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我寫了本討論政治哲學的書，叫《壞世界研究》，試圖現實地討論關於世界的想象。之所以選擇“壞世界”這個名詞，是想找到一個最簡練最樸實的詞彙來表達迄今為止的真實世界，而且對可預見的未來世界也多半合適。（思廬哲學編輯）我們所談論的壞世界不等於壞生活。壞生活總是屬於具體人的生活，某些人生活過得差不等於世界是壞的，同樣某些人過得好也不意味著好世界。壞生活或與艱難時世有關，但更與個人命運有關，就是說，壞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人生活的失敗，並不能完全同構於社會。
壞世界則是人類整體的命運，沒有人能夠獨自擺脫壞世界，因為每個人都是壞世界的共謀。儘管壞世界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有能力免於壞生活，但仍然無法逃離壞世界。區分清楚壞世界與壞生活，也許有助於理解這個人人有份的現實世界，而避免從主觀感受尤其是從個人的壞生活角度去批判或控訴現實。
不少人問我壞世界的定義，這是個難題。既然壞世界就是迄今為止的現實世界，人人都親身經歷親眼目睹，而且都是壞世界的共謀，人人都知道壞世界，就像知道成敗榮辱，因此，壞世界並不必須一個定義，也很難有個完美的定義，就像很難完美地定義什麼叫成敗榮辱。
不過我很願意給出一個雖不完美但可能有助於說明問題的定義：壞世界就是人人明知故犯所造就的世界。蘇格拉底有個論斷：無人自願犯錯誤。他論證說，人犯錯誤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有益的事情，如果人們知道了什麼是有益的事情，當然不會傻到去選擇錯誤。（思廬哲學編輯）這是理性主義的最重要假設，在理論上幾乎無懈可擊。奇怪的是，現實情況往往與之相反，人們明知欺騙、壓迫、衝突和戰爭並不能心想事成，往往事與願違，損人也自損，其實無望實現排他利益最大化，而良好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能夠改善共同幸福或同時改善各自的幸福，但欺騙、壓迫、衝突和戰爭卻無時不在地加深著這個壞世界的“壞”。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明知故犯？這個問題並不是否定蘇格拉底的論斷，而是一個更深入的質疑，就是說，一定有什麼深刻的原因誘導人們明知故犯。“非理性”原因曾經被作為一種解釋，諸如人的慾望衝動、妄想和情緒等等心理因素壓倒或干擾了人們的理性思維。非理性因素肯定存在，但這種心理學解釋顯然並不成功，因為有更多的研究表明，明知故犯的理由往往正是理性的理由，而與非理性因素無關。那些眾所周知的人類行為困境，例如“囚徒困境”、“搭便車”、“公地悲劇”、“反公地悲劇”等等，都是經由縝密的理性思考所造成的悲劇。這些悲劇包含兩個通則：
(1)個人理性行為無法保證合成集體理性行為。這一點註定了人們各私其私、斤斤計較、推卸責任，於是，需要協助的好事都變得做不成或做不好；
(2)眼下利益的理性計算總是壓倒長期利益的理性計算。這一點決定了鼠目寸光、見利忘義、背信棄義乃至自取其禍。
霍布斯和荀子早就分析過人類社會的困境。霍布斯發現，人人為了生計而與人人為敵，猶如叢林之獸；荀子的洞見更進一步即使人們為了利益而合作，也一定因為分贓不均而衝突。很不幸，霍布斯和荀子各自描述的這兩個衝突模式基本上覆蓋了人類社會這個壞世界的情形。壞世界的原因其實顯而易見，它就是人性的侷限。我非常同意賓默爾的一個說法：人類文明改善了各種事物，但惟獨人性至今沒有什麼真正的改善。人類一直努力著，試圖通過教化去改善人性，史上最著名的教化計劃有孔子的禮教、基督教的自省、現代的啟蒙運動等等。（思廬哲學編輯）這些努力並非沒有效果，但與它設定的目標不一定相符。當年韓非子對孔子的批評可能有些偏激，但其見識並非無理。韓非子不信任教化，他認為，自己提高覺悟是可能的，但要提高眾人的覺悟卻幾乎無望，教化之所以敵不過眾人的自私、嫉妒和投機本性，是因為教化並不能提供有力的利益誘惑，因此只能通過制度去控制人們的行為。
制度雖然難以改變人性，但能夠塑造行為模式而改變社會。人類自古已經試驗過了多種制度去實現徹底的“解放”，但至今仍然沒有產生好世界。對此我有一個帶有悲觀主義色彩的看法：制度的成功需要人們的行為配合，可是人們由於人性而不願意配合，因此在革命和解放之後就迅速墮落。更直白地說，人們表面上要求公正，實際上真正想要的是利益重新分配，人們想要的就是個壞世界，想要成為壞世界中的既得利益者，這也許就是人性的邏輯，更準確地說，是生存的邏輯。
如果說這個世界註定是個壞世界，那麼我對柏林的消極自由倍加珍重。消極自由雖然只是免於強制的自由，它不能造就好世界，但至少它能夠捍衛每個人、每種生活方式、每種觀點的一線生機，能夠給一切“物種”生存機會。也因此柏林對積極自由的批判更讓我深懷同情。積極自由往往以“人民公意”、“解放”之名干涉個人自由，從專制到民主、從市場到網絡，都可以看到各種硬強制和軟強制。所以，我願意說，民主並非如傳說那樣是最不壞的制度，消極自由才是最不壞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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