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仲華
為了能經常閱視八旗的訓練水平和戰鬥力，清朝統治者經常在南苑以及京西御園等地進行有針對性的軍事操演。比如像玉泉山大閱、暢春園閱武樓、香山演武廳、西廠校射、圓明園水操、山高水長校射等， 這些都是皇帝在園居理政期間、為保持八旗騎射能力和軍事戰鬥力的軍事操演。
一 玉泉山大閱
玉泉山“大閱”主要在康熙時期舉行。據實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後，康熙帝便經常前往玉泉山駐蹕， 但第一次玉泉山大閱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 九月。這一時期正值西北用兵之際，康熙帝連續數年在玉泉山舉行大閱兵，反映了當時他對八旗戰鬥力的重視。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壬申，康熙帝幸玉泉山大閱。開始檢閱前，八旗前鋒、護軍、驍騎及火器營兵皆擐甲冑分翼排列，首先由身披鎧甲的康熙帝騎馬從右翼至左翼檢閱所有參加大閱的列陣，完畢後登上玉泉山巔，御黃幄，此時官兵皆吹角放大炮三次。然後分列式開始， 騎兵、步兵齊放鳥槍，進止整肅，旗幟烜赫。看到這種情形， 康熙帝問身邊的喀喇沁杜楞郡王扎什：“此兵排列進止何如？” 扎什回答：“ 此兵威武非常， 洵無敵之兵也！”敖漢臺吉俺答阿玉錫回答：“ 此兵由皇上指示訓練，故陣勢勇銳，隊伍熟嫻，蒙古兵斷不能若是整齊！” 康熙帝諭管侍衛內大臣蘇爾達等曰：“朕先有諭旨，爾等練習之兵若進退不齊、隊伍不整，必以軍法從事，今觀八旗官兵排列，放大炮鳥槍，進退之時隊伍整齊嫻熟，朕心甚悅！”康熙帝又詢問總管鳥槍騎兵內大臣公長泰：“爾等所練習者幾種？”長泰回奏：“有馬上放一槍又射一箭者，有趨進時放槍不絕者， 有連環旋轉放槍者，有跪而放槍者，有仰臥而放槍者。”康熙帝聽後命鳥槍營表演了趨進時放槍不絕與連環旋轉放槍二種。觀看錶演後，康熙帝龍顏大悅。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辛卯，康熙帝再次大閱幸玉泉山駐蹕。次日，大閱於玉泉山麓。當天閱兵有紅衣大炮等火器助陣， 騎步鳥槍及前鋒、護軍、驍騎官兵各舉大纛旗幟分翼排列，康熙帝身穿鎧甲，巡視完畢後登玉泉山頂黃幄。接著，鳴海螺、放炮鳴槍，先是玉泉山頂皇帝所在的幄中吹響海螺三次，接著八旗官兵吹海螺三次，然後火器營官兵放大炮三次，騎步鳥槍兵放鳥槍三次。各兵種檢閱正式開始，官兵齊聲發號趨進，軍勢威嚴，火炮鳥槍之聲響震山谷。完畢後，康熙帝命擺放靶標，親自射箭，十發皆中。最後又命十五個硬弓侍衛表演射箭。
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月丙午，康熙帝第三次舉行玉泉山大閱兵。當天，火器營護軍、驍騎與前鋒護軍、驍騎等兵種依次排列，康熙帝依舊身披鎧甲，乘馬遍觀後，登上玉泉山巔黃幄。這次閱兵主要檢閱了火器兵放炮。結束後康熙帝親射，發十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並硬弓侍衛等射箭。演戲結束後，賜八旗官兵食。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二月庚午，康熙帝第四次大閱於玉泉山西南，紅衣大炮、火器、馬步、鳥槍軍士及前鋒、護軍、驍騎分翼排列。康熙帝躬擐甲冑，登玉泉山，御黃幄。各軍種鳴螺擊鼓齊進，金鳴眾止，如是者九次。第十次時槍炮齊發，收軍歸陣，隊伍精嚴，旗幟顯赫。當時一同觀看閱兵的青海臺吉扎什巴圖爾等人“皆相顧戰慄，驚歎曰天朝軍威精嚴堅銳如是可畏也！我輩生長沙漠窮荒， 不惟目未經見， 即耳亦未曾聞， 軍威如此，所向又何敵弗克乎？”檢閱完畢後，康熙帝照舊親射，發五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並硬弓侍衛等射。最後，賜八旗官兵牛羊，以示犒賞。
康熙玉泉山大閱基本上就是清代八旗精銳戰鬥力的一次集中訓練，而且已經逐漸形成了比較固定的程式。到了 雍正朝， 雍正帝曾於六年（1728）十二月前往玉泉山大閱。此後，則未見實錄記載玉泉山大閱。自乾隆十年（1745）後則代之以香山演武廳健銳營操演。
二 西廠閱射
