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清朝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系列中的最後一環，最成功的莫過於其對邊疆的治理和靈活的民族政策。

在清朝，滿洲貴族為了保證旗人不被以漢人為主體的民人所淹沒，而失去民族特性。許多政策、制度的制定，是以限制為目的，這使整個社會形成旗民兩極格局。旗民婚姻政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直到1904年，這種政策才被下令廢止。但是，這種婚姻政策卻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不同的層次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乃至背離。這種差異與背離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甚至無法調和，最終導致這種限制政策，如同一紙空文。

晚清旗人女子

那麼，在清朝，旗民之間的婚姻到底呈現出什麼狀態？旗民之間，到底是能通婚，還是不能通婚？或是什麼時候能通婚，什麼時候不能？筆者希望通過下面的研究進行初步解答。

一、前期相對寬鬆的民族政策

張傑認為："清政府從沒有頒佈禁止滿、漢人民通婚的法令……然而，'旗民不婚'，是滿族上層婚姻習俗上的不成文法。然而在清軍入關前，歷史記載中卻出現了多處與之相悖的情況。

1、努爾哈赤、皇太極拉攏漢官

入關前，為了拉攏和監督降服的漢官，努爾哈赤往往將自己或貝勒之女嫁給漢官，"於是就建立了親戚關係和政治聯繫，這就是他採用的一套爭取新的同盟者的辦法，這套辦法是經過精心籌劃，幾乎百試不爽，行之有效的"。

天命初年，佟養性"密輸誠款"，"太祖嘉之，賜宗女為婿，號曰施吾禮額附"。天命三年，努爾哈赤勸降李永芳，就許諾"納為婚媾"。李永芳投降後，努爾哈赤果然"

努爾哈赤像

皇太極認為："今既慕義歸降，須令滿、漢賢能官員，先察漢民女子、寡婦，酌量給配。餘察八貝勒下，殷實莊頭有女子者，令其給配。"同年，貝勒嶽託獻計，以八旗貝勒、官員之女嫁給漢人降附官兵，以同化之。並制定具體政策，歸降的漢官，"凡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國中大臣女妻之"，皇太極深表讚賞，"嘉納之"。後嶽託就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佟養性，皇太極與諸貝勒也參加了婚禮，以示重視。可見通婚政策的實行也是為了以此同化漢人官員，壯大滿族力量。

天聰三年，皇太極為了招撫明朝島官，對其許以種種諾言，其中一條是："若能全島來歸者，願做駙馬即與駙馬"。天聰六年，"先是大淩河之役，漢人歸降及俘獲者甚眾，悉令民間分養，至是更定永遠安插之制。諭管戶部事貝勒德格類曰：大淩河漢人，可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參將下各十五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婦女千口分配之。其餘令國中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善撫養之。"

大淩河之戰是滅明重要戰爭之一

與此同時，清廷將大量俘獲而來的民間蒙古族、漢族女子嫁給無配偶之旗人。崇德七年，"松山、錦州、塔山俘獲蒙古婦人二百二十五口，漢婦人四百五十一口，幼稚六口。至是命擇蒙古婦人，賜和碩親王以下，固山貝子以上各一人。其餘分給各處歸附無妻之人為妻"。

從這些記錄我們不難得知，入關前努爾哈赤與皇太極並沒有嚴格踐行保持旗人民族性的政策，反而為了拉攏投誠的漢官與之聯姻，這種通過姻親關係獲取政治聯盟的方式類似古代的和親。

2、順治時期鼓勵旗民通婚

清廷正式頒行旗民通婚政策是在順治五年，順治帝上諭道："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使之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

同時，詳細規定了官民之間婚嫁聘禮的規格，"嗣後凡滿洲官員之女，欲與漢人為婚者，先須呈明爾部。查其應具奏者即與具奏，應自理者即行自理。其無職之等之女，部冊有名者，令各牛錄章京報部方嫁；無名者，聽各牛錄章京自行遣嫁。至漢官之女，欲與滿洲為婚者，亦行報部。無職者，聽其自便，不必報部。其滿洲官民，娶漢人之女，實係為妻者，方準其娶"。足可見其對此重視程度。

