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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之所以會被貶到黃州，源於一樁烏臺詩案。作為有名的文臣和詩人，其筆下所流露出來的文章，都會帶有一點個人色彩，於是皇帝揪住不放，認為其有恃無恐、妄自尊大。

自古伴君如伴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一旦“挑戰”了君王的皇權和威嚴，就會註定沒有好結果。

一、蘇軾其人

蘇軾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和詩人，號東坡居士。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期，曾在鳳翔、杭州等地任職。蘇軾仕途生涯相對平坦，但在元豐三年的時候，因“烏臺詩案”被貶，直到宋哲宗繼位，任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務，到了晚年，安度田園，一改豪放之氣息。

蘇軾與老師歐陽修都是“唐宋八大家”裡的成員，他是北宋時期的文壇領袖人物。縱觀他的一生，困難多於順境，但我們知道，作為一個時代有名的才俊，要麼就是清心寡慾、樂享清貧，要麼就是紙短情長、鬱鬱寡歡，蘇軾一開始就是天生的“不知愁”，所以其圈中好友不計其數，所謂“志同道合”，蘇軾的周圍，都是臭味相投的人物集結。為官一任期間，他除舊佈新，主張法治，頗受老百姓愛戴。

二、被貶黃州

翻看中國歷史我們知道，文臣在很多朝代似乎都有經歷“坎坷”的遭遇，要麼被貶、要麼被冷落，甚至還有冤死刀下的。雖然他們在位期間沒有太大作為，但總的來說，在治理地方政績上，還是可圈可點的。那麼這是一種現象嗎，其實也不是，主要是這類文官骨子裡的儒家思想，已經與君王的經世治國思想格格不入，甚至有違，故而他們的遭遇才起伏不定。

蘇軾也不是個案，曾經因為“烏臺詩案”而被貶。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說蘇軾在奏摺中使用暗語譏諷朝廷，隨後，這些人又例舉了蘇軾很多詩詞裡的“暗語”。

“其”本來是自稱，但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看來，就是對朝廷的不滿，對宋神宗任用新派人物的置疑，既然“事出有名”就容不得包庇，後蘇軾在御史臺獄受審。《漢書·薛宣朱博傳》曾記載，御史臺內有數千只烏鴉棲居在柏樹上，故而當時人們就把蘇軾的這樁案子叫“烏臺詩案”。

按理來說，觸犯龍顏當屬死罪，但在太皇太后、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之下，蘇軾才免於死罪。

蘇軾雖然免於一死，但仕途被徹底終結，他被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三、蘇軾與詩的對話

不難看出，蘇軾的詩歌風格在貶謫黃州前後有著明顯的區別。詩案之前，多是自己對人生和官場的豪情滿懷，以及對山水田園的大愛之情，其豪放和恣意也是由心而發，是最能體現作者人生價值取向的時候。但到了黃州以後，他的詩歌變得內斂而拘謹，多半寫的是自己的內心感悟和對人生的思考，到了晚年，詩風就變得更加的收斂，歸於平靜。

可見，北宋官場對蘇軾的影響何其深遠，在追求自己人生抱負的同時，雖說不能做一個讒言誤國的奸臣，但必要的明哲保身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手段，否則在天子面前丟了慼慼性命，反倒變得風輕雲淡，因為地球離開誰都照樣地轉。

山城小哲

蘇軾北宋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職。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臺裡的御史們。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奏，其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職位相當於今之縣武裝部副部長，無“簽單權”，精神寂寞，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發人生之嘆，寫蒼涼之情，表惆悵孤獨之懷，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異彩，勢奔放，無荒率筆，被稱“天下第三行書”，墨跡素箋本，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見蘇軾《定風波》）蘇東坡的這首詞作，作於他被貶湖北黃州的第三年春天，形象生動地表達了他在湖北黃州時，心歸自然、物我兩忘的曠達心境。

