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1969年11月6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離開了西安，來到商南清油河。
6號令我印象深刻，也是因為恰巧每個月的6號就是我家在西安時的購糧日。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東西都是計劃定量供應，比如煤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鹼麵票……。糧食是一類統購統銷物資，更是每個人定量供應，十分珍貴。我們家男孩子多，人說:半大小子，吃垮老子，我家糧食總是不夠吃。那時候油水少，每個人每月憑票供應四兩油，六十年代初的困難時期還有過一個人一月一兩油，一切吃的東西幾乎全憑票供應，包括肉、蛋、豆腐、粉條……，等等，量很小，準確的形容呢？應該是:還不夠塞牙縫的。
我記得很清楚，有過一段時間，政府體恤民情，每月每家發一張"胡蘆頭"票，可以憑票到指定的國營餐館買一碗有兩片肉和幾小塊腸的粉湯，以給大家補充點兒油水。我們家共七口人，這事兒一般由我來完成。餐館是南院門的"春發生"大肉胡蘆頭，據當年的傳說，此館子在西安市的名氣首屈一指，原因有二: 一是百年老店，味道正宗。二是大氣，一碗粉湯裡除了有豬大腸以外還多放兩片大肉，故在西安獨佔鰲頭。該餐館離我家很近，也就是一站路吧。我每次用家裡的中號鋼精鍋端回來兩碗，一碗兩毛，兩碗四毛錢，然後加水加菜做成一大鍋，那個香啊 ! 全家人就能開心地過個“小年”。由於糧食短缺，每一個月都很難接到下個月，所以十幾年中每個月的6號，都是我們全家人期昐的一天。這個情景，那個年代用過糧本兒的人都知道。
還有一個更難忘的日子，是1969年的5月28日，這一天是我下鄉的半年以前，父母帶著三個正在上學的弟弟被迫隨居民下放到了渭北的合陽縣農村，成了農民。因為我姐初中畢業後剛剛有了工作，而我又堅持不願意隨家去合陽，想等著到畢業時跟集體走。我與南大街派出所糾纏了兩天，最後終於把我的戶口單獨遷出，留下來了。全家七口人走了五口，全部原因都來自於父親是國民黨員，是1937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的第十一期學員。
還是在此簡單介紹一下我父輩們的情況吧。我的爺爺，宋耀堂，是一位思想開明的教書先生，育有兒女三人。長女宋化傑(我大姑)，也是教書的，退休前是西安市廟巷小學的教師。我父親宋志祥，排行老二。還有一個弟弟宋捷(我叔叔)。
先說叔叔宋捷，上初中時同班裡的幾個男生由班主任老師(地下共產黨員)帶領，說是出去郊遊三天，偷偷的去了陝北延安。三天後家長們不見孩子們回來，開始互相打聽，但都不知道內情，有傳聞說孩子們可能是跟著老師去了延安，大家一時都沒了主意，就找到正在學校的爺爺，爺爺告訴大家不要著急，也不要聲張，再打探打探，等等看。在家長們焦急不安地等待了一個星期後，有人帶來了孩子們的消息及信件，果然是去了延安，給各位家長都報了平安，言已在“抗大"繼續上學，叫家裡的人放心等等，至此，大家也就放下心來。叔叔這一走便一直到西安解放，路過西安時才得以與家裡的人見面，小住以後就隨軍南下。朝鮮戰爭暴發後，叔叔所在的29軍被調到中朝邊境，這時他已經是年輕的"老革命"了，任職團參謀長。其間叔叔寫信邀我爺爺和我父親前往駐地相見，爺爺沒有去，只父親一人前往，小住半月有餘。其間叔叔曾想讓父親也隨軍工作，商量結果，因為爺爺和我母親及孩子均在西安，還未安排妥當，父親放心不下，最後還是隻身返回了西安。誰成想，這一次見面竟成了永別。1951年叔叔奉命隨部隊赴朝作戰，半年後犧牲於抗美援朝戰場，時年才33歲，一直單身未婚。
父輩的一些事情是昔日我在西安六中上學時，有一段時間我與爺爺同住在六中附近的廟巷大姑家，爺爺閒來講給我的。我的父親是高中畢業後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學工兵專業，畢業後一直在部隊從事軍事訓導工作。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爺爺對兩個兒子都去當兵的態度很明確:都是保家衛國，好男兒志在四方。家中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國民黨員，爺爺是"革命烈屬"，隨大兒子(我父親)生活，在革命烈屬的護佑下，我家基本上都是過著平靜的生活。父親曾被戴“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三年，至1962年期滿解除，恢復了正常的公民身份。父親一直在國營企業工作，工種級別是電工5級。
災難是從文革開始的，“歷史反革命"的原罪被造反派再次翻出來。先是父親單位的造反派來抄家，再後來則是所在的德福巷居委會與南大街派出所相互串通，又串通父母親工作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歷史反革命”的罪名牽扯到全家，在西安市西木頭市小學教書的母親也丟了工作，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口號聲中，隨閒散居民去了陌生的農村。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是個並不少見的現象，尤其在文革時期，一個"階級敵人"也逃不掉，因為這也是革命行動，都屬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給你個出路，已經恩寵有加了。
人常說:禍不單行，福不雙至，才時隔半年，我也得去當農民，似乎夠倒黴了?但我並不完全這麼想，頭一年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使我早已有了上山下鄉的思想準備，巷子裡昔日的小夥伴們幾乎都走光了，我還能留得住嗎?還會有什麼別的出路嗎?不可能有什麼奇蹟發生!離開養育我長大的這個出生地，心裡確實有不捨，有失落。這裡是我熟悉的“根"呀!但這裡也是我的一個傷心之地，在這兒我經歷了時常吃不飽飯的童年，經歷過街道居委會老太太們的歧視，經歷過被迫失學的痛苦，經歷過父親單位的造反派來抄家的驚恐，又經歷了父母帶著三個弟弟被攆走的劫難。
在承受家庭鉅變的同時，我又獨自一人，僅靠姐姐十幾塊錢的工資接濟我勉強餬口，這悽惶而又迷茫的日子，我實在是過不下去了，待夠了!十幾年的所見所聞，書本上教的，電影裡看的，以及文革中所有以革命的名義發生的大辯論、大批判、破四舊、造反、抄家、示威、遊行、武鬥、動盪、狂野，以及我和巷子裡小夥伴們的拼命鍛鍊身體，已經在我的熱血裡結下一個伺機而動、煩燥不安的英雄情結。我雖然屬於"黑五類"子女，但我自信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小男子漢，也懷有追求新生活、新出路的夢想，我要去打拼屬於我的那一片天地。我希望給我"重在表現"的機會，渴望解脫，渴望去冒險，渴望去做一切可能的嘗試，來實現我的價值。
在那個用階級把人劃分為三六九等，講成份，講出身，講鬥爭的大環境中，做為"黑五類"，我的潛意識裡其實還有叛逆、逃離、脫胎換骨以及劃清界線……等等說不清楚的感覺。別的同學大部分都是離開溫暖的家，而我早就沒有了家的感覺，我離開的是西安，而不是家。
想起一句不知道在哪裡聽來的話:“長安雖好，卻非久留之地。”
和宋亞南一同畢業並上山下鄉的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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