為了倡導旗民通婚，順治帝親自作表率，選漢人女子入六宮，其中戶部左侍郎石申的女兒，恩賜永壽宮，冠服均用漢式，後封為恪妃。

順治帝恪妃

不僅如此，在世祖的引導之下，清廷的親王也開始迎娶漢女為妻。如豫親王多鐸，即納江南常熟女人劉氏為妃。也有一些

由此可見，順治時期滿漢之間的通婚政策是由於順治帝"天下一家"的包容胸懷，亦形成了有清一代最寬鬆的民族政策。

3、康熙時期尚未禁止通婚

在《清聖祖實錄》中也記載了旗民通婚的實例：康熙十二年，康熙帝免除明宗室朱議潀死罪之後，並將其編入鑲白旗漢軍，欽賜女子以做妻室。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將允禟之女封為縣君後，下嫁給趙世揚。

按照清朝的後宮制度，"皇后、諸妃及凡滿洲之正室，皆不與漢人聯姻"。但是，康熙帝的"妃子們有的是滿人，有的是漢人，都是穿著本民族的服裝"。楊珍甚至指出：這一時期，康熙後宮妃嬪中，"漢人已經處於優勢，她們並非漢軍旗，而是清一色的江南女子"。

在清初大量的漢人投充入旗，成為旗人的一份子。但是後來，他們又紛紛潛逃，其中有一些在民間結婚生子。為此，康熙帝特別上諭兵部："逃人在外娶妻所生之女，若已經聘嫁，不許拆散，亦不必向伊夫追銀四十兩，給與逃人之主"。清廷在法律上承認，旗下逃人之女嫁給民人具有合法性，並保障他們的利益不受原旗主的侵害。

郎世寧所畫《乾隆皇帝及后妃像》（部分）

原本在傳統觀念中，被視為"韃靼人"的異族是不與傳統漢族通婚的，但實際上，這種絕對的禁止是很難保持的。正如與清軍一起入關的西班牙傳教士帕萊福說道："他們相互通婚聯姻，幾年內這種血緣的結合和婚配將使他們成為一個民族。"

二、乾隆朝起的明令禁止

1、乾隆朝始禁止通婚

乾隆朝對旗民通婚屢令禁止。乾隆七年，"黑龍江城內貿易民人，應分隸八旗查轄……嗣後，凡貿易人，娶旗女、家人女，典買旗屋，私墾、租種旗地，及散處城外村莊者，並禁"。

乾隆三十年，軍機大臣複議："蒙古、錫伯、巴爾虎、漢軍包衣佐領下之女，照滿洲例，禁止與漢人結親。"乾隆五十七年，又定："宗室覺羅不得與民女為妻"。

清朝貴族成親

但是，乾隆帝卻將女兒下嫁給了孔子第七十二代孫孔憲培。乾隆朝進士、大詩人張船山，有一妹曾嫁給八旗漢軍高蘭墅。而在民間，民人採用種種辦法實現了與旗人通婚。"紅、黃帶子娶民人女子為嫡妻仍用頂名辦法，但娶民人女子為庶妻，庶妻子生子時可以隨子一起上冊。

2、禁令實行的實際情況

嘉慶時期王公貴族娶漢女之事，層出不窮。嘉慶十八年，"宗人府奏移居盛京宗室戶口單內，開寫妻室氏族，內有張氏、李氏、白氏、陳氏，是否漢軍抑系漢人？其關氏或系瓜爾佳氏，童氏或系佟佳氏"。嘉慶帝對宗室覺羅與民人通婚的情況進行調查，對查出者只是"各予應得處分，不必離異"。說明對違禁者只是進行一定處分，並不會強制要求兩人分離。

