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末抗擊清兵的愛國將領，他提倡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的座右銘；他是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的《音學五書》是清代第一部音韻學傑作，被認為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鼻祖；他是著名的思想家，學問淵博，著作等身，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也曾多次往來於淮安，留下了大量詩文故事，譜寫了淮安的瑰麗傳奇，他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顧炎武。
一、傳奇人生
顧炎武（1613～1682），本名繼坤，改名絳，字忠清。明亡後，因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
顧炎武生於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為官，從十歲起，跟隨祖父讀書，受到過比較嚴格的儒家教育。十四歲時，加入了當時江南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復社。顧炎武博雅獨行於鄉里，敢說敢為，不拘泥於封建禮教，和同鄉摯友歸莊（文學家歸有光的曾孫）為鄉里人不容，有“歸奇顧怪”之目。青少年時，廣泛接觸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常嘆謂：“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對當時文人無不以浮名苟得為務之風做了無情的批駁。
1644年清軍入關，當時我國南方建立一些“小朝廷”企圖與清廷抗衡。1645年春，顧炎武曾被薦入南京南明小朝廷任兵部司務，他準備了《軍制論》、《形勢論》、《田論》、《錢法論》等作為興復大計，希望得到採納，但當他發現小朝廷混濁失去人心，便辭官回鄉。
1645年，顧炎武與歸莊、吳其沅等人籌劃在崑山發動起義。在蘇州淪陷、松江失守、陳子龍遇難的危急形勢下，顧炎武同歸莊等人死保崑山不得，只能敗下陣來。在撤退的過程中，大多數人慘死，顧炎武與歸莊等人有幸躲過此劫。然而顧炎武一家的情況卻非常悲慘。他的生母在亂軍中被人砍斷了右臂，兩個弟弟也慘遭殺害，嗣母聽說崑山失守後便絕食而死，顧炎武家破人亡。他只好剪髮改裝，扮作商賈，往返於長江中下游和淮安等地。
1655年，顧炎武被當地官僚地主誣告“通海”逮捕入獄，在友人相助下出獄。1657年至1677年，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山東各地，並參與修訂《鄒平縣誌》、《德州志》、《山東通志》，還完成了其鉅著《肇域志》的山東部分。
1677年，他應友人之邀，入陝西，居於華陰，杜門不仕，拒修《明史》，致力於其畢生鉅著《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
1682年正月初八，年邁體弱的顧炎武訪友準備迴歸華陰時，不幸落馬墜地，次日溘然長逝于山西曲沃。曠世大儒，一代碩師，竟以這樣的方式與世長辭。
二、往返淮安
明末清初，淮安為漕運中樞，鹽業集散地，淮關所在地，是水陸通郵的要衝，是屏障淮海的要塞。特殊的地理位置，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淮安成了一大批志士遺民，文人墨客的聚集地。胸懷大志的顧炎武常常往返淮安。
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橫渡長江，進攻江南，顧炎武與他的朋友們在蘇州附近抗清失敗。順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繫，要他聯絡“淮徐豪傑”。此後四五年中，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今淮安），僕僕往來”，奔走於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
這段時間，顧炎武感到前途渺茫，內心異常痛苦，“常鬱郁無所交”。1647 年他寫道：念二年以來，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長於我而死焉者，少於我而死焉者，不可勝數也。1650 年，顧炎武又寫道：“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卻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讎在門戶。”1651 年秋，顧炎武“出門至於淮上”，“臨河（黃河）不渡，徬徨者久之”。此次，顧炎武在淮安停留時間達十餘日，頻繁與淮上諸子會面訂交，結識了不少賢人長者。在淮安住了一段時間後，顧炎武的愁悶之氣一掃而空，又振奮精神四出遊學。但此後，他每隔二、三年必來淮安與王略、張弨等朋友聚首。
康熙七年，顧炎武又一次來到淮安楚州，見到了久別的朋友。這時，顧炎武與王略都是50多歲的老人了。二人顧視對方斑白的雙鬢，感情潮湧。對於顧炎武長年漂泊不定的生活，王略很同情，便關心地勸顧炎武留在淮安楚州。他說：“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為君辦之。”但顧炎武想到事業、學問，便婉然謝絕了他的挽留。王略、張弨依依不捨地將他送到黃河北。王略又陪他住了一夜。第二天分手時，顧炎武賦詩《淮上別王生略》：“子高徒抗手，君獨淚沾衣，送我山東去，春空一雁飛。沂山朝靄合，淮水夜燈微。去去懷知己，愁來不可揮。”
康熙十二年，顧炎武又一次來到淮安。當時王略已經去世，顧炎武便相約張弨一起北上山東，同遊孔廟、濟州。在顧炎武的協助下，張弨寫成《濟州學碑釋文》。二人分手時，顧炎武贈詩給張弨：“張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獨坐淮水濆，臨池伴魚釣。……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長嘯。諸子並多材，筆畫皆克肖。……莫浪逐王孫，但從諸母漂。”