玉泉山閱兵之外，康熙時期的另一處校射場所是暢春園的西廠閱武樓。暢春園西廠的閱射，主要是在康熙朝後期，重點是閱試武舉人，一般都是連續三天。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己丑，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完畢後，康熙帝又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射。
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月，康熙帝巡幸塞外回京後駐暢春園。壬寅，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並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曰：“八旗漢軍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者少，嗣後武科鄉會試，當令八旗漢軍應考，即增額無多而精壯技勇者可得矣。”癸卯，再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康熙五十一年（1712） 十月辛酉至癸亥，連續３天在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第三天結束後，康熙帝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令兵丁讀書考試，誠一美事，武職雖以騎射嫻熟、人材壯健為要，若不知讀書，則不知兵法。今提鎮等官俱簡用學問優者，該管兵丁令其教習，故為兵者亦皆鼓舞而讀書者多矣。” 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辛亥，康熙帝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畢，率善射侍衛等射，上親發五矢，皆中。癸丑，再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又如，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癸酉，上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甲戌， 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乙亥，御暢春園內西廠，閱試武舉騎射技勇。由此可見，康熙朝後期，康熙帝在暢春園西廠主要是閱試武舉人，而且時間一般是連續三天。
為實實在在地提升八旗戰鬥力，雍正帝很少舉行閱兵等表演性質的活動，而是在暢春園西部專門設立八旗精銳營，將訓練日常化。雍正帝所設精銳營位於西廠子、聖化寺一帶。雍正九年（1731）二月乙卯，雍正帝諭管理旗務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齊，曾屢降諭旨命都統等善為訓練，俾各兵丁俱成精銳，乃至今尚未整齊，此皆都統等未嘗悉心訓練之所致也。著傳旨與八旗都統等，於驍騎營兵內擇其年少無疾、騎射不堪、不能滿洲蒙古言語之人，滿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漢軍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廠子、聖化寺等處設立一營，令其學習一切技藝。更於驍騎營官員內，擇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滿洲旗分各派二員，蒙古漢軍旗分各派一員，令與兵丁一同學習，使人人皆成精銳。至於八旗前鋒護軍內，騎射稍優、年力精壯、人材可觀而未經服習勤苦之人有願入其中學習者，亦著挑選一千名，另立一營，令其學習。其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護軍校之內有願與兵丁等一同在彼學習者，每旗各派二員。此項兵丁，諸處俱不得差遣，每日學習騎射。所用之馬，令伊等親身飼養，以習勤苦。營內一概不許漢語，惟習清語或蒙古語。其教習趨走超距及清語等事，於索倫新滿洲烏拉齊內挑選好者，分為三四班，令其教習。雍正帝的目的顯然是想訓練一支訓練有素的精銳營，以拯救戰鬥力日漸衰落的八旗軍。
進入乾隆朝後，閱試武舉人的活動基本不在暢春園西廠舉行，但閱射、操演依然不斷，而且逐漸轉移到了臨近此地、位於圓明園西南的“山高水長”閱射。