宗人府

道光十六年，旗人陳氏將女兒嫁給了民人高緯保為妻，因為之前"並無違者"，也沒有"治罪明文"，導致地方官難以斷案。所以清廷對旗民婚姻，做出明確而系統的限制性規定："嗣後，八旗內務府三旗旗人內，如將未經挑選之女，許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違制律治罪。若將已挑選及例不入選之女，許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違令例治罪。民人聘娶旗人之女者，亦一例科斷"。但是，這一規定只是禁止旗人之女嫁給民人，如果旗女嫁給民人，僅將旗女開除旗籍而已，並沒有禁止旗人娶民女為妻。

咸豐朝繼承了道光朝的旗民婚姻政策，"駐防兵丁娶民人之女為妻者，準照各該處紅事賞銀數目，一體賞給"。在咸豐年間，也出現旗人之女下嫁民人的事件，"木匠村有漢人李、劉二姓搬至此地，在未搬來之前已與滿洲白家結親，是隨白家女兒帶著孩子投奔孃家而搬來的"。

當然，當時的旗民通婚，更多的是旗人娶民女為妻妾，旗人之女下嫁民人的應為少數

這種情況發展至光緒年間，劉坤一、張之洞上奏言：當今大清朝已經形成了"滿、蒙、漢民，久已互通婚媾，情同一家"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從努爾哈赤時代至光緒年間，無論旗人上層還是下層，無論是旗人娶漢女，還是旗人之女下嫁民人，旗民通婚基本上呈現出連續的狀態。

三、不同情況下的通婚政策

縱觀清朝的旗民婚姻政策，其實施與效力，不僅因時而異，而且因地、因對象而異，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1、邊疆地區的旗民通婚

在清朝，滿洲統治者很少將中原的因素推行到非中原地區，而是靈活地採取"

康熙四年，清廷定例："寧古塔流徙民人，有嫁女旗下者，聽。"康熙帝曾說："黑龍江，系罪人發配之所。"由此可見，發遣到黑龍江地區的漢人數量是很龐大的，自然嫁給旗人的漢人女子人數也不少。

寧古塔遺址

乾隆十二年，寧古塔將軍阿蘭泰奏稱，吉林烏拉原來僅有旗人，而後民人陸續移入，與八旗滿洲雜居，長期相處，相互融合，許多旗人與民人成為好友。但是，很多滿洲人卻非常貧困，他們無力娶妻，因貪圖民人富裕，多與民女結婚。

到了嘉慶年間，邊疆地區旗民通婚的現象更為普遍，"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呼爾、巴爾呼自相婚姻，或與蒙古通。營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

2、旗人之女與民人通婚

《清稗類鈔》中記載："滿洲、蒙古之男女類皆自相配偶，間或娶漢族之女為婦，若以女嫁漢族者，則絕無僅有。"乾隆七年，議定：凡由內地去黑龍江地區的民人，如果"娶旗女、家人女"等，一律"並禁"。

嘉慶十六年，清廷議定曰："旗人之女，不準嫁與民人為妻

清朝民人

但是在實際上，還是有大量的旗人之女嫁給了民人。比如康熙朝參領王學孟之女就是漢軍旗人，嫁給了工部尚書冀如錫之長子植；乾隆朝韓寶鈿是漢軍正藍旗人，嫁其女給仁和舉人翁光麟。這樣的事例在文獻中還有很多，一定程度上說明雖然自乾隆起明令禁止滿漢通婚，但實際上，民間依然存在此種現象。

3、八旗漢軍與民人的通婚

八旗漢軍是八旗系統中有機的組成部分，其與八旗滿洲、八旗蒙古統稱為旗人，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具有與民人不一樣的地位，以至於在清末出現"不問民族，但問旗民"之說。但是在旗民通婚政策上，清廷對八旗漢軍採用了不同於八旗滿洲、八旗蒙古的政策，承認漢軍與漢人通婚。

雍正朝，清廷對漢軍旗人與民人的通婚政策曾搖擺不定。雍正五年福州將軍蔡良奏："駐防兵丁均系旗人，竟有與漢人做親者……查得此地四旗原額馬步、兵丁、鐵匠、炮手，共二千零四十二名，又新設抬槓木兵八十名，共二千一百二十二名，連家口男婦幼小共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八名口內，另戶壯丁一千二百八十五名，戶下壯丁五百一十二名。細查此一萬二千六百餘名之內，兵壯娶民人之女以及營兵之女為妻者，共二百一十四名，將女聘與營兵為妻者二名，餘皆四旗互相嫁娶。"

