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9 真相：比較文學的“恆常危機”究竟是？

比較文學的危機是近些年來國內外學界不斷討論的話題。前不久，臺灣大學張漢良教授應邀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發表演講，他指出，歐洲中心主義內含的排他性這種危機只是假相；一種“恆常的”、威脅到文學根柢的危機，是韋斯坦因代表的保守派的比較文學家普遍的反理論立場。

原文：《比較文學的“恆常危機”究竟是什麼？》

重新界說“危機”

學科的建制與學科論述有密切的關聯。首先需要說明“論述”（discourse）一詞，這個術語多被當前學界稱為“話語”，它是語言的社會實踐。在現代語言學史上由20世紀初索緒爾的“言語”（la parole）發其端緒，凸顯語言的人際交流維度，如“對話”，屬於“語用學”範疇。索緒爾的再傳弟子本維尼斯特發揚光大（1946年，1956年），建構了話語符號學，以與語言符號學區別（1969年）。稍後（1971年），福科借用了“話語”一詞，敷衍為權力、意志和意識型態的語言表現。不幸的是，學界不明真相，青年學子多被誤導，以為此

“後結構主義的”語言學概念源出於福科，殊屬非是。

學科的建制除了取決於諸多外在因素（如教育政策）和客觀條件（如充裕的經費、就業市場的供求）外，亦有賴於學者對該學科的“論述”。學科建構了屬於自己的論述，同時也被論述建構，形成一種在社團內自我生產和消費的循環，有獨特的隱喻表義系統，外人插不上口。作為一門以語文為基礎的學科，“比較文學”自然有屬於自己的“論述”。“危機論述”便是顯例；毫不誇張地說，1950年代之後的比較文學史，可以說是一部“危機論述”史。

筆者必須說明，此處的討論系針對英語的“crisis”，與漢語的“危機”無關。學術界在討論境外輸入的概念時，往往就譯名望文生義；如果該譯名恰巧是一個漢語原有的詞語，其原有意義就難免被用來解釋該外來語，結果離題越來越遠，“危機”的情況正好如此。如果有人懷疑，為何不討論漢語意義的“比較文學的危機”？“危機”一詞固然古已有之，早在六朝文已出現，但這個學科議題和比較文學的危機論述卻遲至1970年代才在漢語世界出現，首先引進者包括筆者本人。

英語的“crisis”來自古希臘語，它和“critique”（批判）、“critic”（批評者）、“criticism”（批評）同一詞源，屬於同一字群。原來是“決定”或“判斷”的意思，在病情發展的診斷上用得很多，就這層意義而言，“關鍵”可能是一個更好的翻譯《十字路口的比較文學：診斷、治療與處方》，他雖然沒有用 “crisis”這個字，但點出了危機論的原始醫學意義。後來參與危機論述的學者大體上都遵循這個說法，即：他或她正處在一個學科發展過程中，令人憂慮的階段，學科出現了病灶，再繼續下去情況可能會更惡化。詞源的醫學含義姑且不論，讓我們把“判斷”或“批評”這個字源意義納入我們的學科，危機可以具有兩層意義，也就是說有兩個層次的危機：（1）比較文學作為危機[充滿危機與轉折點的批評（critical）]文學；（2）文學批評（criticism）作為危機文學。這個看似悖論的雙關語替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內在的、不可分割的關係，也隱藏在大多數危機論述文章裡面。

威脅到文學根柢的危機

在比較文學史上，危機論述的肇始人是捷克移民美國學者、耶魯大學教授韋勒克。1958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召開，他以《比較文學的危機》命題，對當時和之前的法國學者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提出質疑與挑戰。當年無心插柳，未料發展出以訛傳訛的“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之爭，乃至不斷被後世敷衍的“危機論述”，遲至2013年，斯洛伐克學者安東·波克利夫恰克猶撰文《比較和文學研究的危機》。

韋勒克是這麼開場的：“從1914年‘歐戰爆發’起，我們的世界就處身在恆常危機的狀態。大致在同時，文學研究也陷身於方法論的衝突，只不過相對地低調，也沒那麼暴烈。”“我們的學科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最嚴重的表徵，就是迄今仍然無法確立研究對象和特定的方法。”（1959年）此處韋勒克雖然指出了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兩大“危機”，但他並未界說“危機”，唯一的語義指標就是“不穩定的狀態”。同樣地，他亦未解釋“恆常”。

“恆常”怎麼修飾“危機”？歷史為流動的、變動不居的，怎麼可能有任何“恆常的”概念或實體？ 即便“不穩定的狀態”是“恆常的”，內設於歷史，作為推動它的機制，那“危機”也就不再是可怕的，不再具有任何負面的意義，當然也不可能從1914年開始，因為有歷史就有危機，它在歐戰之前、之後，“恆常”存在。然而，根據相反的推理，任何事件必然有其歷史特殊性，無法推廣為超時空的、普世性的共相，因此歷史不可能有兩個相同的危機，有的只是“元危機”（後設危機）論述，在這個情況下，以“危機論述”為基礎的“危機詩學”非但可能應運而生，更有迫切的必要。