乾隆六年（1741）五月壬辰，乾隆帝幸西廠子行圍。七年（1742）十月，幸西廠子行圍。十年（1745） 正月，御西廠大幄次，賜外藩宴。十三年（1748）正月，又御西廠大幄次，賜外藩等宴。十五年（1750）七月，又曾幸西廠射虎。十九年（1754）十月，即將派出徵之健銳營兵及京城前鋒護軍官員等，“在圓明園西廠操濟”並賜健銳營官員兵丁等飯。
第一階段是列陣。先是三聲炮響，鐃歌大樂作，奏《壯軍容之章》，八旗領操都統等率領將校軍士，甲冑出營成列。乾隆帝御幄次前帟帳，豹尾班三旗侍衛分翼左右，大帳後樹有黃龍大纛。各部院大臣也身著禮服，分翼序立。八旗傳宜官則騎馬，列於閱兵臺下，乾清門侍衛每翼六人，騎馬列於八旗傳宜官之前，一切準備就緒。
第二階段是皇帝巡視陣容。乾隆帝身著甲冑，乘馬出，兵部堂官上前奏請皇上閱視陣容。然後，乾隆帝親閱隊伍，兵部堂官在前面引導，總理王大臣、滿洲上學士、內大臣、侍衛等人則前引後扈，皆擐甲乘馬。皇帝巡視閱兵隊伍的順序是從左翼開始，由列陣中路行，依次經過前鋒、護軍、驍騎諸隊而南，然後回頭，依次巡視火器營、藤牌兵諸隊而北。乾隆帝巡視完畢後，仍返回帟帳，升寶座，大臣、侍衛及諸執事官環列兩旁。
第三階段是分列式。兵部尚書奏鳴號角，宣佈正式開始，臺下蒙古畫角先鳴，各旗分列之海螺以次遞鳴，營陣擊鼓。營中海螺畢鳴，分列之海螺以次退立於臺下。此時，營中三舉炮，各陣營開始行陣。每個陣營前進距離以十丈為節，鳴金則止，然後麾紅旗，槍炮齊發，鳴金再止。接著，伐鼓，整列馳驟並進，鳴金麾旗，發槍炮如初。如此者九次。第十次行進時，槍炮連環齊發，無間斷，鳴金三次，全部停止。
第四階段是收陣。八旗開鹿角為人門，首隊前鋒、護軍、驍騎營士兵依次出，其他各營士兵緊隨其後，最後是火器營士兵和藤牌兵，之後關閉鹿角門。八旗分鹿角為八行，火器軍結隊而退，各列於初成列之地。
各隊伍還原成大閱之初的隊形，大閱結束。兵部尚書向皇帝跪奏大閱禮成，皇帝釋甲冑，鐃歌清樂作，奏《鬯皇威之章》。扈從的大臣、侍衛亦釋甲冑，具吉服隨駕返還。最後，放炮三聲， 領兵大臣及將士各釋甲冑歸營。此次大閱結束後，乾隆帝甚為高興，稱讚軍隊“不負為滿洲世僕，朕嘉悅焉”，並著加恩將大閱內所有兵丁每人賞給半月錢糧，其餘士兵雖沒有參加操演，亦著加恩每人賞給半月錢糧之半。
乾隆年間，在西廠建閱武樓，乾隆四十二年（1777） 正月、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乾隆帝兩次在西廠閱武樓舉行大規模閱兵，其程式基本相同。
嘉慶二十一年（1816 ），曾修理暢春園閱武樓工程。當年議準，“修理暢春園閱武樓工程需用琉璃瓦，向例核給無色樣琉璃料件，如長寬折見方二尺、內外厚二寸以內者，俱按照七樣博縫例折見方尺，每尺銀三錢二分六釐九毫折給。惟七樣博縫厚僅一寸五分，今暢春園工程取用掛落需頭、掛落階條、押面俱厚三寸至六寸不等，若仍照向例， 以七樣博縫平面折給，未免工價不敷。現按照七樣博縫每尺折算例價，酌加五成，其鉛斤仍照定例折給”。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十月庚辰，道光帝在西廠閱武樓閱圓明園八旗槍操。對於剛剛成立不久的鳥槍營，道光帝頗為滿意：“本日朕御閱武樓閱看圓明園槍操，步伍整齊，施放有準。該兵丁等並非操演營分，乃甫經訓練一年，技藝已臻純熟，陣式又極聯絡，威嚴矯捷，喜慰實深。可見八旗兵弁不乏人材，如能認真激勵，操練得宜，無難悉成勁旅。”
清末，西廠則成為禁衛軍的營房和訓練場。禁衛軍的編練倡議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三月，始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 十二月，成軍於宣統三年（1911） 七月。光緒三十四年（1908） 十二月，清廷頒佈詔書，禁衛軍由監國攝政王載灃統率調遣，貝勒載濤、貝勒毓朗和陸軍部尚書鐵良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第一協協統良弼，第二協協統王廷楨，馬標標統王廷楨兼炮隊統帶宋玉珍。禁衛軍建立後，新軍第一、第六兩鎮輪番守衛宮廷的任務移交禁衛軍承擔。禁衛軍步隊的第一、第二、第三標的兵員主要來自京師八旗及圓明園、健銳營、內外火器營的旗人，軍官則大都調自京師的第一鎮，隊官排長以上軍官多為旗人，第四標的兵員選自直隸、山東的農家壯丁。禁衛軍營房設在西郊暢春園舊址。
三 香山演武廳健銳營操