正因為蘇軾在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在詩詞方面有了更多宣洩，心境迴歸於自然，才有了在黃州時的多首物我兩忘的好詩詞。

水木佳年華

蘇軾是因為“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的。烏臺，是指御史臺，因御史臺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身世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世稱蘇東坡、蘇仙， 漢族，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蘇軾的父親蘇洵，號稱“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1048年（慶曆八年），蘇洵因父喪居家後，把自己的一生所學都傳授給了孩子們。

烏臺詩案起因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從事改制。1079年（元豐二年），43歲的蘇軾到湖州上任知州後，他例行公事，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由於蘇軾是詩人，在官樣文章上也很自然地加上了個人色彩。他在文章後面加了一番感慨：

悲催的是，蘇軾的這些言辭本不足以被定罪，但是當時恰好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dǎn)經過幾個月的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羅列罪證後就上奏彈劾他。

在舒亶開始彈劾蘇軾後，很快就在朝廷掀起了一場風波。御史何正臣和李定也隨後上表彈劾蘇軾，說他用語暗藏譏刺朝政，並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

彈劾蘇軾的官員不僅汙衊他“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還說他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費盡心思，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了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因此，朝廷內很快就出現了一片反對蘇軾的聲音。

緊接著，剛在湖州上任三個月的蘇軾就被御史臺逮捕押往京師。這個案子牽連了幾十人。

烏臺詩案經過

烏臺詩案是蘇軾生命中重大的轉折點。一方要置他於死地，另一方又全力以赴要為他伸張正義。在這些救援他的人中，既有和蘇軾三觀一致的元老，也有原來是王安石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他們紛紛上書，勸諫神宗不要對蘇軾下死手。就連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夜出面力挽狂瀾。

最後，還是因為已經退休的王安石上書“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而使蘇軾逢凶化吉。

神宗之所以看了王安石的這句話而改變了殺蘇軾的主意，是因為當年太祖皇帝立下的規矩是不殺士人，也就是不能因為讀書人的言論而定他們的罪。如今正值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因而神宗對蘇軾從輕發落，將他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

（王安石）

蘇軾在獄中度過了驚心動魄的103天，成了他終生都難以忘懷的經歷。

“東坡居士”的來歷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並無實權，還要被當地官員監管。蘇軾一度感到鬱悶和心灰意冷。好在他有詩人的浪漫與才情，他到了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一番和古人的跨越時空的“對話”，寫下了流傳至今的名作：《赤壁賦》《後赤壁賦》及《念奴嬌·赤壁懷古》，以此來寄託他遠大的志向。

黃州物質貧乏，蘇軾便在公務之餘，向當地官員借了城東的一塊坡地，開墾種田以貼補生活。不久，他便自詡為“東坡居士”，紀念在黃州的歲月。

成就

蘇軾的一生，在文學方面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標杆。除此之外，他在書法、繪畫、醫藥、烹飪、水利等各項領域中也頗有建樹。後人把他當成最能代表宋代文化的精神。他的人生態度“進退自如、寵辱不驚”也被人敬仰。

蘇軾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的存在。所以，蘇軾受到後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為歷史的必然。

名人史海觀心閣

您好，武哥說文來解答這個問題。

蘇軾被貶黃州，直接原因就是“烏臺詩案”，而案件背後的原因卻是比較複雜的。

現在來看，“烏臺詩案”莫須有到非常可笑，卻又異常可怕

常言道：“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當開始一個兩個人誣陷蘇軾的時候，周邊的人只是無所謂一笑，包括神宗皇帝都是。而當一群人圍著蘇軾拼命誣陷的時候，大家都懵了，包括英明的神宗皇帝都不知所措。

神宗皇帝其實心裡知道，蘇軾從來都沒有逆反之心，更何況太皇太后還在竭力維護蘇軾。可是，即使如此，他最後還是不得不把蘇軾關進監獄長達一百二十多天，最後網開一面才能夠流放黃州。正如餘秋雨先生所言的“突出重圍”。

