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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是一個國破山河在的危世，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時代。
危世出豪傑，從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到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這些漢族封疆大吏是晚清政治舞臺上最耀眼的明星。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世人已經談得夠多。而以“中體西用”而聞名的一代儒臣張之洞，其實更值得一說。他比其他幾位前輩同僚更為複雜、多面，轉變大時代中的所有尷尬和衝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態中濃縮地展示出來。
張之洞天生聰穎，是個讀書的好料，考試更為了得，13歲中秀才，16歲順天鄉試拔得頭籌，以解元身份中舉，26歲中會試第三名，俗稱探花。點了翰林之後，張之洞在京做了幾年閒官。
同治光緒年間的官場，以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首領，形成了一個清流黨。李軍機是張之洞河北的同鄉前輩，清流的風格又很對自己的口味，張之洞毫不猶豫入了夥，成為與張佩綸齊名的清流黨大將。
說起慈禧太后，對張之洞而言，不啻有知遇之恩。張之洞參加殿試，閱卷大臣認為他的對策“出格”，判為三甲之末。戶部尚書寶鋆獨賞此才，將之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裡，御筆一勾，將第三、第四名對調，二甲之首的張之洞躍入一甲，成為探花。
太后如此之“簾眷”，讓張之洞感恩不盡。皇恩浩蕩，當以終身報答。晚清政壇風雲激盪，每當重大的時刻，張之洞總是堅定地站在慈禧的“後黨”一邊，除了他深諳宮廷政治，明白“跟對人”很重要之外，恐怕與儒生“士為知己者而死”的報恩之情也有關係。
假如張之洞沒有機會外放，大概他終身會成為清流的死忠黨。偏偏不久機會來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撫。
從山西巡撫開始，到後來的兩廣總督、湖廣總督，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讓他從一個高談闊論的清流黨，變為一個注重富強的洋務派。但不要以為張之洞真的搖身一變為完全的洋務派，毋寧說他是清流為本，洋務為用。
清流與洋務構成了他一生的內心主張，後來他在《勸學篇》中，以“中體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頓。張之洞最欣賞的是“通經致用”。但是，通經不是目的，最終乃是要“歸於有用”。張之洞的經世致用之學，啟蒙了梁啟超這批後來的維新之士，在引進西學、採用西法這一點上，他與康梁有共同的語言，並引為知己。
不過，假如你以為張之洞與康梁是同一路人，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張之洞與康梁在變法維新上有共識，但他們的改革思維迥然有異。
康梁想的是“應該如何”，以急迫的心態希望全變、速變，後來在光緒帝支持下搞了一場流產的百日維新。而深諳京城權力格局的張之洞，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可能”，明白變法只能以切香腸的戰術，模糊最終目標，一步一個腳印，爭取官場的最大多數，避免各大利益集團的圍殺。
變法的策略分歧還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官僚士大夫與文人士大夫在終極目標也是各有所圖。
康有為熱衷於“孔子改制”說，不僅要當外王，而且還要成為內聖，以公羊三世說重塑聖人之道。正途出身的一代儒臣張之洞，作為古文經學家，生平最討厭公羊之學，屢屢勸說康有為放棄異端邪說，但同樣自視甚高的南海康聖人如何肯答應，於是兩人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
再說梁啟超。張之洞欣賞他的天才，但讀到《時務報》中那些鼓吹民權的出格言論，讓張膽戰心驚。 與康梁這些體制外文人不同，張之洞這些官僚士大夫與朝廷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他們本身就是體制中人，自己所有的利益與榮辱與體制血肉相連，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絕對無法容忍文人士大夫不知天高地厚，鼓吹民權之說，以釀成動搖國本、顛覆體制之禍。
1898年光緒帝宣佈變法，重用維新派文人士大夫，慈禧太后針鋒相對，迫令帝黨領袖翁同龢免職回老家，部署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執掌京城兵權。帝黨、後黨衝突一觸即發。
張之洞形象開明，為帝黨所倚重；又死忠太后，為後黨所信任，國內外都將調和帝后衝突的目光放在張之洞身上，連日本政壇的元老伊藤博文都說：中國若不變法，內亂外患將至，而能辦大事的大臣，唯有張之洞一人耳！
