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八怪”之說，由來已久。但8人的名字，其說出入。據李玉棻《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中的“八怪”為羅聘、李方膺、李鱔、金農、黃慎、鄭燮（又名鄭板橋）、高翔和汪士慎。此外，各書列名“八怪”的，尚有高鳳翰、華嵒、閔貞、邊壽民等，說法很不統一，今人取“八”之數，多從李玉棻說。
揚州八怪，職業而已，不能說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有時含貶義。從康熙末年崛起，到嘉慶四年“八怪”中最年輕的畫家羅聘去世，前後近百年。他們繪畫作品為數之多，流傳之廣，無可計量。僅據今人所編《揚州八怪現存畫目》記載，為國內外200多個博物館、美術館及研究單位收藏的就有8000餘幅。他們作為中國畫史上的傑出群體，已經聞名世界，把徐渭的潑墨手法發揮到頂峰。揚州八怪生前即聲名遠播。李鱓、李方膺、高鳳翰、李勉，先後分別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召見，或試畫，或授職。乾隆八年，弘曆見到鄭板橋所作《櫻筍圖》，即吟誦了“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璽。乾隆十三年，弘曆南巡時，封鄭燮為“書畫史”。羅聘嘗三遊都下，“一時王公卿尹，西園下士，東閣延賓，王符在門，倒屣恐晚；孟公驚座，覿面可知。”怪在哪裡坎坷波折的身世 正在加載揚州八怪字畫欣賞“揚州八怪”究竟“怪”在哪裡，說法也不一。有人認為他們為人怪，從實際看，並不如此。八怪本身，經歷坎坷，他們有著不平之氣，有無限激憤，對貧民階層深表同情。他們憑著知識分子的敏銳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對醜惡的事物和人，加以抨擊，或著於詩文，或表諸書畫。這類事在中國歷史上雖不少見，但也不是多見，人們以“怪”來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們的日常行為，都沒有超出當時禮教的範圍，並沒有晉代文人那樣放縱--裝痴作怪、哭笑無常。他們和官員名士交流，參加詩文酒會，表現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從他們生活行為中來認定他們的“怪”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只有到他們的作品中，來加以研究。獨闢蹊徑的立意“八怪”不願走別人已開創的道路，而是要另闢蹊徑。他們要創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驚雷雨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自立門戶，就是要不同於古人，不追隨時俗，風格獨創。他們的作品有違人們欣賞習慣，人們覺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
正如鄭燮自己所說：“下筆別自成一家，書畫不願常人誇。頹唐偃仰各有態，常人笑我板橋怪。”當時人們對他們褒貶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偏離了“正宗”，這就說明了它所以被稱之為“怪”的主要原由。揚州八怪畫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縛，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重在自己創造與發揮，窮其一生，為創造新的畫風而努力。“揚州八怪”知識廣博，長於詩文。在生活上大都歷經坎坷，最後走上了以賣畫為生的道路。他們雖然賣畫，卻是以畫寄情，在書畫藝術上有更高的追求，不願流入一般畫工的行列。他們的學識、經歷、藝術修養、深厚功力和立意創新的藝術追求，已不同於一般畫工，達到了立意新、構圖新、技法新的境界，開創了一代新畫風，為中國繪畫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業。
不落窠臼的技法正在加載揚州八怪中國繪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人畫自唐宋興盛起來，逐步豐富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是中國繪畫的驕傲。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了眾多的畫派，各具特色，爭雄於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以“四王”為首的虞山、婁東畫派，而在揚州，則形成了以金農、鄭燮為首的“揚州八怪”畫風。這些畫家都繼承和發揚了中國的繪畫傳統，但他們對於繼承傳統和創作方法有著不同的見解。虞山、婁東等畫派，講求臨摹學習古人，以遵守古法為原則，以力振古法為己任，並以“正宗”自命。他們的創作方法，如“正宗”畫家王琿所說，作畫要“以元人筆直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他們跟在古人後面，亦步亦趨，作品多為仿古代名家之作(當然在仿古中也有創造)，形成一種僵化的局面，束縛了畫家的手腳。揮灑自如的筆鋒“揚州八怪”諸家也尊重傳統，但他們與“正宗”不同。他們繼承了石濤、徐渭、朱耷等人的創作方法，“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不死守臨摹古法。如鄭板橋推崇石濤，他向石濤學習，也“撇一半，學一半未嘗全學”。石濤對“揚州八怪”藝術風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師造化”、“用我法”，反對“泥古不化”，要求畫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創作素材，強調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他認為“古人鬚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