“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蘇轍感嘆，蘇軾的才華讓他鶴立雞群，讓其他人都黯然失色，讓人嫉恨。

關於“烏臺詩案”的大致經過，我簡要闡述，因為這個過程瞭解了，才真正理解蘇軾比“竇娥”還冤，才能夠體會蘇軾被貶黃州後為什麼還有九死一生的慶幸。

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8年)三月，蘇軾到湖州任職，要例行公事寫個謝恩表，感謝皇恩浩蕩之類的，可是蘇軾寫到：“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其中“新進”一詞，在朋黨之爭裡，是有著改革派所特指的固定含義。

六月，一個御史把蘇軾謝恩表的這四句挑出來，說他藐視朝廷，然後就開始彈劾他。不久，當時的御史臺蘇亶找了蘇軾寫的幾首評價新法的詩詞和詞集，一大幫人就挖空心思開始圍攻。

神宗皇帝無意殺害蘇軾，卻也迫於輿論不得不調查一番。

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由皇差皇甫遵逮捕，八月十八日投進監獄，審問了四十多天。無中生有的事情，之審問如此之久，蘇軾多次萬念俱灰。

這一年註定不太平。十月，一直支持蘇軾的太皇太后染病而死，臨死前告誡皇帝，不要冤枉好人，失去人才。即使後來副相王圭、李定等人再怎麼不要命的誣陷，十二月二十九日，神宗皇帝發出聖諭，將蘇軾貶往黃州，官位降低，當個徒有虛名的團練副使吧。

至此，“烏臺詩案”結束。所謂“烏臺”，就是指御史臺。

流放到黃州後，蘇軾從一開始的死裡逃生的欣喜到孤獨寥落，蘇軾畢竟是蘇軾，他很快走出陰影，又積極陽光的融入到黃州的山山水水中，成就了宋詞的巔峰，也成就了他自己的創作巔峰。

對蘇軾而已，歷史就是這樣愛開玩笑，讓你悲痛欲絕後，總會給機會讓你在另外一個方面尋找彌補給你的禮物。

武哥說文

宋神宗努力推行的新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而像蘇軾這樣一個影響極大的臣子卻以文字進行攻擊，自然十分惱怒。所以他要給蘇軾吃點苦頭，同時也要懲一儆百。但他也明白，蘇軾僅僅是通過詩歌諷刺新法，其他並無問題，如果對他過於嚴厲，必定會引起物議沸騰，造成不良影響。在歷經五個多月的審查調查後，神宗指派的工作組也只得出了一個“譏諷政事的結論”。在蘇軾寫了長達200多萬字的供狀，承認了自己曾在作品中攻擊新法，有譏諷朝廷之罪，表示“甘伏朝典”之後，這樁哄動一時的案件終於定案了。辦案人員對於蘇軾接近的人員進行了一次廣範圍的打擊，不論文武，官職大小，資歷深淺，一律受到了不同的處分。王鞏，蘇轍，司馬光，張方平等人均在其列。而蘇軾則被追奪員外郎直史館和太常博士兩官職，現受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這便是宋史中有名的“烏臺詩案”，它開了中國歷史上以詩治罪的先例，同時也拉開了“文字獄”的黑幕。

讀史記趣

這個問題不錯，蘇軾如此偉大的詩人被貶實屬無奈

在蘇軾毀於一首詩

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一句話暴露了大問題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這個問題上蘇軾也並不是冤枉的

曾在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蘇軾身上有太多讓皇帝不滿的地方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這一段雖然看起來有點頭疼，但實際上基本上表示蘇軾妖言惑眾，愚昧朝廷。這無疑把蘇軾又坑了一把。

面對確鑿的證據，蘇軾無奈了

蘇軾最後留下了兩首詩：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蘇軾的故事，也反映著如今的世道，權利讓人心醉，喪失理智

