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很多人認識黃鶴樓就是通過崔顥的這首詩。

古往今來,有數不清的文人墨客登上黃鶴樓,憑欄遠眺,留下膾炙人口的佳作。

佇立江邊,黃鶴樓見證著“武漢,每天不一樣!”見證著武漢人的點點滴滴,著名作家張執浩與黃鶴樓之間就有著一段解不開的情緣。

黃鶴樓下

“這麼多年,我的生活一直在圍繞著黃鶴樓打轉。從解放路到民主路,從彭劉楊路到小東門;抑或,從張之洞路、首義路、復興路,到大東門、中山路、中華路......”

我在黃鶴樓下搬過七次家。每搬一回,就在心裡對自己說:希望這次看不見它了。但事實是,無論怎麼搬,它總在我視線內。現在,我終於明白,不是我在看它,而是它在看我。“黃鶴樓已經與我的內心構成了一 種緊張的對峙關係,”在一篇文章中我這樣坦承,

“做一個文人,尤其是一個詩人,最好不要生活在黃鶴樓下,更不要輕易地去爬它。”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最早的時候我住在這座院子裡的一間閣樓裡, 14平方米大小,有一扇朝南的窗戶,可以看見製藥廠的煙囪、大片灰白色的水泥建築、散漫無序的民居,以及造船廠大型機車的猩紅吊臂......只有站在樓梯口的公共盥洗池窗前,才能看見北面的黃鶴樓,彷彿它有醒目提神的功用。為了多看幾眼,我時常在池邊磨蹭。也就是在這種逼仄嘈雜的環境中,我完成了由單身漢向為人之夫、為人之父的角色轉換,在一堆雞毛蒜皮裡越陷越深,也掙扎得越來越起勁。幾年後,我搬進了一間17平方米的套間,一扇窗朝西,一扇朝北,由於樓層不高,只有在大型節假日裡才可以看見從黃鶴樓頂上散發出來的光暈,和那一簇簇一邊盛開一邊熄滅的焰火。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現在想來,那是我與黃鶴樓最為疏離的時日,我幾乎忘了它的存在,要麼是,它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中?這肯定也是我寫作生涯中最為瘋狂的一段日子,我把自己固定在朝向幼兒園方向的寫字檯前,心無旁騖,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和中短篇小說。時間在流逝,黃鶴樓以其固有的姿勢踞守著屬於自己的榮光,而我在這座曾隸屬於兩湖書院的院落裡一次次騰挪,從17棟搬到25棟,又從25棟搬到24棟,直到最近一次搬入9棟......在一次次的搬遷中,黃鶴樓從各個角度向我展示著它的舊貌新顏,它忽隱忽現,忽高忽低,出沒於我的視野。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我會對它耿耿於懷,看不見它的時候想它,看見它後又想忽視它,為什麼?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很久以前,我曾陪一位來自越南的年輕漢學者爬過一次黃鶴樓, 當我們上去又下來後,我問她的感受,她回答說人太多了。顯然她是答非所問,但我卻覺得她回答得很妙,因為在她那裡,黃鶴樓終於被還原成了一座建築,不過是一座塔樓,高於我們的頭頂,適於登高望遠罷了。而在我們這裡,黃鶴樓被附加了太多的內容,以至於你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它,它都給人以無精打采之感,而非展翅欲飛之勢。所以,我從來不相信,曾經寫出過“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這樣美妙詩句的李白,真的會惱羞成怒到“一拳打倒黃鶴樓,一腳踢翻鸚鵡洲” 。而所謂“崔顥題詩、李白擱筆”的說法,不過是後代文人騷客為自己才華匱乏所作的開脫而已。問題還在於,類似的開脫已經慢慢演變成了新的文人傳統,使後來者逐漸喪失了文學的原創能力,一任奴性滋生氾濫起來。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這麼多年,我的生活一直在圍繞著黃鶴樓打轉。從解放路到民主路,從彭劉楊路到小東門;抑或,從張之洞路、首義路、復興路,到大東門、中山路、中華路......我和你一樣,像個陀螺,越轉越慢,終至停了下來,站在這裡,遠遠地看上一眼它,然後默默地回到寬大的書桌前。如果沒有疾駛的車流、擁擠的人潮,如果不是出於安全的考慮,我甚至可以閉上眼睛穿街過巷,信步登上樓頂。對黃鶴樓的熟悉並不意味著對它的擁有,恰恰相反,越是熟悉它的人越是疏遠它。

曾經有將近三年時間,幾乎每天下午,黃昏,我會拎著保溫飯菜盒,從家裡出發,步行至黃鶴樓下的實驗中學,去給女兒送飯。為了打發途中的無聊,我發明一種計數法:數著步子去學校,或計算著時間去學校,譬如,有一天我走了3068步, 而在另外的一天,這個過程花去了24分鐘......我發現,沒有一天是雷同的。也就是說,同樣一件事情,同樣的結果,過程卻千差萬別。由此我斷定,天天如此並不是重複,而是一種推進。有一次,我在返回的路上,在司門口人行天橋上,抬頭打量近在咫尺的黃鶴樓,橋下依然是川流不息的車輛,行色匆匆的人群,頭頂是淡淡的夕光、穩重的雲層,我看見黃鶴樓朝東北方向翹起的那一角樓簷,樹梢在輕晃,一列快車正將自身的力量通過鐵軌遠遠地傳遞過來......那一刻,我竟有了一絲感動,為這庸常而不知所蹤的人生而感覺到了生而為人的些許歡快。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連江水都改變了顏色,我們幹嗎/還要寫詩? /你拍打著這一切,彷彿灰塵/需要安慰,大地上全是你的親人。”這是1999年我寫給小說家李修文的題為《黃鶴樓》的詩中的幾句,那時他剛從東瀛轉道東北迴到武漢。我清楚地記得,那幾年我們一干人在一起度過的那些個荒唐而快活的夜晚:凌晨過後的電話鈴聲,清澈的啤酒以及乾淨的牌局。“我們幹嗎還要寫詩? ”這是個問題。

但只有當我逼近40歲時,這個問題的嚴峻性才如此真實具體地凸現出來。無數個夜晚,我推開門窗,星月皆無,唯有這樣一座高樓雄踞於蛇山之巔,它不是傳說中的大鳥,不是李白的沮喪,和我此刻的迷惘,那麼,它是什麼?二十多年過去了,我早已從湍急的青年過渡到了平緩的中年,誰也不曾留意到我的改變,唯有它見證了一個寫作者無以名狀、難以遣懷的悲傷和喜悅。

 

張執浩·簡介

張執浩:越是熟悉黃鶴樓的人,越是疏遠它

1965年生於湖北荊門,現為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湖北省作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詩集《苦於讚美》《寬闊》《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長中短篇小說集、隨筆集多部。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

 

出品:武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新媒體中心

監審:鄧鼐 監製:吳曉君 編輯:張傑

文字來源:《武漢印象·2013》散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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