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8世紀是西班牙帝國經歷劇烈政治、經濟變動的年代，往往慣以波旁改革進行概況。通過分析波旁王朝內外改革的邏輯和迭代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它是19世紀初西屬美洲走向獨立的歷史源頭。因為波旁王朝在拉美殖民地推行的一系列"輔助"改革，既從政治剝奪了了由克列奧爾精英控制的美洲地方行政權利，業從經濟領域逐步在全帝國體系內建立"自由貿易體系"，同時還推行更加寬容的種族政策，加大了黑人的意識覺醒和白人的警惕。
多方面的刺激導致了克列奧爾精英一方面嫉恨宗主國當局逐步削弱他們的政治特權和變相掠奪他們的經濟收益，另一方面又擔心下層民眾反抗西班牙專制統治的鬥爭會波及到他們現存的社會地位。伴隨著斐迪南七世的鎮壓使克列奧爾上層的自治迷夢破滅後，他們最終走上了獨立的道路。
波旁王朝"非美洲化"政策背景及過程
（1） 改革背景：國內政權和海外殖民地崩潰危機
從1700年以後，西班牙進入到波旁時代，本來試圖通過不斷的海上霸權爭奪和海外擴張，結果大敗面臨國內領地被逐漸蠶食，使得這個日不落帝國丟失了往日的光輝。頻繁戰爭使得整個國家經濟萎縮，王室孱弱，地方勢力割據稱雄。實質上西班牙內部政權各地各自為陣，國家如同一盤散沙。
在美洲殖民地，隨著西班牙國力的衰微，西歐海上列強以武力作後盾，相繼叩關而入。17世紀30-40年代，荷蘭佔領了庫拉薩奧，為委內瑞拉建立商戰；法國佔領了瓜達盧佩、馬提尼克等西北沿岸諸港；這些瓜分手段幾乎威脅到了西班牙和美洲貿易的通暢，護航制度日趨瓦解。
內部混亂和外部危機的雙重衝擊下，加之全帝國礦產品產量降到了最低點，整個帝國面臨日趨奔潰的窘境，一場改革勢在必行。
（二）"救國圖存"下的內外改革：政治和經濟調整、種族寬容政策
面對內外危機的雙重夾擊，到了1713-1762年間，西班牙政府採取了一系列保守主義政策，試圖清除濫用職權的現象，特別是1762年哈瓦那七年戰爭的失敗，迫使國王做出更大膽也更昂貴的改革。與此同時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國王決定通過加強殖民地與西班牙本土的有效整合，用殖民地的力量支持為半島的復甦做出更大的貢獻。總的來看，這一政策是半島和殖民地經濟的國有化過程，結果物極必反，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都構成了對克列奧爾精英特權的挑戰。
- 政治領域改革：
早在1717年，菲力普五世就剝奪了由克列奧爾白人控制的美洲地方議會的財政、軍事和商業及一般行政事務的權利。他派出特派員赴美洲收斂稅源以支持他的戰爭。後來卡洛斯三世國王建立了監督體制，減弱官僚機構與地方上層家族的聯繫，試圖實現對美洲的直接行政控制。特別是1784年他設立了7名監督官掌管58個次一級的行政單位，行政控制能力由中心城市更下達到鄉村，改革矛頭直接指向由土地貴族為主的克列奧爾白人上層主導的殖民地公職領域。
- 在經濟領域：
帝國當局逐步在全帝國體系內建立"自由貿易體系"。從1778年起，它開放所有美洲港口與西班牙港口通商。但是在這種貿易體制下，重要的限制仍然存在，因為美洲與非西班牙的港口仍然受到完全限制，外國商品包括經西班牙向美洲的出口被完全禁止，可能的出口也被加上了沉重的關稅。
雖然以新格拉納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邊緣地區出現了出口導向農業的經濟繁榮，但帝國當局出於對收入徵收的特別關注而無意進行農業現代化的改革，結果這些邊緣地區由於帝國"自由貿易體系"的限制即美洲不能與西班牙以外的國家直接通商的限制，而不能充分享受繁榮。帝國當局的高稅收政策引起了各方面利益集團的怨氣。由於當局以自己的標準降低了礦產品的價格，從而使礦主受到高額稅收外的更沉重的打擊。
- 在農業領域：
牧場主抱怨政府對他們上市的牲畜徵收商業稅和貨物稅，糖業主抱怨高額關稅，而各階層的消費者都認為政府對日用品課稅的行為難以忍受。這樣，以克列奧爾白人上層為代表的美洲人利益集團與波旁王朝的關係日益緊張。
- 種族政策寬容
除此之外，經濟和政治上的調整，伴隨而來的種族政策寬容，在經濟繁榮的刺激下，拉美地區的黑人們佔比明顯上升，白人強烈地意識到黑人勢必將崛起，影響自己的權利。原本的種族歧視意識的根深蒂固的，這種寬容政策讓白人對波旁王朝下的西班牙宗主國產生了矛盾的心理。加之頻繁的黑人奴隸起來叛亂，使得克烈奧爾精英們更是心力交瘁和杯弓蛇影。
