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圈的20開年，要說安靜如雞但也大事頻發。
徐崢一手打破了國產電影市場的收益模式，雖說賺足了口碑，但也因此在圈子內樹敵無數。
成了一隻觀眾、市場都瞄準了的出頭鳥。
到底這手牌打得怎麼樣，咱還得邊走邊瞧。
與此同時，全球電影圈這兩天發生了一件更大更牛逼的事兒。
堪稱是21世紀電影的里程碑。
就在國人都在為疫情煩憂的時候，2月20號柏林電影節悄悄地開幕了。
好幾部華語片在電影節上給咱長臉，昨天蔡明亮的新片《日子》以3.3分場刊第二的成績拿下評審團獎。
賈樟柯監製、宋方導演、齊溪主演的電影《平靜》獲得了“單元CICAE藝術電影獎”。
這兩部預計今年都會上映。
除此之外，還有兩部用相同代號參展的電影，引起了巨大的電影圈地震。
一部叫《列夫·朗道：娜塔莎》，拿下電影節場刊2.7分（4分制），同時獲得了傑出藝術貢獻獎。
評分不算高，目前最高分是少女墮胎題材的美國電影《從不、很少、有時、總是》，評分3.4，但絕對是爭議最大的一部片。
誇它的，愛這部片愛到死。
“大呼過癮，寫入史冊”
罵它的，直接就給貼上了“喪失人性，道德淪喪”的標籤。
因為僅僅用“電影”來形容這個作品，都算不上是一種恰當的表達，從內容形式到拍攝製作，簡直突破了人想象的極限，除了震撼無以言表。
跟它一樣，28號另一部叫《列夫·朗道：衰退》的電影在特別展映單元放映，6個小時的時長，看完甚至讓觀眾懷疑人生，彷彿遁入了另一個世界。
而這個系列，擁有一個偉大的代號——DAU.
為什麼偉大呢？
首先，DAU是蘇聯物理學家Lev Davidovich Landau列夫·朗道最後三個字母。
關於他，不僅僅是“天才”二字可以形容，20歲時當眾打臉當時最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指出他的錯誤，初生牛犢不怕虎。
而後又同斯大林希特勒法西斯作鬥爭，拿諾獎，是最全能的物理學家，卻因車禍造成了腦損傷，死於愚人節。
偉大且戲劇化的人生。
於是就有導演想拍攝一部關於他的傳記片，這屬於常規操作嘛。
但隨著搭景、製作，還原當時的蘇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野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他把這次拍攝，變成了一場長達三年的實景楚門世界，並做成了DAU宇宙系列電影。
讓整個拍攝過程真實還原1938-1968年發生過的種種歷史事件，也就是物理學家DAU活著的最後三十年。
他在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爾科夫構建了12000平米的“前蘇聯社會”，募集了400多名演員參與，他們都不是專業演員，來自世界的各行各業，有哲學家，諾獎得主，清潔工，甚至罪犯。
他們真實的在這個環境裡生活，工作，相愛，包括生孩子。
從決定參與這個項目開始，他們就每時每刻生活在這個情境裡，過著前蘇聯的生活，遵循導演安排的生活規則，不能有片刻的出戏。
與其說這是表演，不如說這就是一種洗腦式生活，唯獨與真實不同的是，DAU宇宙的時間比較快，會在三年內過完原來三十年的生活。
除此之外，參與者就像擁有了另外一個人生，長達三年。想象一下，就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有這麼一群人以前蘇聯的規則制度生活著，穿著那時候的衣服，花著特定的錢，這事兒細思極恐。
2011年，有參與過這個項目的人，描述過他的感受：
有警衛在行進，有人在喝咖啡，人們各自趕著自己的事。
我沒有對任何人說，拜託，這是在搞什麼鬼！
你會發現，你就好像被催眠一樣，只管順其自然了。
導演為此拍攝了700多個小時的素材，8000多小時的對話，最終剪輯成為14部電影。
整個拍攝過程，可以說是在現實社會里構建了一個平行時空，完全改變了400多人個正常的生活軌跡。
況且，每一個故事都不是平凡人生。
今年炸了柏林電影節的《娜塔莎》就有格外多的赤裸、現實與暴力。
評分7.3，僅從電影層面來講，是成功的。
娜塔莎在一家秘密的蘇聯研究室的食堂工作，她的愛好就是喝酒，然後對愛情與性大談特談，尋求刺激，又充斥著暴力與挑釁。
而另一部《列夫·朗道：退變》講的就是這間蘇聯研究室究竟是做什麼的，裡面形形色色的研究員，並且逐漸走向衰退的過程。
在柏林電影節看過影片的觀眾，光是看完已經神經呆滯，彷彿受到了心理創傷。
觀眾都如此，那麼被安排在裡面的演員呢。
拋開技術上的革新和電影拍攝的創新腦洞，回到道德層面來說，這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
跟被矇蔽的楚門不同，這些演員對於自己在經歷什麼非常清楚，甚至可以自主選擇暫停拍攝，所以這一切都是在相當自由的前提下開始的。
而這，反而是更加令人深諳人性之恐懼的地方。
因為對於這個系列影片來說，除了既定規則和大致走向，其他都是參與者的自主表現，也就是說影片中所以暴力與性的瘋狂，全部都是最真實的人性。
更讓人體會到什麼是現實比電影更加殘忍。
這些人拋棄原來的身份，進入這個環境，一切所作所為都不在受到道德法律的鉗制，只管享受失控的快感與毀滅。
全是人性裡純粹的惡，包括性的表達都是打破生理極限的。
這個電影是具有毀滅性的，人性的無底線探索與縱容，如果具有價值也一定不是電影上的，而是人類、社會、心理學裡的知識拓展。
從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來說，除了DAU系列，此前只有一個代表作《四》。
他的父親安德烈·赫爾扎諾夫斯基倒是非常成功的一位俄羅斯導演，有過很多成功的作品。
蘇聯解體時，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才15歲，但他一直覺得自己還是“蘇聯人”，對這個制度有著非常的迷戀，所以這個聲勢浩大的“楚門”項目也可能是滿足了導演的私慾。
正如展現人性之惡，如果不是為了反思與諷刺，那麼就是與電影一樣只是單純的複製並從中得到快感。
這樣的藝術形式必然偉大，但背後是對一大群人的社會性解構與重新思想的統治。
如果僅僅作為一個導演，他又是否能對這400多個人迴歸現實社會之後的生活負責呢？
這不就成了一場新的社會實驗？
而這個項目也已經無法用單純的對與錯來評判，名留青史已是必然，但這場現象及楚門秀所帶來的後果，將是更加無法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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