前線分析

你好，我來回答您的問題。起因是蘇軾在王安石以後補了兩句詩。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黃州的菊花的落的，所以王安石把他貶到黃州，讓他看看菊花到底落不落？出處在《警世通言》第三回

東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滿朝京，作寓於大相國寺內。想當時因得罪於荊公， 自取其咎，常言道：“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分付左右備腳色手本，騎馬 投王丞相府來。離府一箭之地，東坡下馬步行而前。見府門首許多聽事官吏，紛 紛站立，東坡舉手問道：“列位，老太師在堂上否？”守門官上前答道：“老爺 晝寢未醒，且請門房少坐。”從人取交床在門房中，東坡坐下，將門半掩。不多 時，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纏騣大帽，穿青絹直襬，攦手洋洋， 出府下階。眾官吏皆躬身揖讓，此人從東向西而去。東坡命從人去問相府中適才 出來者何人，從人打聽明白回覆，是丞相老爺府中掌書房的，姓徐。東坡記得荊 公書房中寵用的有個徐倫，三年前還未冠，今雖冠了，面貌依然。叫從人：“既 是徐掌家，與我趕上一步，快請他轉來。”從人飛奔去了，趕上徐倫，不敢於背 後呼喚，從傍邊搶上前去，垂手侍立於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蘇爺的長班。 蘇爺在門房中，請徐老爹相見，有句話說。”徐倫問：“可是長鬍子的蘇爺？” 從人道：“正是。”東坡是個風流才子，見人一團和氣，平昔與徐倫相愛，時常 寫扇送他。徐倫聽說是蘇學士，微微而笑，轉身便回。從人先到門房，回覆徐掌 家到了。徐倫進門房來見蘇爺，意思要跪下去，東坡用手攙住。這徐倫立身相府， 掌內書房，外府州縣首領官員到京參謁丞相，知會徐倫，俱有禮物、單帖通名， 今日見蘇爺怎麼就要下跪？因蘇爺久在丞相門下往來，徐倫自小書房答應，職任 烹茶，就如舊主人一般，一時大不起來。蘇爺卻全他的體面，用手攙住道：“徐 掌家，不要行此禮。”徐倫道：“這門房中不是蘇爺坐處，且請進府到東書房待 茶。” 這東書房，便是王丞相的外書房了，凡門生知友往來，都到此處。徐倫引蘇 爺到東書房，看了坐，命童兒烹好茶伺候。“稟蘇爺，小的奉老爺遣差往太醫院 取藥，不得在此伏侍，怎麼好？”東坡道：“且請治事。”徐倫去後，東坡見四 壁書櫥關閉有鎖，文几上只有筆硯，更無餘物。東坡開硯匣，看了硯池，是一方 綠色端硯，甚有神采，硯上餘墨未乾。方欲掩蓋，忽見硯匣下露出些紙角兒。東 坡扶起硯匣，乃是一方素箋，疊做兩摺。取而觀之，原來是兩句未完的詩稿，認 得荊公筆跡，題是《詠菊》。東坡笑道：“士別三日，換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 為官時，此老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就不同了，正是江淹才盡，兩句 詩不曾終韻。”唸了一遍，“呀，原來連這兩句詩都是亂道。”這兩句詩怎麼樣 寫？“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東坡為何說這兩句詩是亂道？一年 四季，風各有名：春天為和風，夏天為薰風，秋天為金風，冬天為朔風，和、薰、 金、朔四樣風配著四時。這詩首句說西風，西方屬金，金風乃秋令也，那金風一 起，梧葉飄黃，群芳零落。第二句說：“吹落黃花滿地金。”黃花即菊花。此花 開於深秋，其性屬火，敢與秋霜鏖戰，最能耐久，隨你老來焦乾枯爛，並不落瓣。 說個“吹落黃花滿地金”，豈不是錯誤了？興之所發，不能自已，舉筆舐墨，依 韻續詩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便寫了，東坡愧心復萌：“倘此老出書房相待，見了此詩，當面搶白，不 像晚輩體面。”欲待袖去以滅其跡，又恐荊公尋詩不見，帶累徐倫。思算不妥， 只得仍將詩稿摺疊，壓於硯匣之下，蓋上硯匣，步出書房。到大門首，取腳色手 本，付與守門官吏囑付道：“老太師出堂，通稟一聲，說蘇某在此伺候多時。因 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齎過表章，再來謁見。”說罷，騎馬回下處 去了。 不多時，荊公出堂。守門官吏雖蒙蘇爺囑付，沒有紙包相送，那個與他稟話， 只將腳色手本和門簿繳納。荊公也只當常規，未及觀看，心下記著菊花詩二句未 完韻。恰好徐倫從太醫院取藥回來，荊公喚徐倫送置東書房，荊公也隨後入來。 坐定，揭起硯匣，取出詩稿一看，問徐倫道：“適才何人到此？”徐倫跪下，稟 道：“湖州府蘇爺伺候老爺，曾到。”荊公看其字跡，也認得是蘇學士之筆，口 中不語，心下躊躇：“蘇軾這個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學 疏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裡，將他削職為民。”又想道：“且 住，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叫徐倫取湖廣缺官冊籍來看，單 看黃州府，餘官俱在，只缺少個團練副使，荊公暗記在心，命徐倫將詩稿貼於書 房柱上。 明日早朝，密奏天子，言蘇軾才力不及，左遷黃州團練副使。天下官員到京 上表章，升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東坡心中不服，心下明知荊公為改詩觸犯， 公報私仇，沒奈何，也只得謝恩。朝房中才卸朝服，長班稟道：“丞相爺出朝。” 東坡露堂一恭。荊公肩輿中舉手道：“午後老夫有一飯。”東坡領命。回下處修 書，打發湖州跟官人役，兼本衙管家，往舊任接取家眷黃州相會。