物極必反，波旁王朝的多項改革對拉美獨立運動的迭代刺激
克列奧爾精英們面對波旁王朝的殖民地改革輔助國內崛起等政策，一方面嫉妒宗主國對他們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的削弱，另一方面十分擔憂下層民眾會反抗西班牙專制統治的鬥爭會殃及他們的社會地位。這種雙重的矛盾心理和政治兩面性，致使他們面對殖民地內部叛亂時顯得畏首畏尾。在叛亂者佔到絕對優勢的時候，克列奧爾精英們選擇支持叛亂者的要求，一旦西班牙政府組織起鎮壓力量後，他們馬上就退出了叛亂運動。
- 來自克列奧爾精英的雙面性權衡手段刺激
實質上，克列奧爾精英們更懼怕的是宗主國的壓力，而是下層民眾的不定時叛亂這個炸彈，所以到了19世紀初期，他們開始趨向於建立地方政權來取代西班牙在拉美歷來的宗主權，以起到對下層叛亂的鎮壓及時性。這群人的左右倒向也就註定了一旦拉美底層民眾試圖走向獨立，就會招致克列奧爾精英們的干預，哪怕是小規模的限制，也會讓他們的獨立之路走得異常艱辛。
正是由於波旁王朝的在拉美殖民地的改革，無限刺激著克列奧爾精英群體，他們再把這些矛盾轉嫁到了底層民眾身上。因此很大程度上，克列奧爾精英的態度對獨立運動起到了直接的刺激。比如說西班牙屬美洲的獨立和其他國家的獨立戰爭相比，由於領導階層的政治抱負狹隘性，整體素質對於戰爭局勢中的變化反應異常遲鈍。即便是在1808年時法國入侵西班牙時，他麼也沒有藉此機會擺脫西班牙對殖民地的統治枷鎖，反倒是願意為被幽靜的國王費迪南七世效忠。
這種權衡手段是夾在中間的克列奧爾精英終於取得了滿意的結果，因為在1812年的加第斯憲法實現了整個西班牙世界範圍的代議制民主權力，這使得克列奧爾精英對自己現有的政治地位非常滿意，他們壓根兒不在乎西班牙在美洲未來的發展，只看重自己的權力、土地和財富佔有狀況。
- 新選舉政策的不平等加速了獨立運動的開展
19世紀初期，由於西班牙的整個政權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代議制民主權力的到來也刺激了選舉行動出現，這種號召選舉得到了美洲殖民地區同胞們的歡迎，因為中央宣佈給予新世界以代表權的法令。
但是美洲人卻發現他們的代表權和西班牙半島民眾的代表權完全不平等，所以到了後期這種鬥爭成了圍繞代表權拍平等的的主旨。加上法國拿破崙對美洲的干涉，新災難的來臨加上新勢力的入侵，雙重恐懼使得拉美民眾開始積極尋求自治的路途。這時位於委內瑞拉的新議會就強烈提出自治的要求，此時還算獨立，到了一系列戰爭割斷了西班牙與美洲的鏈接，這些美洲代表再也無法克服困難前去進行選取，結果西班牙政府用了其他30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名額取代，各項不公平的政策對美洲人的政治心理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小結：
西班牙波旁王朝時期的內外困境致使它走上了全面改革的道路，結果刺激了美洲殖民地勢力克列奧爾精英們的利益。波旁的經濟改革總體目標是為了使殖民地經濟更好地服務於宗主國經濟。在
歐洲工業革命的背景下，西班牙一方面要復興礦業，積累資本，試圖逐步以自由貿易取代壟斷，使得美洲朝宗主國的原料產地和製成品市場方向轉化，從而構成西班牙國內一個理想的自我經濟循環。
這就導致拉美經濟面向多元化進程，越到後期越難依附於宗主國。這種理想的經濟體制是依靠政治臣服為前提的，西班牙必須要承擔起保障大西洋航線的暢通這一義務，結果19世紀初，西班牙海軍覆滅，西班牙自身都難保，這套經濟政策顯然斷送了西班牙在拉美的經濟發展前景。
在政治上，波旁的改革中，拉美人群不斷受到排擠，當拉美內部白人面對殖民改革政策有色人種的崛起，雙方之間開始出現此消彼長的態勢，克列奧爾精英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採取雙面性的手段，一方面繼續支撐西班牙在拉美的宗主國政權，一方面又扶持獨立運動的開展。
這種雙向性的態度不僅使得拉美獨立運動走的異常艱辛，最終伴隨西班牙半島整體勢力的衰弱以及對拉美控制力度的切斷，費迪南七世的各種瘋狂操作和鎮壓終於促使站在中間的克列奧爾精英引導拉美人群走上了獨立的道路。
不管改革是從經濟上刺激還是政治上的排擠，拉美走上獨立運動的核心還是源於宗主國西班牙自身的衰亡，政治和經濟的雙臣服隨之走向奔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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