香山演武廳的出現，與乾隆初年大小金川戰爭的用兵密不可分。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大金川地區土司莎羅奔發動叛亂，當地特有的碉樓建築使得本就地勢險峻的金川地區更加易守難攻。清軍屢攻不下，而且損失慘重，乾隆皇帝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在香山地區仿建金川碉樓，從八旗前鋒營與護軍營內選擇年壯勇健者各一千人操演雲梯攻碉的戰術。
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己亥， 乾隆帝諭：“我國家從前用兵，以雲梯登城為要務，其時人思奮勇，建功受賞，延及子孫。今承平日久，兵革不試，旗人已不知有此藝矣。朕思金酋恃其碉極險固，正可用此破敵，即使金川無所用之，亦滿洲武藝所當訓練者。可於八旗前鋒護軍內，上三旗每旗派五十人，下五旗每旗派三十人，擇其少壯勇健者演習雲梯，以備遺用。交與公哈達哈、査拉豐阿、都統永興、護軍統領慶泰、副都統那穆扎勒管領訓練，並令來保、傅恆、納延泰、旺扎勒更番査閱。俟學習有進，朕亦往觀。” 乾隆提議設立健銳營無疑是有多重考慮的，一是訓練金川攻擊碉樓的戰術；二是傳承人旗兵向來擅長的雲梯登城技藝，保持和提升八旗兵的戰鬥力。同時，乾隆帝這一舉措也是為了緩解八旗生計，為日益增多的八旗人口找到出路。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甲戌，乾隆帝諭：“八旗生齒日繁，朕即位以來屢經施恩，但未食錢糧者不敷養嫌。朕現於香山另立一營，設護軍一千，操演雲梯，即將此一千護軍並護軍校之缺，施恩全行開出，各按佐領，選其出色者挑補護軍校、護軍。其操演雲梯護軍等，照常拴養馬匹外，該旗添官馬一千，分給拴養。伊等既得錢糧，養贍家口，亦可各相奮勉而得上進之路。八旗滿洲等皆朕世僕，當感朕曲為籌畫之恩，勤習武藝，務於儉素，痛戒其奢侈惡習。” 為了解決日益增多的八旗人口，設立健銳營，不僅可以讓“伊等既得錢糧，養贍家口”，又可以“勤習武藝”。這便是乾隆帝通過健銳營實現一舉兩得的用意。
乾隆十四年（1749），金川戰爭清軍取得勝利，乾隆皇帝為了表彰這支部隊的驍勇，正式賜名為“健銳雲梯營”。乾隆帝在上諭中說：“去歲金川用兵，朕思我滿洲兵向用雲梯攻城，因命八旗於前鋒、護軍內，選擇年壯人材勇健者千人，特命大臣監視操演。所選兵丁，各奮勉學習，不數月間，皆已精練，隨徵金川，功成凱旋。如今仍回本營，隨旗行走，則伊等前功徒費。且我滿洲舊日技藝，仍更廢弛。若將伊等專設一營，演習技藝，均可為精銳兵丁，而於緩急之用，更有裨益。即朕遇有行幸，令伊等隨往圍獵，學習行走，更得嫻熟。候回軍之日，不必令回本營，專設一營，令大臣數人管轄操演，特簡大臣一人總統。” 十五年（1750）鑄給健銳營銀關防，從而使健銳營成為常設編制。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閱健銳營兵。此後，乾隆帝便時常臨幸靜宜園，閱視健銳營操演。有清一代，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皇帝在健銳營演武廳前後共閱兵二十餘次。
營址位於香山腳下，沿靜宜園分為左、右兩翼。左翼四旗沿靜宜園北側西向東方向，分別為健銳營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右翼四旗沿靜宜園東側北向南方向，分別為健銳營正黃旗、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除營房外，營區內還設有印房（即健銳營衙門）、官學、檔房、演武場等。士兵平時在各自營區進行操練，操練的項目主要有云梯登城、鳥槍射擊、馬術、騎射、鞭刀等，定期到演武場進行合練並接受皇帝的檢閱。
乾隆還寫下多首閱武詩以讚譽健銳營，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題詩：“八旗子弟兵，健銳居此營。聚處無他誘，勤操自致精。一時看斫陣，異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師頗著名。”乾隆四十二年（1777）《閱武樓閱武因成六韻志事》詩曰：“節前閱武甸場寬，組練生光了弗寒。可勿用仍要以備，不忘危敢恃其安。新疆舊部茲同扈，北貉西戎許並觀。破險衝鋒或經見，正旗堂陣俾初看。銷兵氣共陽和鬯，訓旅心殷揚覲難。示義方還頒禮賜，武臣莫重詡登壇。”乾隆帝還在詩中自注：“邇年攻剿金川，我八旗將士越險摧堅，勇銳百倍，番眾等皆見而畏懾。至若滿洲兵，行陣嚴肅，簡練精強， 則其昔時所未聞見也。”以上種種可見乾隆皇帝對這支部隊的倚重。健銳營也不負帝望，或平定叛亂、或鎮壓起義，或抵禦外侮，或維持秩序，參加了兩次平定金川之戰、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戰、反擊緬王犯滇之戰、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反擊廓爾喀犯藏之戰等。