韋勒克

從韋勒克開始，與“危機”有關的論文不斷出現，和本文一樣，它們都可被視為“再論”。受篇幅所限，我們只能抽樣簡介。1984年，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韋斯坦因應加拿大《比較文學評論》之邀，撰寫了論文《咱們打哪兒來的？咱們是誰？咱們去哪兒？比較文學的恆常危機》，對當時比較文學的走向作了評估。這篇論文名正言順地在標題中引用了“恆常危機”這個詞語。韋斯坦因一向堅信顛撲不破的歐洲文化圈，因而對涉及非歐洲傳統的跨文化研究採取保留態度。對於中外比較文學學者——如早年旅臺後轉赴香港的美籍天主教會神父“中國學派”的倡議者李達三和部分我國學者——而言，

韋斯坦因的歐洲中心主義內含的排他性是學科發展的危機。但筆者始終認為這種危機只是假相；也不是“恆常的”，因為一旦學者把研究對象擴大到歐洲傳統之外，把我們的文學納入，這種危機便不存在了。但是方法論的問題非但未能解決，反倒因為學科範圍和內容的擴大，議題更加複雜，治絲益棼，方法論更難解決了。舉例來說，新語種和國別文學的增加，使得跨文學傳統的經典更難認定，一個普世性的後設語言更難確立，理論的探討變得更為急迫。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韋斯坦因點出的另外一種危機，一種“恆常的”、威脅到文學根柢的危機，更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韋斯坦因代表的保守派的比較文學家普遍的反理論立場。

1966年的“結構主義爭議”之後，反理論的口號甚囂塵上。韋斯坦因指出：“理論發展太快，令人擔憂我們這門學問會被這個巨人連皮帶骨吞噬……”（1984年）和作為革命先鋒的韋勒克的顧慮相反，韋斯坦因的憂慮是保守派後衛姿態的、防禦性的，因為理論對比較文學基礎的考察，會動搖以往被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比較內容”。韋斯坦因言下之意彷彿“比較內容”是先驗的，彷彿比較文學的範圍向來都是固定的。假如果真如此，那又何必奢談“恆常危機”？比較文學不斷有危機出現，正因為其範圍從未固定。韋斯坦因引述韋勒克與華倫1940年代在《文學理論》中所提出的文學研究的三個領域“‘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來替比較文學的內容辯護。然而，這三塊所謂的“正當的領域”本來就不是自明的；“批評”和“歷史”本身也是“理論”問題，彼此的疆界也往往模糊，相互跨越。三分法能否成立，難道不需要“理論”的再探討嗎？

文化研究的生物學基礎不可忽視

早在1927年德國心理學家卡爾·布勒和俄蘇心理學家列夫·維果茨基已發表了《心理學危機》的著作。1935年法國比較文學先行學者保羅·阿札爾和1936年德語系哲學家胡賽爾已經分別提出類似的說法，他們發出呼籲的作品叫做《歐洲意識的危機》和《歐洲學術的危機》。只不過韋勒克提出危機論調時並未引述前人的說法，閃躲到歐戰的煙幕背後，因而成為危機論述的創始人。如果我們把文學史的危機視為學術思想的轉捩點，那麼危機作為歷史的演化機械是永遠存在的。根據這個邏輯推理，再從後設批判觀點來省視，我們會發現，近三十年比較文學界有一個主要的危機。這三十年來主導學術界的“範式學科”是文化研究，特別是文化研究的兩個分支：後殖民論述以及生態論述。這兩個學術思潮都是因應前面的危機而興起的，但是同時也製造了新的危機。新的危機之所以浮現，原因駁雜，很難在此地一一釐清。文化研究除了拋棄了前一範式爬梳得相當清晰的文本性，卻又無法充分解釋擴大到無所不包的世界作為文本的文本性外。我認為它有一個盲點，是由於論者未能反思、透視與表述為自己安身立命的生物學基礎，反倒把自己淪為膚淺的身份認同政治論述的附庸。生物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有長遠的密切關係；大部分文化研究理論都具有生物學基礎。這個現象往往被比較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忽略了。殖民論述其實是由物種生物學發展出來的；生態批評則是由環境生物學發展出來的。在沒有文化研究之前，在沒有文化之前，在沒有人類之前，生物界本來就存在著普遍的殖民現象。一個物種為了覓食，往往會遷徙到食物多的地方，這就是殖民。後來在人類社會發展出殖民現象，其實是根基於殘留的生物本能。只是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不願意面對這個事實。

1984年新年，臺灣《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邀請我寫一篇短文討論“當前文學的危機”。現在摘錄文章中的一段，作為本文的結束：“比較文學最容易讓人望文生義，也最受國語（國別）文學研究者的排斥，它在先天上便時時刻刻生活在危機意識之中……（比較文學）這種知識系統不是固定的、歷萬古而常新的，而是彈性的、時時刻刻在變易的。變易的原因便是信念、理論、方法相同的文學研究團體，以及它可能形成的典範（範式），不斷地受到另一些團體的挑戰，因此每一個典範統領的風騷都是暫時的……永遠臨淵履冰的比較文學學者，他的危機意識也最強烈，廟堂鐘鼎的佔有慾與所有權意識也最薄弱，因為他知道他的文學信念、理論、方法永遠在接受繼起者的挑戰，他的所有權隨時會讓渡給他人。比較文學的倫理精神（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戒慎恐懼的危機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