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我們無比熱愛“統一”，似乎這種觀念是中華民族與生俱來的。
實則不然，在秦帝國之前，我們一直處於一種分散且相互獨立的地緣作用中，周王朝實行了近八百年的分封制度，使得不同邦國之間產生了極具差異的文化認同和家國歸屬感。
這種極具差異的歸屬感實際上是一種“分裂”觀念。
直到秦始皇嬴政武力滅掉了六國，華夏大地才終於在形式上迎來了首次統一。
注意，一統的秦帝國是建立在“形式”二字上的。
前221年，嬴政的軍隊攻陷了齊國都城臨淄，38歲的秦王結束了春秋戰國五百年的動亂，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王朝。
作為具有雄才大略的實幹家，嬴政看問題的眼光一直無比精準。
在統一之前，他重用商鞅、李斯等一大批法家學者，改革土地（軍功授田制）、整頓吏治（首創郡縣制），從而完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權，使得秦國在短時間內迅速成長為所向披靡的戰爭機器。
在統一之後，嬴政第一時間抓住了從建國到治國的關鍵問題：疆域統一隻是形式上的大同，人心統一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而人心的統一在於文化認同的統一。
在秦帝國初期，分封制在不同地域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以儒家為核心的齊魯文化、以遊牧為主粗獷豪放的燕趙文化、崇尚巫鬼浪漫奔放的楚文化、以及崇尚法家追求實效的秦文化。
不同的文化認同，使得形式上統一後的秦帝國仍舊面臨著無盡的潛在危機。
湖南出土的裡耶竹簡曾記錄，在秦國完成統一的當年，南郡遷陵縣（楚國舊地）就發生了小規模的反秦叛亂。
為了完成人心的統一，擺在嬴政面前的有兩種策略：
一是包攬四方學者，以士族階級向底層民眾傳播統一思想；二是採用暴力手段，以法家崇尚的嚴苛賞罰制度，直接作用於普羅大眾。始皇帝當然知道，方法一才是穩妥且長遠的做法。於是他採用方法一。
他下令集六國學者於咸陽任職，為他們設立“博士”官稱，不僅給學者們以顯著的社會地位，還賦予他們直接參政議政的權利。
對於六國學者來說，這其實是一種身份地位的提升。以往，學者們只負責傳道授業、研究道德，而政治權利一向是謹慎與之的。
但這種“收買”並沒有收到嬴政預期的效果。六國士族不願承認或者看不到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歷史發展中的必然性，他們一心想要恢復分封制，從而明裡暗裡與嬴政對抗。
《史記》曾記錄過這樣一件事情：統一之後，嬴政曾攜六國博士共往泰山封禪，意圖表明君權神授，以使民心歸一。而當他徵求封禪禮儀時，博士們表面上就禮儀問題爭論不休，實則不願意承認始皇帝的正統性。
嬴政看出了這一點，但他並未怪罪，而是隻身帶百官登山，未要求博士隨同。
封禪歸來路上，恰巧遭遇大雨，這使得嬴政狼狽不堪。而回到行宮後，博士們不但沒有安慰，反而出言譏諷。
“博士不得用於封禪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
即便如此，嬴政的帝王胸懷還是不曾怪罪任何人。直到前214年，也就是嬴政統一六國後的第六年，博士淳于越在廷議上提出恢復“分封制”，這使得秦始皇終於失去了溫和統一的耐心。
要知道，在這之前一年，也就是前215年，嬴政令蒙恬領兵三十萬北擊匈奴，收河套、築長城、修直道（相當於軍用高速公路），又揮師五十萬徵百越、設三郡（桂林、象郡、南海）。
這次廷議使他意識到，在疆域擴大的同時，人心統一大業卻一步未進。
他開始重新審視這群在民間極具影響力的東方學士，他意識到，
可能正是由於東方學士們的反秦思想在民間廣泛傳播，才使得民心統一舉步維艱。於是他採用了李斯的建議，開始“焚書坑儒”，以圖加速民心歸附的進程。
歷史證明，急功近利的做法，只會迎來慘痛的失敗。
焚書坑儒的三年後，嬴政病逝於沙丘平臺宮。
他的“統一”大業，也就至此終結。順便一提，繼承始皇帝遺志的，正是後來創立漢朝的劉邦。
始皇帝去了，但他為民心統一所做的努力卻逐漸顯露了效果。
首先，統一六國後，他採用李斯的建議，以小篆為官方文字，同時統一度量衡和車軌尺寸。這極大地促進了原各國之間的溝通交流，為文化認同事業邁出了第一步。
其次，在全國範圍推行郡縣制，構建了皇帝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使得地域之間的聯繫，在國家層面上得到了極大地加強，
地區之間的凝聚力較鬆散的邦國制度得到了顯著提升。再次，他準確地指出了治國的關鍵問題：國家的穩定在於民心的歸附、民心的歸附在於文化的認同、文化的認同需要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需要土地的改革。
所以，能夠成功進行土地改革的政治團體，往往能贏得底層民心（千百年來，土地政策都是新朝的首務）。只不過，嬴政的土改政策失敗了。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秦始皇作為統一國家的開創者，並沒有任何前車經驗可以參考，他完全是憑著自己的才略，去創新性地摸索出一條歷史的必然道路。
而在摸索過程中，他對關鍵問題的認識是相當準確的。也正是始皇帝的一系列軍事、政治措施，才樹立了真正的“統一”觀念。
而這種觀念的成熟卻凝聚了漢朝五位皇帝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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