對於健銳營官兵，乾隆帝恩賞有加。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戊辰，諭：“自設立健銳營官兵以來，操演技藝甚多，今又演習水操，應加獎勵。著施恩添賞養育兵缺一百，於伊等子孫內揀選挑取，以資生計。” 又諭：“健銳營演習水操兵丁等亦照圓明園兵丁例，賞給飯食銀兩。”
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乾隆帝“為旗人籌畫生計，節次加恩，將護軍領催馬甲養育兵缺陸續增添。但八旗生齒日繁。用度不無拮据。著加恩增添馬甲一千名。歸併健銳營添蓋官房。撥給居住。” 五月丁巳，八旗蒙恩新增馬甲一千，並於健銳營建房給住。十月戊申，軍機大臣等議覆：“京城八旗增添馬甲一千名，歸健銳營居住操演。査健銳營額兵，俱系前鋒，增添馬甲，請均作為委前鋒，酌給鳥槍五百杆，火藥等項照例由工部支領，每二人合給馬一匹，共需馬五百匹，請由京城八旗拴養官馬內撥給。每旗增添委前鋒參領各二員、委前鋒校各五員管束，即由健銳營揀選補放。再健銳營既經添兵，靜宜園官兵值班等差應請徹停。” 乾隆不斷增加健銳營兵額，並給兵丁提供官房居住等舉措，進一步體現了乾隆帝設立此營以緩解八旗生計的考慮。這同樣對京西御園附近人口及其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西北兩路用兵，應派京兵共兩千名，便於健銳營內挑得一千五百名，其餘五百名則在前鋒護軍內挑派。乾隆帝諭：“現派出徵之健銳營兵及京城前鋒護軍官員等，著於本月二十一日以前在圓明園西廠操演，並加恩賞飯。”
在傳統八旗兵戰鬥力日益下降的情形下，乾隆帝因邊疆戰事用兵之需，非常重視健銳營的建設。乾隆二十四年（1759） 用兵西北之際，對健銳營官兵亦寄予厚望，並借健銳營之事諭令八旗要切實加強訓練，不得便己求安，荒廢技藝。“健銳營系朕新設，敕大臣等勤為操演，又時親簡閱，始能技藝嫻熟，破賊立功。八旗大臣官員皆有練兵之責，果能盡心教訓，則兵丁技藝自皆一律健銳，又何須另立營名乎？欽惟皇祖以講武練兵不可疏忽，聖諭昭垂，實萬萬年永當遵守者。著傳諭八旗大臣官員等嗣後各除便己求安之私意，惟知訓練兵丁，務使技藝嫻熟，不失滿洲舊習，庶兵丁皆成勁旅，而風俗日以還淳，於國家之事大有禆益矣。此旨著通諭八旗，仍於各旗演習騎射處所刊刻，永遠奉行毋怠。”
乾隆帝對健銳營的訓練不僅要求嚴格，而且也很有針對性。其建設之初，是針對大小金川戰役，為了能攻克碉堡，特別訓練登雲梯技術。乾隆十六年（1751），又開始訓練士兵水戰能力。乾隆十六年十月甲辰，軍機大臣等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奏籌辦圓明園水操船隻事宜：一、每年入塢苫蓋、出塢油艌， 照海船舊例，其銀用司庫存公耗羨，按年解交內務府，會同健銳營大臣經理。至船塢，於清漪園鳳凰墩西南山灣處挑河一道，並於近岸建庫房七間，收貯篷桅等項。另建小房三間，供隨船弁兵居住看守。二、操演所用船隻在平靜水面行駛，因此修造年分毋庸拘海船成例，但也要堅固以供駕駛；每年操演，皇帝親臨校閱。三、水操船隻風篷，非海洋風篷可比，三年更換一次，繩索等件隨時添修，不拘年限；統令健銳營査明，移諮天津水師營，採買南料應用。四、新船八隻，需把總銜兼正舵四員、正舵工四名以及副舵工、正繚手、正掟手、正阿板、正舢板各八名。以上人員皆由水師營分撥，統歸健銳營約束；就近支領錢糧及操演火藥；賞給把總正舵每員房三間，其餘每人兩間， 於附近處酌建。
健銳營兵在昆明湖操演水戰之初，由於兵丁不甚熟習水性，便奉旨由廣東、福建等省保送千總十員，賞戴藍翎，在水師教習上行走。數年後，健銳營委署把總俱熟於掌舵觀風，足敷操演。於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 十二月己卯，軍機大臣議準領侍衛大臣努三的奏報，裁去從廣東、福建報送來的藍翎千總，於把總內挑取四員委署，現在年滿之藍翎千總四員則撥回原省。