魅力詩文鴻姐說

蘇東坡當時是拜在宰相荊公王安石門下，王安石當時非常器重蘇東坡。古人好對詩詞，尤其是蘇東坡，可以說詩詞大家，當時也是意氣風發，一般人都不看在眼裡，自視甚高，也沒有把這個宰相放在眼裡，所以就有了下面這個故事。

蘇東坡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之後，回京述職，先來到了老師宰相荊公門上報道，當時看門的說荊公晝寢未醒，把蘇東坡帶到了門房中稍等。

蘇東坡無事閒看，恰巧發現硯下面有一張紙條，打開來看，發現是兩句沒寫完的詩稿，題目是《詠菊》，笑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當年我在京為官時，丞相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就不同了，現在可以說是江郎才盡了，連兩句詩也做不完。

兩句詩是：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東坡卻認為這兩句詩是亂寫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一年四季，風各有名：春天為和風，夏天為薰風，秋天為金風，冬天為朔風。

第一句詩說是西風，西方五行屬金，第二句詩中的黃花說的其實是菊花，菊花一般開在深秋，其性屬火，就算是最後焦乾枯爛，也並不會落瓣，如今丞相這樣說，豈不是錯誤了，於是興之所發，便隨手補上了後面兩句詩：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完之後蘇軾其實又有點後悔，既不敢扔掉，也沒法抹去，所以只好先逃走了。等王丞相醒來，發現這兩句詩之後，看其字跡便認得是蘇東坡的，於是尋思：蘇軾這個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知道自己才疏學淺，就來譏諷老夫。

