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確立“三省六部制”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年僅二十二歲的宣帝沉痾不起，隨即病逝於帝都長安的大德殿內。此時，國家內憂外患，朝廷宣佈，隋國公楊堅臨危受命，輔佐年僅七歲的靜帝執掌朝政。
次年(公元581年)，楊堅廢靜帝登基，改國號為隋——一個新王朝由此誕生。
隋文帝登基伊始，所做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了自西魏以來實行的六官制度，在隋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治國架構。
之前所用“六官制度”，即是西魏權臣宇文泰別出心裁，摹仿西周《周禮》，以天、地和四時(春、夏、秋、冬)創立的一種封建官僚體制。即在皇帝之下，設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等六位長官，分別司職朝廷各類政務，由大冢宰總領，即實行所謂的“五府總於天官”，這樣一種體制。
當年的宇文泰，之所以“仿古”西周，並非心血來潮。他相中的是“五府總於天官”這一體制。其自任大冢宰，既可凌駕五官之上，還能一手遮天地架空弱勢的西魏皇帝，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及至楊堅，也是利用這一體制，當上大丞相(大冢宰)——“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僅駕空了靜帝，還逼其遜位，自己做了皇帝。而當他本人利用“六官制”登上皇位後，當然不希望這一制度延續下去，而讓其他大冢宰或大丞相來取代自己。
於是，在楊堅的主持下，以復漢、魏之舊，採北魏孝文帝以來的北齊制度作基礎，構建起了隋王朝治國新框架。亦即為後人稱道、影響深遠的“三省六部制”。
所謂“三省六部制”，即是在皇帝之下，設：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六個職位。他們是皇帝的顧問、並不常設，成為獎崇大臣的榮譽職銜。在此之下，朝廷設置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光祿、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十一寺，左右衛、左右領軍等十二府。
朝廷的五省中，秘書省掌國家經籍圖書、天文曆法；內侍省只管宮內事務，且全是宦官。此二省，相對而言，管事不多，且管的全是朝內、宮內一些具體事。而國之所繫，全在尚書、門下、內史三省。尚書省，總理國之大事，是一個執行各種政令的機構。置尚書令一人，其下，有左右僕射各一人，統領吏、禮、兵、都官(後改刑部)、度支(後改民部)、工等六部。各部設尚書一人，分統三十六侍郎，執行部務。門下省，設納言二人。顧名思義，是在皇帝門口辦公的機構。它既可封還皇帝失宣的詔令，亦可駁正臣下奏章的違誤。此外，其職責是接受臣下的建言獻策。同時，還負責統轄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照顧好皇帝的飲食起居和安全保衛等。內史省，即中書省(因“中”與隋文帝父親楊忠的名字同音，避諱而改)，置內史監和內史令各一人。主要負責制定詔令。
由三省長官共同定令立法，參決軍國大政，並共同行使宰相職責，可避免權臣篡政。隋文帝慎之又慎，尚書省中的最高職位尚書令，在他在位的二十四年中，一直是空置的，左僕射就成了尚書省的最高行政長官。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便是這樣一個共同行使職權又相互制約的機構。
文帝登基伊始，廢寢忘食，堆積如山的奏章，常使他批閱至夜深。
這日夜裡，他感到自己有點走神，於是端起蓋碗，呷了口茶，強打精神，拿起一份摺子。讀著讀著，忽地精神為之一振，在心裡連呼了兩個“好”字。再回神細看上奏之人，竟是深受自己信任的家門楊尚希。
這個楊尚希和另一重臣楊素一樣，與文帝皆為弘農宗室後輩。宣帝駕崩時，時為東京司憲中大夫的楊尚希奉大丞相楊堅之命，在河北、山東一帶做當地庶民的安撫工作。而當他路經尉遲迥任總管的相州時，覺出情勢異常，連夜逃離。趕回京師後，他向大丞相報告了尉遲迥所部的一些反常情況。從此，大丞相便把楊尚希引為知己。
現任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的楊尚希在奏章中寫道：
自秦並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以眾，資費日多，吏卒人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並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這份短短的奏章，正中文帝下懷。
文帝早在宣帝手下任大後丞時，就為“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而深感憂慮。那時節，戰事頻仍，入不敷出，捉襟見肘。但是，又有啥辦法呢？將士們打了勝仗，還是得用慶功和提拔來提振士氣。所以，官越提越多，要給他們安位子，只好增設州、郡。這樣，州、郡及縣，越來越多，轄地則越變越小，以致形成“十羊九牧”之現狀。大隋建立，這一極不正常的狀況，必改無疑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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