乾隆中後期，健銳營官兵亦風氣漸不如前，乾隆帝要求加以整頓。四十年（1775）九月庚申，乾隆帝諭：“健銳營、火器營俱由滿洲兵丁內揀選精壯另立之營，關係最為緊要。現今管理此二營之大臣等操練演習，固屬盡心，但因日久風氣漸不如前，即如在軍營詈斥將軍及近日盜馬之事，若不速行整頓，必至習於下流，大有關係。”為加強管理，乾隆帝派舒赫德總管火器營，派福隆安總管健銳營。鑑於舒赫徳、福隆安管理之事繁多，令其二人不必輪班前往操練，但每一月內要査看一二次，“加意整頓風俗，嚴行約束，毋令為非，惟期精熟技藝”。乾隆帝明確要求，嗣後此二營官兵內如仍有行為不堪者，唯舒赫徳、福隆安二人是問。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規定健銳營、外火器營和圓明園兵丁每三年舉行一次軍政考試，以考核士兵技藝。按照慣例，京城兵丁每三年舉行一次考核，在技能考試中，技藝較優者列為頭等，賞給銀兩，劣者則革退，以示懲勸。但長期以來，唯獨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兵丁不參加三年一次的軍政考驗。有鑑於此，乾隆帝這才規定嗣後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兵丁“亦照京城兵丁舉行軍政，派出王大臣考驗一體辦理” 。
進入嘉慶朝後，嘉慶帝沿襲了乾隆帝的做法，在八旗戰鬥力日漸衰敗的情形下，健銳營和圓明園兵丁成了清軍戰鬥力唯一可以依賴的一部分。嘉慶九年（1804） 三月戊午，嘉慶帝諭內閣：“近見圓明園火器營健銳營兵丁與護軍營兵丁人才迥異，細思其故，緣圓明園等三營兵丁差使繁多，每日操演，聚處一營，該章京等朝夕易於約束，無暇閒遊，互相勵學技藝，講求生計，是以均有長進。護軍營兵丁散處城內，該章京等難於査管，其不值班之日，又不每日操演，往往不知演習技藝，惟於街市閒遊，飲酒賭博，漸入下流者有之。”有鑑於此，嘉慶帝批准了圓明園王大臣關於添設圓明園護軍的奏請，“伊等皆系朕之旗僕，若坐視其不肖，實有不忍。去年管理圓明園王大臣等會奏請添設圓明園護軍，朕未允准，茲念護軍營護軍與其城內散處，莫若酌撥移駐圓明園，每旗移駐護軍或四五十名或二三十名，庶可易於約束。城內護軍人少差多，不暇遊惰，可漸長進，而圓明園兵數加增，足敷當差，兩有裨益”。在嘉慶帝看來，添設圓明園護軍的好處一舉兩得，一方面增加圓明園兵數，確保御園有足夠的兵丁當差；另一方面將城內護軍移往圓明園，減少城內護軍，這樣留下的城內護軍人少差多，便“不暇遊惰，可漸長進”。
嘉慶十四年（1809），健銳營等軍隊的考核結果也說明了這一情形。當年三月己丑，經考核，八旗滿洲內外火器健銳等營兵丁共二萬七千二百餘名應入考驗，列頭等者僅六十名，其中外滿洲火器營列為頭等者二十四名，健銳營列為頭等者十八名。對此，嘉慶帝稱讚“該管大臣等平素尚能留心操演，殊屬可嘉”。有喜亦有憂，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列頭等者僅三名，內滿洲火器營列頭等者僅兩名，八旗護軍左右兩翼前鋒營列頭等者僅十二名。對於這一結果，嘉慶帝批評說：“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兵丁看守禦園，向不派兵派圍，伊等每日值班，無暇練習，尚有可原。至內滿洲火營系專習操演營分，八旗護軍左右兩翼前鋒雖在紫禁城進班，亦系八旗輪值，尚有閒暇操演，且時常派兵隨圍，乃致馬步射平常至此，是該管大臣等平素不能實心訓練。所有管理內滿洲火器營大臣、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均著申飭。”
但這只是表象，隨著王朝衰落，寄託著統治者諸多希望、支撐清朝立國之本“國語騎射”的健銳營也開始日漸荒嬉，戰鬥力幾近喪失。嘉慶十六年（1811）十一月，嘉慶帝風聞近日健銳火器兩營該班大臣“多不在彼住班，尚未深信”，便特諭吉綸密行査訪。據吉綸奏報，健銳營自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初四日，並無大臣在彼住班，火器營初二、初三兩日無人住班。嘉慶帝得知後很是惱火，便立傳諭該二營翼長，交軍機大臣詢問，令其將十月十一日皇帝進宮以後，該二處大臣住班、曠班日期逐一據實交代。據慶桂等人詢問，將住班大臣的情形按日開具清單，進呈嘉慶帝。