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arl Benedikt Frey/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技术和就业项目联合主任
来源：全球发展中心（Centerfor Global Development）
翻译：赵健榆/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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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最普遍的观点是，一些国家仍然贫穷，是因为它们没有成功吸纳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但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Diego Comin和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í Mestieri Ferrer认为，不同国家吸收技术之间的时间间隔其实已经大大缩短了。举例来说，英国首次使用蒸汽船的131年之后，印度尼西亚才开始接触蒸汽船；而计算机，从它在美国诞生到进入越南，只经过了11年。
自动化是否阻碍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中设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国家及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通过采用西方发明的技术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并在制造业中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然而，在自动化和先进机器人技术盛行的时代，“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可以遵循相同的发展路径”这一观念受到质疑。
在经济学家William Arthur Lewis发表开创性成果之后，经济学家将制造业视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它能够高效地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但正如Dani Rodrik所论述的那样，与早期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现在更早地耗尽了制造业的潜力，人均GDP却大大降低。“‘过早去工业化’究竟是受自动化技术的进步，还是受全球化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影响”，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丁伯根研究所（Tinbergen Institute）的学者David Kunst最近证明，早期的去工业化是受机械性工作的流失所驱动的，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由机器完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应该采用自动化技术。以印度为例，印度是全球机器人普及率最低的国家，每1万名员工中只有3个工业机器人。相比之下，韩国（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中国每1万名工人分别拥有631和68个机器人。几十年来，印度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稳定在12％左右的原因显然不是自动化，而是由于未能成功实现制造业现代化，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
即便是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制造业就业也遭受到自动化的冲击。2013至2017年，中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3%降至17.5%。短短四年间，约1250万份制造业岗位被自动化取代，或转移至低收入国家。
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类似的困境。为了保持竞争力，摆在当时美国公司面前的选择有两个：将生产转移到海外或拥抱自动化。1984年，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一位工会负责人曾对《纽约时报》表示，公司必须完成自动化，否则我们将彻底失去工厂。一些工作岗位会暂时消失，但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保住整个工厂。中国政府已经在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自动化的重要地位，而自动化成本的迅速下降使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根据花旗集团（Citigroup）的一项最新研究，中国汽车工业中机器人的投资回收期已降至2年以下。
尽管如此，机器人仍相对局限于重工业，例如汽车和电机。原因之一是，在必须保证灵活性的情况下，人工仍然更有优势。例如，许多行业会在圣诞节购物季之前大幅提高产量。他们通常通过雇佣更多临时工而非购入机器人来满足比平时更多的订单需求。这是因为，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投入使用的机器人进行投资意义并不大。
即使过早去工业化是真实的并且是由自动化驱动的，发展中国家尽早投身自动化也比完全没有工业化要好。此外，机器人目前仍然集中于重工业，即使自动化的扩张导致实现工业化的窗口期逐渐缩小，发展中国家仍有机会进行工业化。吸纳新技术的能力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为什么有些国家不采用新技术？
如果采用新技术就可以帮助国家发展，那么我们又面临另一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对于采用新技术并不热情？理由有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在创新压力与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正如经济学家Joseph Schumpeter指出的那样，技术变革伴随着创造性的破坏，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会有失败者。那些失败者很可能反对新技术，就像卢德主义者（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
此外，既得利益者也会阻碍新技术传播。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Diego Comin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Bart Hobijn表示，如果立法机构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性，司法体系富有效率，再加上政治权力处于分散状态，那么游说者就会发现，阻止那些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技术的扩散可能代价更高。Comin和Hobijn还发现，当新技术与上一代技术很相似时，创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最为激烈，因为上一代技术背后通常有相关利益集团来进行频繁的游说活动。例如，在19世纪的中国，通过运河运输大米关系着舢舨的所有者和相关管理者的收入，而引入铁路会对此构成威胁。所以，从和平到暴力，他们竭尽全力抵抗铁路。相反，由于日本没有类似的利益集团，修建铁路的公司大多会受到较为优惠的待遇。除了比较容易获得贷款外，铁路公司还可以免交土地税。结果就是，截至1898年，虽然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的国土面积比中国要小得多，但它们各自的铁路总长度均超过了中国。
如果新技术会取代人力，那么工人阻止它也说得通。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Gregory Clark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由于新的纺织技术并不是特别复杂，大多数纺织工厂的工作并不需要高超的技能，而且每个国家都有现成的纱线和布料市场。所以当英国在18世纪后期启用现代工厂制度进行纺织品生产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工业革命将很快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然而直到1910年，一名英国棉纺织工人所操控的机器数量仍然多于两名墨西哥人，或四名日本、印度、中国工人。
Clark可能忘了将上述差异与各国劳动者的劳资谈判能力联系起来。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强大的工会迫使雇主签订了一份谈判协议，该协议确定了每个工人可以操控的机器数量。二十世纪初，日本和印度的经历也反映出采取不同发展路径所造成的后果。起初，日本和印度的纺织工厂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差不多。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大大增加了每名工人所操控的机器数量，成为世界领先的纺织品出口国，而印度的纺织业在关税保护下大幅萎缩。由于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日本公司可以轻松地压制工人的反抗，印度则不能。印度工人只能单纯地拒绝操控更多的机器。
也有人认为，早期中国工业化进程较为迟缓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强大的手工业行会对机械化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机械化引起的劳工动乱频频爆发。例如在1886年的香港，工人因就业问题而砸碎了进口缝纫机。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部分欧洲城市在17世纪禁止使用自动织机。为什么？因为在采用它们的地方（如荷兰莱顿市）通常会发生骚乱。欧洲政府经常禁止使用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因为它们担心会导致社会动荡，并对其统治造成挑战。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那样，最先与发明家而非发动骚乱的工人站在一起的政府是英国政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才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直到今天，劳动关系仍在影响技术的采用。当然，工会的存在不见得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在20世纪，工会在美国机械自动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确保其成员可以从新引进的机器中受益，而不是被取代。
由此可见，阻碍经济发展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变革背后的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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