她們一點小錢，把她們拴在農村。
六、“人民公社”的農業浪漫主義
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被取消了，因為那個制度帶來了不小的災難。但是，村一級的“政社合一”在實踐中還存在，在觀念上更沒有取消。“政社合一”體制的核心是，集體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並用集體收入的一部分滿足社區公共服務需求。
我在農村調查當中，問基層幹部“堅持現有農村管理體制究竟有什麼意義？”他們的回答很樸實：如果不實行現在這個制度的話，村莊的公共開支問題沒有辦法解決！還有第一線官員朋友說的也很直白：如果沒有集體經濟，上級到基層檢查工作，可能沒有茶喝，因為集體買不起茶葉。村裡面幹部說，如果沒有集體經濟，“我們沒有工資發，村裡面的道路壞了沒有錢修”。
原來就是一個“辦公經費”問題！或是農村公共服務經費問題！
那麼進一步看，我們在農村，到底有什麼樣的錢要花？我總結一下，目前中國農村社區涉及十大“公共事務”，分別是：村容村貌、環境衛生、鄰里關係、民俗民風、生產互助、扶貧濟困、社會合作、土地整理、產權保護、祖宗祭祀等。這其中，土地整理與產權保護的成本雖然比較高，但卻不是經常性的公共事務。農村的其他公共性事務，例如各種社會性保障，本來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區不需要自己負擔。
有了這個1000億支出，就可以實現“政經分離”改革與更深入的產權改革，從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農民經營權。通過深化改革，農業GDP如果能增長15%，就意味著多產出9000億左右（後文對此有案例分析證明）。這個帳再清楚不過了！我們沒有1000億嗎？當然不是。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涉及“三農”的支出近3萬億。用1000億換來9000億，這個改革紅利可謂巨大！很高興中央最新發布的關於農村綜合改革的實施方案，肯定了“政經分離”的改革探索。希望這項改革為深化農村產權改革提供條件。
七、土地自由交易論者的農業浪漫主義
一些朋友主張，農業生產可以完全交由市場支配，政府不必干預農產品市場。具體說，他們不贊成土地用途（分區）規劃，也不贊成支持農民合作社的政府政策，認為這些政府規劃或政策會妨礙市場競爭。
無可置疑，中國農業的市場化程度很低，特別是土地產權制度不利於土地的市場配置。但是，進一步擴大市場對農業的支配作用，不應否認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農民合作社對農業經濟的意義。這個道理並不複雜，因為農業生產在耕作環節存在大量公共性問題，市場失靈難以避免。
農產品生產的“計劃性”在歐盟十分明顯，只是它完全不同於我們國家的過去的農業“命令經濟”。歐盟農業計劃的支撐主要是歐盟的農業計劃系統以及歐盟的巨型農民合作社。因為這種計劃性，歐盟各國多年沒有出現農產品過剩危機。類似把牛奶大量倒掉的情形，在歐盟國家早已不見，反倒出現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歐盟的農民合作社體量巨大，往往跨國吸收社員，在國際上以跨國公司面貌出現，對農產品生產有很強大的計劃安排能力。
家庭農場的規模無論多大，對於農產品的巨大市場來說，還是一個小的經營單位，農場主對市場價格沒有影響力。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建立農民自己的合作社。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的農民合作社的規模可以十分龐大，足以對農產品價格發生影響，對供應做出安排。這種農業組織有了明顯的壟斷性。從歐盟的經驗看，大體量的合作社控制生產計劃以後，減少了農產品的市場價格波動，提高了產品質量，使得歐盟國家多年未出現農產品嚴重過剩問題。合作社對市場的控制明顯利大於弊。
八、重農學派的農業浪漫主義
其實，在現代農業經濟中，技術與資本對農業產出的貢獻要遠遠超出土地與勞動的貢獻。二戰以後，世界農業總產出增長數倍，而土地沒有增加，農業勞動力更是大幅減少，這說明，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來自技術與資本。這種結果表現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價格的相對下降。
在土地市場比較健全的國家，地價比我們想象的要低許多。筆者走訪波蘭時，瞭解到那裡的一些地價情況。1公頃較差農地約4000歐元，合每畝人民幣2700元；而較好的農地則合每畝人民幣1.4萬元。農村地區由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也不貴，算下來每畝約13萬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們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價高昂。其實不然。東京郊區1畝農地可賣到40萬元人民幣，考慮到日本農產品價格極其高昂，這個地價也不過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體與國際價格相當。在北海道，一般的農地每畝合人民幣約3000元，而牧業用地甚至可以無償使用。
農業輪作及土地休耕有利於農業生產可持續發展，所以，農地數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農業經濟成長的根本出路，是用資本替代勞動。因此，至少在這個角度，我們不必哀嘆什麼“空心村”越來越多，不必歡呼地租率與地價的提高。
九、原教旨有機派的農業浪漫主義
發展有機農業在我國呼聲很高。很多研究者、媒體領袖、文化名人都為有機農業站臺吶喊。有機農業的話題，有時候甚至成為一個最高道德話題，如果誰有異議，就會被冠以人類公敵帽子的風險。且不論這種觀點背後的利益集團背景，單從國際經驗看，這種觀點其實相當浪漫。
我國有不少人對轉基因技術有很多誤解，一些流傳的說法實際上完全沒有根據。美國在大宗農產品生產領域廣泛使用轉基因技術，只是對這種技術的應用有嚴格的規定，並要求使用了這種技術的農產品不能標註為有機農產品。美國對有機農產品生產的要求是，生產過程中不使用轉基因生物或離子放射，也不曾使用違禁殺蟲劑、人工化肥或汙水物，不得給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長激素。這種規定勢必使有機農產品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場價格不菲。與大宗農產品相比，有機農產品的市場佔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農藥、轉基因種子的使用極大降低了農產品的成本。美國轉基因大豆每公頃產量能達到20噸以上，為我國東北地區平均單產的5倍左右，產出效率十分驚人。美國有機農產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機農產品，美國人恐怕只能餓死。事實上，美國人的恩格爾係數僅為12.6%，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於食品價格低廉[ 同上]。這種消費結構致使美國人敢於消費，敢於將儲蓄率降低到4%以下。同時，美國人因為不愁吃穿，加上住房（品質高於我國；獨棟房屋與單元樓房的性質不同）價格相對低廉，職業選擇敢於由興趣主導，自然有利於提高社會創新能力。