結果，這段時間內“竟有數日全不住班者，亦有閒住一兩日者，其按期全班直宿者甚屬寥寥”。嘉慶帝看後“殊為可恨”，嚴厲訓斥說：“健銳、火器二營特派多員管理，原令其輪值住班，藉以稽察官兵勤加訓練，乃竟耽習安逸，全不以營務為事，相率曠班不到，在家高臥，眷戀妻孥，恬不知恥，習為故常。此而不加懲創，何以重職守而儆怠玩？”結果，健銳營該班日期單內，德通、慶通、敬敘三人原本應各輪班四日，均全未住班，將德通革去散秩大臣、副都統，慶通革去散秩大臣，敬敘革去散秩大臣、副都統，仍留公爵，隨旗上朝。蘇衝阿本月初四日該班未到，初五日始行前往，“系聞有査辦之信，趕往住班”，也被革去侍郎護軍統領、副都統，退出乾清門。嘉慶帝念其父德楞泰曾著軍功，且只此一子，特意加恩留其侯爵，仍賞給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在處罰完主要責任人後，嘉慶帝規定：“嗣後管理健銳火器二營各員如再有曠班情事，著該二營翼長即行稟知綿恩、拉旺多爾濟勒保等，隨時參奏示懲，庶不致狃於積習，相率玩誤。如翼長不稟，或綿恩等徇隱不奏，經朕查出，定將伊等一併懲處！”
儘管嘉慶時期，嘉慶帝幾乎每年都前往團城演武廳，閱視健銳營操演，而且重視平時紀律的建設，但清軍戰鬥力已是日益衰落。道光時期，演武廳閱視健銳營操得以繼續，但次數明顯減少。道光三年（1823）三月甲午，道光帝奉皇太后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辛丑，又御香山演武廳，閱健銳營操。咸豐年間只有一次。咸豐二年（1852）九月癸丑，咸豐帝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這大概是清朝皇帝在西山健銳營閱視操演的絕響。
四 曰常閱射
為強化“國語騎射” 對於清代“立國之本” 的重要性，清代皇帝在御園中亦時常召集王公大臣及侍衛，進行校射。
圓明園中閱看“布靶”即是京西御園日常閱射的一種。嘉慶十二年八月癸酉，嘉慶帝在圓明園中閱看布靶時，慶郡王永璘因遲到敲喚東角門，章京扎昆珠、伊豐額為之開門。事後，嘉慶帝嚴厲批評此事，“朕閱看布靶，慶郡王永璘來遲，其咎不過罰俸，今擅敢敲喚禁門，章京等亦擅自開門，俱屬不合”。結果，慶郡王永璘被革去總理行營，罰職任俸一年，扎昆珠、伊豐額則被革去辦事章京侍衛班領，罰俸一年，以示警戒。並強調以後閱看布靶時如有來遲者，即自行具奏請罪，如果仍似這般敲門呼喚而章京即行開門者，必當從重治罪。賢良門內閱看“布靶”，雖為日常閱射，但從上面的事件來看，嘉慶帝也是相當重視，甚至規定如果閱射時碰巧有官員要進園謝恩，則一併在賢良門外謝恩即可，“外省應行謝恩道府人員原可進內謝恩，而各部院大臣官員遇朕在勤政殿引見，本應進內謝恩，若遇在出入賢良門閱看布靶之日，即著在出人賢良門外謝恩”。
對朝廷禮制相當諳熟的昭槤在《嘯亭續錄》中亦專門記述了“射布靶”的活動：“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弓馬，殊有古風。每歲上狩木蘭前，將派往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出入賢良門，上親閱之以定優劣，其中三矢以上者，優賚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護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上親閱視，其中優者，立為擢升，歲以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賓射之別，今每春習射，及秋獮前習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於春秋大射之儀尚未之備。餘立朝時，每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禮，終必有議及之日也。”
道光朝也常在圓明園校閱八旗兵丁。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辛酉，諭內閣：“朕於本年七月十六日起閱看圓明園八旗兵丁步射，著該管大臣等每旗由護軍校委護軍校護軍內各揀選五十名，每日帶領二十名，候朕閱看，仍著照舊每人射箭兩枝。此次豫備步射之兵丁等，下次俱著毋庸豫備。朕閱看之後，將射箭兵丁花名造冊諮報軍機處，以備査核。”