三、結交豪友
顧炎武往來淮安的過程中，在淮安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摯友，他們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萬壽祺、王略、張弨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萬壽祺，字年少，又字若，別號內景道人、壽道人，江蘇徐州人，原明舉人。萬壽祺博學多才，除古文詩詞外，還擅長書畫篆刻，精通琴棋劍曲。1651年秋，顧炎武至淮，看望此時正設館隰西草堂的歸莊，得以與萬壽祺相見，兩人相互仰慕對方的氣節，相見恨晚，遂定交。其間，飲酒吟詩，切磋金石書畫，敘說先朝往事、憑弔殉國志士，相互砥礪，志在“反清復明”。臨別時，顧炎武以小舟載米，來草堂話別，顧炎武贈詩《題萬舉人壽祺》，詩云：“白龍化為魚，一入豫且網，愕眙不敢殺，縱之遂長往。萬子當代才，深情特高爽，時危見縶維，忠義性無枉……會待淮水平，清秋髮吳榜。”對萬壽祺給以高度評價。萬壽祺也專門為顧炎武畫了一幅《秋江別思圖卷》並題記，敘說友情，推崇氣節。1652年五月，萬壽祺因脾痛病卒於淮安。顧炎武攜新婚妻子戴氏從南京素車白馬走九百里抵淮哭之。
王略，字起田，幼年喪父，少年曾追求舉業，中年便閉戶不試，家境比較富裕。但王略不同於一般的富家子弟，為人正直，講信用，重友情，最愛交朋友，“四方賓客至者未嘗不與之周旋”。每當有窮親敞友前來告貸，王略總是慷慨解囊，熱情相助。他的豁達大度很投合顧炎武的豪爽性格，顧炎武讚道：“王君與餘同年月生，而長餘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意相得，凡餘心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不學古而暗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好施，其天性然也。”淮安的“賢人長者”中，“王君起田最與餘善”。亭林評價他的為人：“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為義勇而與人忠。”王略去世時，顧炎武親撰《山陽王君墓誌銘》，高度讚揚了王略。
張弨，字力臣，號亟齋，生於明天啟五年，淮安人。不應科舉，以賣書、畫為生。青年時，他仿效顧炎武不參加科舉，不登仕途，潛心學問，將一生心血付之於蒐集、考訂古碑奇帖，“通經博古，世其家學，專心六書，尤嗜金石文字”，成為清初著名金石書法家。張弨考證彌勤，為人正直，極重視氣節，性狷介清狂。張弨小顧炎武十多歲，二人一見如故，引為忘年之交。後常書信往來，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張弨的花鳥有徐渭、陳道復風，書法俱入妙品，為顧炎武所折服。1673年（康熙十二年），顧炎武又一次來到淮安。當時王略已經去世，顧炎武約張弨一起北上山東，同遊孔廟、濟州。在顧炎武的協助下，張弨寫成《濟州學碑釋文》。二人分手時，顧炎武寫詩《贈張力臣》，勉勵張氏父子刻苦學習，以期對民族、國家有所貢獻。
四、刊刻書籍
顧炎武學問淵博，與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是奠定其學術地位、歷史地位的四大著作，而其中的《音學五書》、《日知錄》都是在淮安刊刻的。
《音學五書》包括《古音表》、《易音》、《詩本音》、《唐韻正》、《音論》五本書，共38卷，系顧炎武用了三十年的光陰得以完成的音韻學鉅著。在書中他提出了不同於當代其他學者的觀點：“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後來戴震、張惠言等提出的四聲，都是根據顧炎武這本書加以發展而來的。
康熙六年（1667年），顧炎武從山東到淮安，顧炎武拿出五易其稿的著作《音學五書》，“託力臣繕寫授梓”。不久，顧炎武便接到張弨的來信。信中說：對他的著作《音學五書》改正了一二百處，由兒子張葉增、張葉箕分別書寫抄清，並告訴他已賣掉一半家產代為刊刻印行。當時顧炎武行囊空澀，正愁無力刊印，接信後十分感激，賦《寄張文學弨》回贈張弨：“遙憶張平子，孤燈正勘書。江山雙鬢老，文字六朝餘。愁絕無同調，蓬飄久索居。”
康熙九年（1670年），繼《音學五書》之後，顧炎武又將已寫成的八卷《日知錄》送到淮安，請張弨刊刻印行。《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是顧炎武從青年時代開始積累資料，花了30多年心血完成的讀書筆記，對後世影響巨大。顧亭林自認《日知錄》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近代二百年來未有此書，則確乎可信也”。《日知錄》是寄託顧炎武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在顧炎武生前，《日知錄》只有八卷本行世，共收讀書札記141條。康熙十年，《日知錄》八卷本刊刻而成，稱為符山堂本。其後，顧炎武的大半著作都由張弨代為刊刻，底版也一直藏在淮安。
為什麼顧炎武這兩部重要的著作都首先在淮安刊刻？其實，顧炎武自己在《廣師》中已經說明，“篤信好古，專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加之，淮安的濃厚的人文氣息，文化氛圍，這兩部著作在淮安率先刊刻也就理所當然了。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時間跨越了300多年，這位被當代歷史學家評為中華兩千年中七十二位偉人之一的先賢在淮安大地的流風餘韻，已經成為淮安人民的珍貴歷史文獻和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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