在變法進入生死存亡的時刻，精明的張之洞推出了醞釀已久的《勸學篇》，洋洋數萬言，描繪了官僚士大夫的變革路線圖，也成為晚清知識分子“中體西用”的綱領性文件。
在戊戌維新當中，張之洞究竟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
要明曉箇中之玄妙，首先要了解晚清以降的“理”與“勢”之爭。晚清的官僚士大夫當中，有“重理”和“重勢”兩派，重“理”者，比如咸豐同治年間的理學名臣倭仁，堅信聖人的天理不容改變，天不變，道亦不變。重“勢”者，最有影響的乃是洋務運動的鼻祖曾國藩，相信聖人之道應隨時勢變化而變化，勢道變了，經世之學也應隨機應變。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既重“理”，又重“勢”，“理”在“勢”中，“勢”從屬於“理”。《勸學篇》一發布，帝、後兩黨雙邊都叫好。張之洞以高超的權術技巧和精準的政治算計平衡於帝后之間，左右逢源，兩邊得分，最終誰佔上風，他都不吃虧，有紅利可取。
張之洞說，晚清的求變，有三種路向，一曰保國家，二曰保聖教，三曰保華種。所謂國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謂聖教，指的是儒家綱常倫理；所謂華種，意思是種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
在保國、保教和保種的歧路面前，張之洞的選擇是什麼呢？在《勸學篇》裡面，他明確表示：“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中華民族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靈魂聖人之道不能亡；而聖人之道又與其制度肉身王權互為結合，所以必保大清。
假如只是到了這裡，張之洞與之前的老傳統主義者倭仁還沒有什麼區別。張之洞緊接又要講了另一段話：“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聖教也好，最終還是要有力量，這力量就是富國強兵！不過，切莫以為富強是張之洞的終極關懷，他說得很明白：富國強兵只是手段，最終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心目中的聖教。
在晚清最後20年，張之洞就是這樣一個亦新亦舊、跨越新舊的人物，舊派嫌他太新，新派又嫌他太舊。
新傳統主義者的複雜面相就在於此。晚年的張之洞，是孤獨的。1907年，他奉旨離開經營了十八年的湖北，回到京城以體仁閣大學士的身份出任軍機大臣。這年他70歲。回首四顧，這個本來他很熟悉的京城士大夫圈，似乎變得很陌生了，老的一輩已經凋零，過去的風雅成為絕唱。
慈禧太后調張之洞返京入軍機處，乃是為了平衡佔據權力中樞的袁世凱、奕劻勢力。張之洞入軍機處一年以後，大事發生，光緒、太后幾乎同時死去，小皇帝年幼，由光緒的弟弟載灃任攝政王，掌握朝廷大權。但牢記“不可重用漢人”祖訓的攝政王載灃，表面上給足了張之洞的面子，實際上並沒有將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當回事，甚至還不如太后執政的時候。載灃只相信自家人皇族國親，不給漢人大臣以實權，張之洞屢屢上書，苦諫說：“若輿論不服，必激發革命。”
載灃竟然自信滿滿地回答：“怕什麼，有兵在！”這個年齡不到三十的攝政王其實是一個完全沒有主意的無能之人，他只記住一條：掌握兵權，那是他當年出使德國的時候德皇威廉二世秘授他的統治秘訣。但他不知道，比兵權更要緊的，是人心。當人心不再，眾人疏離的時候，大清王朝就要完了。
張之洞聽到載灃這話，一口鮮血從口中噴出，“不意聞亡國之言也！”自此一病不起。張之洞是幸運的，沒有看到兩年之後的辛亥革命。這，又似乎是清廷的不幸。假如張之洞活著，由他來主持朝政，革命還會發生嗎？或者說，革命發生之後，會否是另一個結局？
要回答這個假如，不得不回過頭來再看張之洞。
時人評論說，張之洞有“五氣”：書生習氣、名士習氣、紈絝習氣、滑頭習氣與新界習氣。 張大帥兼而有之，可謂習氣大全。在他去世之後，上海的《時報》發表時評，對他蓋棺論定：“張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後人而舊。十年前之談新政者，孰不曰張之洞、張之洞哉；近年來之守舊見者，又孰不曰張之洞、張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舊之名，不可謂非中國之人望矣。”
然而，這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先新後舊的晚清重臣，有智性，也有分寸；有原則，也有現實感，唯獨缺乏的是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的擔當，特別是在危機時刻力挽狂瀾的膽魄和意志力，他可以是治世之能臣，卻成不了亂世之英雄。即令活到辛亥年間，那又如何呢？恐怕依然不是亂世之梟雄袁世凱的對手吧。
歷史沒有假如，一個人、一個國家，自有其不可易之定數。
（摘自《領導文萃》2019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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