關於化肥、農藥及轉基因技術的使用，筆者以為，我國官方已經出臺的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其內容這裡不再轉述。今後的政策調整重點，應是在保障大宗農產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採用先進技術，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經濟部門轉移，降低我國農產品成本，讓農產品的相對價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根本性方向。至於食品風味等要求，讓有機農產品生產去解決。通過這個改革路徑，有可能把中國居民的恩格爾係數由35%以上逐步降低到20%左右。這是人民富裕、國家強大的基本標誌。
十、零增長派的農業浪漫主義
“吃飯一斤糧，睡覺一張床”是前工業化的消費理念，如果堅守這種陳舊理念，工業革命就不需要了，經濟增長也基本不需要了。這種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對歷史錯誤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腳之力謀得溫飽，殊非易事。歷史上，人類曾長期跟隨在猛獸後頭啃它們吃剩下的獵物骨頭，不小心自己做了猛獸獵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現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證實。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後，使得人們有了預測未來的能力，但多數人的貧窮仍是常態。依靠傳統農業耕作方法，一個“五口百畝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資源，方可以有一個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種好這些土地，不違農時，生產出糧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艱辛的事情。多數農戶達不到這個水平。男耕女織的曼妙，是文人想象出來的。因資源高度緊張，又沒有多少剩餘產品可支撐交換體系生成，人們的平等意識是不會有的，窮人對富人，特別是對所謂鄉紳，普遍處於依附狀態，社會的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區別十分模糊，窮人無隱私，也無自由空間。
只有當代物質文明才有可能改變窮人對“鄉紳“依附的命運。以專業化和迂迴生產為基礎的大規模社會分工的出現，是一次對人的重大解放。人們的交際需求不再和物質利益滿足直接捆綁在一起，使人們有了對交際的自由選擇權。由此開始了私權與公權的分離。私權用於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與性情關聯。公權可能只用來處理公共事務，只有對公共事務有偏好的人們會更多地進入公共領域。有了這樣一個公私兩域的分離，窮人至多在公共領域服從可能由富人主導下建立的公共規則。如果在公共領域建立競爭性機制，公共規則也就可能避免剝奪性質。公權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體現於對公權代表（政務官員）的選擇，而公共決策一旦形成，少數派也不得不執行。但少數派的權利犧牲僅僅限於某些公共領域，他們的物質利益需求仍在私權範圍，其基本自由不受影響。這樣一個社會大抵是和諧的。這便是所有人可以享受的有規則的自由。所謂人的解放，不過如此。
所謂村莊的“溫馨、和諧”，是任何熟人社會都可能有的特徵。人本化的城市照樣可以有熟人社會，而且，熟人社會在城市會出現多元化，不同類型的熟人社會有相對清楚的邊界，不再交織在一起，也不會讓一個或幾個領袖控制社會方方面面，人們有了選擇的自由空間。熟人社會一旦與基本生存資料的分配切割開來，其維繫會依靠其他幾種基本要素，如家族關係、共同興趣、同學關係以及鄰里關係等，由此變得相對簡單。這是廣大農民，特別是廣大農村年輕人，尤其是農村女青年，義無反顧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誠然，中國的城市，尤其是新興城區，由於土地規劃等問題，造成城市的熟人社會難以形成，形成極不合理的居住形態，但這不是城市化的錯，而是城市歸還管理制度的錯。
中國農民要改變命運，必須拋棄“零增長”理念，支持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並推動城鄉消費繼續擴大。龐大的、以耐用消費品為核心的製造業體系形成以後，必須輔之以新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
其要點，一是擴大居住消費（不是高價買房）與出行消費，釋放居民對保護隱私與增進自由的需求。對獨棟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點選擇傾向、對轎車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勵的消費意願。為此要大力發展以獨棟房屋為主的住宅區，鼓勵購買家庭轎車。二是放手發育城市型熟人社會，形成攀比型消費模式。現代社會的消費支出中，攀比型消費的比重越來越大，若反對這個，經濟增長就沒有了動力。要降低多層共用樓房在房屋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獨棟房屋的比例。
歐美國家在自己的經濟成長曆程中沒有掉進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種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順應城市化規律，開闢了攀比型消費空間，並有財產權制度給予支撐。
中國人購買單元樓房是一次性投資，此後很少發生住房維護支出，最後只能眼睜睜看著這種“社區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樣地，沒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徑，也很難想象能產生17%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帶來農業規模經營的條件，使農產品成本得以降低，使美國人的恩格爾係數能降低到12.6%！這種支出結構是美國保持消費力與經濟活力的基礎。如果美國人聽從幾十年前興起的“零增長經濟理論”，以國家干預來束縛美國人的消費，很難想象美國能發展到這個程度。中國要趕上美國，必須堅定地推進城市化，大幅減少農村人口，讓中國大部分家庭擁有“接地氣”的住房財產，並以廉價食品鼓舞消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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