清代八旗

在福州，旗民之間出現互為婚嫁的情況，而且人數頗多，所以蔡良向雍正帝保證："奴才現在嚴行查禁，此後總不許與漢人聯姻，只許四旗互相嫁娶，仍令各旗將有子而未定妻室者，有女而未許聘與人者，俟將來一有聘定，在未行嫁娶之前，俱先行報明，查過人冊，奴才仍不時查察"。然而雍正帝對於此奏議，並沒有特別的關注，只是象徵性地硃批道："但既往者，原難追究，將來者當加嚴禁。"

雍正帝對漢軍與民人通婚的態度含糊，只言對以前的既往不咎，"將來者當加嚴禁"。但是，如何"嚴禁"，對違例者如何處理，並沒有明確的態度。所以，其後嚴禁漢軍與民人通婚政策，執行的力度和效果，值得懷疑。這也導致漢軍與民人通婚之事，屢有發生。不僅有漢軍娶民人為妻，還有漢軍之女下嫁民人。

雍正十三年，福州將軍準泰上奏："更聞得別省漢軍駐防地方，多有將女兒許配民人者，總以定例未載，相沿成習。伏思漢軍之與滿洲、蒙古均屬旗人，所有定例相應劃一而遵行。奴才請嗣後，漢軍旗人之女，悉照滿洲、蒙古之例，不許賣與漢人，亦不許私與漢人結姻"。準泰對禁止旗民通婚的態度是強硬的，然而，雍正帝對準泰的硃批為："

"滿漢全席"也體現了民族融合

在漢軍與民人通婚問題上，乾隆帝不像其父，閃爍其辭，而是有了明確態度的。乾隆三十年，奉天錦州副都統常在曾上奏："蒙古、錫伯、巴爾虎、漢軍包衣佐領下之女，照滿洲例，禁止與漢人結親。"乾隆帝回覆道："漢軍每與漢人結親，歷年已久，毋庸禁止。"

清朝的皇帝們，對旗民實際通婚狀態洞若觀火。雍正帝就說道："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許多旗人由於長期與民人雜處，幾乎與民人無異。"旗人在外所生子孫，居住沿河地方者甚多，伊等在外既久，生長之子孫，語言舉止竟於土著之民無異，且有與本地民人結為婚姻者。"乾隆朝，在各處的駐防地，"旗人自己則幾乎全部居住在位於都市的兵營裡，而在那裡，那些禁止他們與周圍漢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作用"。

結束語：從通婚空間的角度上來看。清廷對全國的統治政策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採取"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辦法，具有靈活性與多樣性。在東北地區，清廷允許流人之女嫁給旗人。另一方面，清廷對貧困旗人娶漢人之女，也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因為有了地域上的缺口，這使旗民通婚的禁令，就有懈可擊

從通婚層次性上來看。儘管清廷屢次禁止旗民通婚，但對於旗人上層，特別是皇帝，是不受限制的。正因為政策的制定者違背政策，導致了上行下效，而且清廷對違制之人並沒有採取相應的懲罰措施，很多旗人有恃無恐。有時統治者也重典懲罰違制者，但大多數時候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這使政策的執行效果就大打折扣，從某種意義上講，旗民不婚的法條形同虛設，其執行的實際效力也是相當有限。

清朝的旗人與民人主要是基於政治地位劃分的，但是在長達近三百年的實際通婚狀態之下，旗與民實質上僅為一種行政隸屬的符號。旗民通婚，導致旗民之間血統的通融和民族的融合。即使是在旗人的"龍興之地"：奉天，"滿漢通婚，畛域早泯，加以交通便利，華夷雜處，合省民風，日臻同化"。這極大地推動了"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的形成與發展。

參考文獻：

張傑《滿族要論》

《清入關前史料選輯》

《清太祖實錄》

《清聖祖實錄》

《清太宗實錄》

《清世祖實錄》

《清德宗實錄》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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