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津
美術實踐類博士：為何屢遭非議？②
策劃：顏培大 李振偉
編者按：自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在今年兩會提案中提出對美術實踐類博士學位設置的質疑以來，諸多學者、藝術家紛紛參與討論，發表觀點。比如，靳尚誼先生明確表示：“取消美術實踐類博士是明智之舉。”當然，對此也有不同的聲音，劉巨德站在學科發展和建設的立場認為：“繪畫專業博士的培養，需要繼承和發揚。”愛因斯坦曾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美術實踐類博士的設置與否或許不會因此專題而發生改變，但不可否認，這顆石子必將，並且已經引發更廣泛的關注和更深入的思考。敢於提出質疑是創新意識的標誌，是創新思維的起點。理不辯不清，道不辯不明，因此，本期時評延續此話題，繼續邀請教育與美術領域的專家學者展開討論。
孫津
孫津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領域：哲學、政治學、社會學
讓博士學位迴歸應有的學術特性和位置
□孫津
眾所周知，設置博士學位並不是為了某種榮譽，而是取得從事相關科學研究和學術研究工作在能力方面的基本資格證明。
因此，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需要接受一系列專業訓練，其主要的形式和成果是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換句話說，不僅博士學位作為某種資格具有專門領域的學術性，而且獲得這種資格的相應訓練和科研工作也是學術性的。與此比較，藝術創作完全不需要獲取博士學位那樣的學術訓練，因為這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其活動（學習、訓練、製作等）在內容、形式、要求、效果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
僅此已不難看出，儘管具有博士學位的人也可以搞藝術創作，但搞創作完全不需要攻讀博士學位，更不等於博士就比非博士具有更高的藝術創作能力。
既然搞創作不需要攻讀博士學位的理由如此清楚，為什麼還有人支持、甚至熱衷於招收和培養美術方面的“實踐類博士”呢？
從善意的角度來看，似乎是出於某種誤解，比如認為多一點學術訓練就能夠提高創作能力；從不良的角度來看，大體就是為了自己的虛榮心，甚至利益交換以及利用博士頭銜做各種招搖撞騙。在我看來，這兩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但也都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原因或問題還在於學歷和學位教育本身，以及如何對待學歷和學位方面的體制弊端，所以才會出現美術領域所謂“實踐類博士”這樣的“怪胎”。
首先，各領域對於高學歷的片面理解和不正確追求，尤其是官員帶頭，好像高學歷就表示官員的整體質量和能力提高了，甚至官員隊伍的結構就現代化了。
本來，無論從興趣、投入，還是出路、升遷來講，讀書學習都是自己的事，但官員卻將此變成了對公家有好處的事，甚至就是公家的事，於是就出現了在職攻讀學位的方式，包括由公家出錢為在職攻讀學位的官員支付學費或培養費。開始，這也許是一種好意的誤解，也就是認為官員也要有專業知識，而高學歷和相應的學位就是表明和滿足這種要求的資格。
然而實踐證明，這是極大的浪費，因為除了極少數需要專業知識或技術的官員崗位，絕大多數以及所謂通才型的官員崗位具有大學本科的教育經歷就已足夠，至於普通的公務員，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就綽綽有餘。因此，在職博士的做法不僅粗暴而簡單地肯定了學術水平與具體工作能力之間的正向關係，也片面而歪曲地助長了所謂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性。
其次，從社會層面來看，由於從資格到榮譽都抬高了學位的作用，但招生卻是名額有限、僧多粥少，所以各種在職學位以及“實踐類博士”顯然就成了一個權宜的辦法或出路。
但是，這種做法恰恰帶來或加劇了各種無序競爭和惡性攀比，尤其是就業心理的不平衡。這方面的巨大浪費不僅僅在於所謂由於工作“不對口”的學非所用，更在於就業的混亂壓力。這種混亂，就是各方面以學歷為就業門檻，而相應的壓力，就是認為有了博士學位（其實包括各級學歷，直到本科）就應該有較好和地位較高的工作。這當然是一種沒有任何好處的惡性循環，因為除了專門的科研和學術職業以及必須經過正規學習訓練的技術職業，將學歷和學位作為就業門檻不僅是極大的浪費，而且就是一種歧視。
從實際情況或操作來講，用人單位應該自己來考試或考察應聘者，而這樣並不排除用人方可以根據經驗覺得哪些大學的畢業生水平更高或綜合素質更好。但是，至少從理論或邏輯上講，並沒有任何理由能夠證明沒有博士學位、甚至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就一定不具備任職資格，即使對於極為專業的工作也是如此。
第三，要想合理設置博士學位並使其名副其實，就必須迴歸到它應有的學術特性和位置，即完全出於個人興趣而在專門機構修煉成的學術研究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僅是美術，所有的“實踐類博士”學位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極為有害的。這樣講的道理很簡單：一個事情已經表明了本身的不必要或不合理，那麼堅持這樣做的理由或者是愚昧的誤解，或者是惡意的招搖撞騙。
事實上，學術的支撐只有一個，就是個人興趣，即便是出於各種其他高尚動機和理由（比如為了國家需要），最終也只有成為自己的興趣才可能有所成就。反過來講也一樣，即真正有興趣並有志於從事創作的人，根本就不會想到要利用博士學位來沽名釣譽，更別說招搖撞騙了。因此，博士學位只有迴歸到它應有的學術特性和位置，相應的學術質量才是有可能的和有保證的，而實現這一點的前提，就是使博士學位不再成為高人一等的優越條件，尤其是不再作為從事高端職業和工作的法定門檻，因為只有這樣，學術本身才可能成為攻讀博士學位的惟一動機、目的、方式和標準。
最後，國務院的學位條例在很多方面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情況，而且所謂“實踐類博士”等各種學位教育其實也都是各高校和研究單位的自行其是罷了。
然而問題恰恰在於“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儘管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辦早就意識到學位條例應該修改（就我個人的參與來講，至少十年前就有相應的調研和議案了），但由於法制規範和程序，反而在歷屆全國人大上總是排不上隊，也就是總有各種“更重要”的法案和議案把學位條例的修改擠到了一邊。如果哪天有了新修訂的學位條例，那麼，就我們這裡的話題來講至少應該規定兩個內容。
其一，規定和規範博士學位規模的設置根據，比如在我看來，為了不浪費青春、不糟蹋糧食以及不擾亂社會秩序，現在各領域和門類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數量至少需要壓縮一半。其二，廢止任何領域的在職博士和“實踐類博士”，在職攻讀學位本身就違背了公平原則，而所謂“實踐”學位不僅不合理而且實屬多餘，因為不僅各藝術創作領域都已有相應的職稱（比如畫師、作家等），而且純技術能力的等級評定也是有的（比如幾級木匠、鉗工等）。
當然，美術領域“實踐類博士”的存在還有很多具體原因或因素，不過上述四項已經很清楚地表明，如果學歷和學位教育的體制弊端不能得到合理解決、相應的問題不能得到明顯改善，美術領域的“實踐類博士”教育機制還會維持下去——而且不管可能由此帶來多大的惡劣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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