石濤的繪畫思想，為“揚州八怪”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併為“揚州八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揚州八怪”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不願與人相同，在當時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們常常把自己少見的東西，視為怪異，因而對“八怪”那種抒發自己心靈、縱橫馳騁的作品，感到新奇，稱之為怪。也有一些習慣於傳統的畫家，認為“八怪”的畫超出了法度，就對八怪加以貶抑，說他們是偏師，屬於旁門左道，說他們“示嶄新於一時，只盛行於百里”。讚賞者則誇他們的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中國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和哺孕了後來像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藝術大師。特立高標的品行他們對當時盛行於官場的卑汙、奸惡、趨炎附勢、奉承等作風深惡痛絕。 
八人中除鄭板橋、李方膺做過小小的知縣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魯連”、“介之推”為楷模，至死不願做官。就是做過官的鄭板橋也與常官不同。他到山東上任時，首先在舊官衙牆壁上挖了百十個孔，通到街上，說是“出前官惡俗氣”，表示要為官清廉。 “揚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匯在詩文書畫之中，絕不粉飾太平。他們用詩畫反映民間疾苦、發洩內心的積憤和苦悶、表達自己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嚮往。鄭板橋的《悍類》、《撫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八怪”最喜歡畫梅、竹、石、蘭。他們以梅的高傲、石的堅冷、竹的清高、蘭的幽香表達自己的志趣。其中羅聘還愛畫鬼，他筆下的鬼形形色色，並解釋說“凡有人處皆有鬼”，鬼的特點是“遇富貴者，則循牆蛇行，遇貧賤者，則拊膺躡足，揶揄百端”。這哪是在畫鬼，分明是通過鬼態撕下了披在那些趨炎附勢、欺壓貧民的貪官汙吏身上的人皮，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 在封建制度極端殘酷又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他們卻敢於與眾不同，標新立異，無怪乎當時一督撫搖頭直稱“怪哉、怪哉”。鄧拓在詠清代著名畫家鄭板橋時曾寫道“歌吹揚州惹怪名，蘭香竹影伴書聲”，可以算作對他們“怪”之特點的總結吧。代表人物正在加載金農作品金農(1687—1764)，字壽門，號冬心，杭州人，人稱八怪之首。 
他博學多才，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畫造型奇古、拙樸，佈局考究，構思別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圖》、《月花圖》等。他獨創一種隸書體，自謂“漆書”，另有意趣。黃慎(1687-1770後)字恭懋，號癭瓢，福建寧化人。他幼時家貧，學懷素書法獲益，以草書入畫，自創風格，擅長粗筆寫意，人物畫造詣最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為題材，也有不少反映社會下層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圖》、《蘇武牧羊圖》等。李鱓(1686—1762)，字宗揚，號復堂，江蘇興化人。他從小喜愛繪畫，16歲時就有了名氣。他曾經作過山東滕州知縣。他受徐謂、石濤影響較大，畫風粗放，不拘法度，潑墨淋漓，設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圖》、《松柏蘭石圖》。李方膺(1695—1755)字虯仲，號晴江，江蘇南通人。曾任縣令、知府約20年，和金農、鄭燮交誼甚篤，善畫松、竹、梅、蘭，晚年專門畫梅自喻。他在一首題畫詩中寫道：“此幅梅花又一般，並無曲筆要人看。畫家不解隨時俗，毫氣橫行列筆端。”他的作品有《游魚圖》、《瀟湘風竹圖》等。高翔(1688—1753)，字鳳翰，號西唐，揚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濤，善畫山水、花鳥，喜畫疏枝梅花，作品有《彈指閣圖》等。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號巢林，安徽休寧人。幼時家貧，居揚州賣畫為生，安貧樂道，精研藝術，擅畫梅。他與金農、高翔、羅聘被時人稱四大畫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圖》等。正在加載羅聘作品羅聘(1733—1799)，字循夫，號兩峰，祖籍安徽歙縣，遷居揚州。他是金農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輩最小，但見識很高，落筆不凡。他終生不仕，以賣畫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圖》、《醉鍾馗圖》等。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他為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曾任山東範縣、濰縣知縣，因開倉賑濟災民，得罪上司，憤然辭官，居揚州賣畫為生。他思想特別活躍，頗有創見，詩出畫造詣俱高，擅畫竹、蘭、石。他還創造了一種集真、草、隸、篆於一體的六分半書體。人稱“亂石鋪街”體。他是一個有很強人民性的畫家，在濰縣任縣令時，給巡撫畫了一幅竹子，題句曰：“齋衙臥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邊壽民（1684年-1752）清代著名花鳥畫畫家。初名維祺，字頤公，又字漸僧、墨仙，號葦間居士。江蘇淮安秀才。他的藝術活動在雍（正）乾（隆）年間，以善畫蘆雁名聞海內。畫花卉亦有別正職。畫潑墨蘆雁，蒼渾生動，樸古奇逸，極盡飛鳴、食宿、游泳之態。潑墨中微帶淡赭，大筆揮灑，渾厚中饒有風骨。又善以淡墨幹皴擦小品，更為佳妙。因他畫蘆雁，稱其所居名“葦間書屋”。他又工詩詞、精中國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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