除了賢良門內，道光帝亦在山高水長閱看侍衛騎射。“山高水長”舊稱“引見樓”，位於清代皇家園林圓明園的西南角，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欽定日下舊聞考》曰：“萬方安和西南為山高水長樓，西向九楹，後擁連崗，前帶河流，中央地勢平衍，凡數頃。” “其地為外藩朝正錫宴及平時侍衛較射之所，每歲燈節則陳火戲於此。”乾隆九年（1744）《御製山高水長詩》序曰：在園之西南隅，地勢平衍，構重樓數楹。每一臨瞰，遠岫堆鬟，近郊錯繡，曠如也。為外藩朝正錫宴，陳魚龍角觝之所，平時宿衛士於此較射。
據實錄載，道光二十一年（1841）閏三月辛酉，道光帝御山高水長，閱侍衛騎射。甲子，上御山高水長，閱侍衛騎射，翼日如之。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壬午，諭內閣：“滿洲火器營兵丁，原為演習技藝而設，各項武藝俱應教練熟習。乃昨日山高水長閱看馬槍馬箭，皆甚生疏。該管營大臣僧格林沁、哈哴阿、中山、巴清徳、扎勒罕泰均著交部議處，所有馬槍馬箭生疏之兵丁著交該王大臣等嚴行責懲。” 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辛未，道光帝又御山高水長，閱侍衛等騎射，翼日如之。
道光朝八旗各兵種已形同虛設，其戰鬥力不堪一擊。為此，道光帝效仿當年乾隆帝設立健銳營的辦法，於道光十八年（1848）四月命圓明園新建一營，專門教習長矛。“圓明園三旗新建營現習長予，添設教習二人，著桂良即飭令該省營弁羅錦川、常啟雲來京教演。至需用長矛，必應材質堅利，方為合用。著即在該省製造三百杆，交該弁等解送來京，以備演習。其製造銀兩，即於該省藩庫閒款內動用。” 新建一營即圓明園槍營。四月丁丑，經禮部尚書奕紀等奏請，議定《圓明園三旗新建營章程》。奕紀奏報：“査該營演習技藝之前鋒一百二十名，向習解馬，兼習長槍單刀。今擬定仍習解馬， 並習馬上花槍，將別項技藝撤去；披甲人三百名，向習鳥槍雜技，今擬定一百五十名習長矛，一百五十名習單刀，將鳥槍等項撤去。一切事務，向派堂郎中會同三旗護軍統領管理，現査正白旗護軍統領廣敏管轄較嚴，應請將堂郎中撤去，今該員總轄營務，其兩旗護軍統領毋庸兼管，以專責成。”改建後的圓明園三旗新營，既練習長矛，也練習單刀。又擬定了《操演章程》：每旗設立長矛單刀兵各五十名，逐日演習。三個月後，每月小操九次，大操三次，每年四季合操四次。根據合操表現，分別等第，優秀者加給公費，以示鼓勵，生疏者裁去公費，學無成效者，則直接駁回本旗。馬上花槍項目，亦照此一體辦理。此外，不論刀、矛，每十人為一隊，選精熟之人為隊長。所操演的進退步法，皆遵本隊隊長指揮。仍責成護軍校二員，分領刀矛隊長，專司稽査；同時，委護軍參領一員，作為營長，管理操演馬匹，護軍參領一員作為營總，管轄弁兵，辦理本旗事務。自雍正朝在聖化寺專設一營進行訓練後，歷經乾隆朝設立健銳營，到嘉慶朝設立圓明園護軍，再到道光朝新建槍營專習長矛、單刀，都是清廷在面對八旗戰鬥力日漸衰落情形下的修修補補。
綜上，清代統治者為堅持和保護自己的“立國之本”，自始至終強調“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 。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恢復了古代狩獵制度，在塞外設木蘭圍場。每逢秋天便率領皇子皇孫、八旗子弟進行木蘭秋獮。為了時刻提醒滿洲人不忘國語騎射的根本，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在紫禁箭亭、御園引見摟、侍衛校場和八旗校場立《訓守冠服國語騎射碑》。碑上不但鐫刻了皇太極關於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訓令，還強調：“俾我後世子孫臣庶鹹知滿洲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以上，三山五園中的“ 玉泉山大閱”“健銳營閱操” “閱武樓操演”以及“山高水長侍衛校射”等，都是“國語騎射”這一國家政策的反映。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清代京西御園的建設是適應清代國家特殊政治運行模式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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