第二天，王丞相便找了個黃州的空缺，找皇帝說，然後蘇東坡就被貶到黃州去當一個團練副使。蘇東坡心中怨恨王安石，但是也不敢明說，只能謝恩到任。

時間大概過了一年，差不多到了重九之後，連續好幾天大風，蘇軾突然想起別人送的黃菊栽在後院，於是便約了好友前去觀賞，來到後院之後，便驚的目瞪口呆。

原來菊花棚下，滿地就像鋪滿了金子一樣，而黃菊的樹枝上，卻一朵菊花也沒有了。原來，其實是他自己不知道，黃州的菊花真的是落瓣的，而王安石把他貶到黃州，就是讓他來看菊花的。

於是蘇東坡便和朋友說道：我剛被貶的時候，還以為是荊公痛恨我揭他的短處，然後公報私仇，今天看來，其實是我自己錯了。說以說，不可輕易說人笑人，正所謂經一失長一智耳。

深二少

蘇軾被貶黃州，直接原因是“烏臺詩案”，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王安石變法時的新舊黨爭。宋神宗在位時，曾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王安石變法本就遭至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再加上變法過程中因急功近利、用人不當等原因導致新法變質，進而引發了新舊黨爭，而蘇軾正是因反對新法而遭到了排擠打壓。

△蘇軾的坎坷一生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卻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北宋中期，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仍舊一副繁榮景象，但內部卻已經蘊含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變法改革的聲音一度極為高漲，而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進京述職時，便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但並未被宋仁宗採納。

△王安石影視形象

宋神宗即位之後，為了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久慕王安石之名的他開始大力提拔王安石，先將其提拔為江寧知府，但旋即便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度提出全面改革，並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宋神宗遂採納了王安石的相關主張，開始謀求改革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條約、募役法、保甲法等新法相繼頒佈。

雖然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新法也的確有可取之處，然而由於太過急功近利，再加上用人不當，導致新法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弊端。例如青苗法規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本是為了降低貧民負擔，但由於強制農民借貸，加上利息偏高，結果不僅導致農民負擔沒有減輕，反而導致很多富足家庭也因借貸而破產。

又如農田水利法，為了鼓勵農業發展，增加政府稅收，王安石鼓勵百姓墾荒，並支持興修水利，而且規定費可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但為了保證新法的推行，興修水利的數量卻最終變成了官員政績考核的標準，結果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強制百姓興修水利，反而極大加重了百姓負擔。

變法本就會遭至守舊派的強力反對，再加上變法逐漸演變成弊政，更是導致反對派勢力大漲。雖然王安石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反對派中同樣是人才濟濟，例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均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而為了新法的持續推行，王安石等新法派無疑要對反對派大肆打壓，結果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蘇軾飽受排擠調往地方，又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

作為反對新法的一員，蘇軾在新法派佔主導的朝堂上飽受排擠，自覺無法在朝堂立足的他，無奈申請調往地方，並於熙寧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後相繼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慣例，官員在調任之後，不論升降都要上謝表，於是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在調任湖州知州後，便給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謝表》，然而卻沒想到就是這麼一封普通的文書，竟給自己惹來大禍。

由於在地方任職期間，親眼目睹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各種弊端，然而由於當時新法派勢大，在根本無力扭轉局面的情況下，作為詩人的蘇軾，便不免通過吟詩作詞來對新法弊端進行批判和諷刺。

△陸毅版的蘇軾

平日裡諷刺一番倒也罷了，蘇軾的這封《湖州謝表》同樣堪稱牢騷滿腹，例如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本來只是發些小牢騷，結果卻被朝中的新黨加以利用，說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乃是公然諷刺朝廷，是對皇帝的不忠，於是一頂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蘇軾頭上。

香茗史館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時，因烏臺詩案入獄，幾死，因為寫文章向朝廷訣別，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皇帝動心，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為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而神宗亦愛其才，終得以保全，翌年被貶至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在黃州“深自閉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間，與漁樵雜處”，與張懷民交遊，也結交禪門人士，當時佛印擔任廬山歸宗寺住持，與蘇軾時有往來 。蘇軾有〈戲答佛印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床。”元豐七年離開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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